遂溪县地方史

作者: | 来源: | 时间:2011年06月08日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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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遂溪党组织的建立
第一节 党组织建立前遂溪的社会状况
一、近代遂溪人民的革命斗争
二、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
三、马克思主义在遂溪的传播 
四、雷州青年同志社的成立和革命青年的活动
第二节 党组织的建立和初期的革命活动
一、农民运动的崛起
二、雷州特支的成立
三、配合国民革命军讨伐南路军阀
四、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斗争和协助改组国民党遂溪县党部 
第二章 党组织投身大革命洪流
第一节 革命运动高潮的兴起
一、中共遂溪支部、遂溪县部委的成立和发展
二、农民运动的勃兴和革命武装的建立
三、各界革命运动的开展
四、支援省港罢工及同顽固势力的斗争
第二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遂溪的革命斗争
一、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二、贯彻南路农代会议精神 以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
第三章 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中
第一节 乐民武装起义 
一、海山暴动
二、米昌塘整编农军
三、农军奔袭江洪、纪家反动据点
四、国民党的重兵进攻及乐民城失守
第二节 斜阳岛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
一、创建斜阳岛根据地
二、中共遂溪县委的建立
三、农军转战东、硇两岛
四、农军回师内陆作战
五、斜阳岛的艰苦抗争和最后挫折
六、遂溪进步青年重踏革命征途
第四章 党组织在全民族抗战中重建、发展
第一节 党组织的重建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一、抗日战争初期遂溪的形势
二、重建党组织
三、成立青抗会和掀起救亡运动高潮
四、努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五、打入国民党乡镇政权
第二节 坚持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二、转变斗争方式 巩固和发展党组织
三、审查教育党员和纯结巩固党组织
第三节 开展联防抗日斗争
一、遂溪沦陷后的形势与任务
二、放手发动群众 组织抗日武装
三、以深坭塘为中心的信和乡抗日联防斗争
四、各地联防区的建立和对敌斗争
第四节 独立自主抗日武装和敌后根据地的建立
一、卜巢山抗日中队
二、老马起义
三、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和根据地的开拓
四、大力发展抗日武装队伍 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五章 为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而奋斗
第一节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一、抗战胜利后形势
二、主力部队西进和党组织工作的调整
三、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斗争
四、反抗国民党的“清乡”扫荡和“三征”暴政
第二节 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自卫斗争
一、全国内战爆发后斗争方针的转变
二、主动出击 积极开展自卫斗争
第三节“大搞”武装斗争和扩大游击根据地
一、赤坎会议和伏击“铁胆”
二、人民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
三、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的建立
四、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
五、大力开展武装斗争
第四节 实现战略转移和重建主力部队
一、主力部队东、西挺进
二、重建主力部队 主动出击敌人
三、总结学习 整党整军
四、统战工作的加强 西北区解放区的形成
第五节 全面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一、陈一林起义
二、横扫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 解放遂溪全境
三、全力支援解放海南岛
 
附录
遂溪党组织及其领导人更迭表
遂溪人民政权机构及其领导人更迭表
遂溪县支前司令部及其辖下机构领导人更迭表
遂溪主要人民武装序列表
党领导的主要群众团体序列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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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溪县是广东“四大农运领袖” 之一黄学增的故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南路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策源地和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遂溪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内容极为丰富,具有建党早、干部多、发展快、斗争激烈、影响大等特点,在广东南路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早在十九世纪未叶,遂溪人民就掀起了震惊中外的戊戌抗法斗争,为遂溪县近代革命史谱写了光辉夺目的一页。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后,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在五四浪潮的推动下,遂溪革命青年黄学增、韩盈等人,胸怀救国救民大志,于1920年后相继奔赴广州读书,寻求真理,投身革命洪流。1922年春,黄学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暑假还乡,发动黄广渊、黄宗寿等数十名进步青年,成立“雷州青年同志社”,同土豪劣绅作斗争。次年7月,黄学增、韩盈等人在广州发起组织“雷州留穗同学会”,团结引导高雷旅穗青年参加革命活动。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后,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兴起。7月,黄学增被党组织选派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首届学习,结业后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运特派员,被派往宝安、花县、广宁、高要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和组建中共地方党组织工作,后来成为广东省杰出的农运领袖。随后,遂溪县进步青年陈均达、黄广渊、钟竹筠、刘坚等10人和薛文藻、黄仲义、黄宗寿等12人,先后分别进广州农讲所和黄埔军校学习,后大都被派回遂溪县以至南路地区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10月,黄学增、韩盈、黄广渊等共产党员在遂溪第六区敦文村创建了“雷州特别支部”。至此,中国共产党以革命青年为骨干力量,在遂溪开始有组织地秘密开展工农群众运动,相继组建了一批乡村农会、农军和青年社团等革命组织。11月,广东革命军讨伐盘踞南路地区的反动军阀邓本殷,年底光复了遂溪全境,革命形势旋即迅猛发展。至1926年3月,全县建立起5个区级农会和49个乡级农会,农协会员达2800多人。4月,韩盈、陈光礼、钟竹筠等共产党员协助改组了国民党遂溪县党部;同月成立了遂溪县农民协会。在此前后,还成立了遂溪县妇女解放协会、商民协会、学生联合会、教育协会、反天主教宣传团和江洪渔业工会等革命团体组织。以农运为中心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县铺开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清匪反霸以及反对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如火如荼。1926年10月,中共遂溪县部委成立,党、团员人数各达400多人;同时,各区乡普遍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迅速发展到60000多人,占南路2市15县总数的一半,工农武装增加到数千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遂溪县部委、县农会及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国民党县党部相继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黄广渊等于5月中旬率领农军在海山村举行武装暴动,率先打响了南路人民武装斗争的第一枪。6月下旬,第六、第七区的工农武装500多人整编誓师,发动了震撼南路的武装起义。继而奔袭江洪、纪家等地之敌,并在乐民古城与1000多强敌激战三昼夜。后鉴于敌强我弱,起义军被迫兵分两路活动,一路在遂溪西南部沿海和遂(溪)海(康)边境坚持斗争,后转战于东海、硇洲两岛;一路撤据斜阳岛,建立红色根据地,浴血奋战至1932年冬。
 
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和英勇卓绝的工农武装起义遭到血腥镇压,中共遂溪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之后,受共产党人革命思想影响的遂溪革命志士和进步青年,相继奔赴广州、上海、延安,寻找共产党。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其时,遂溪中学、麻章七小和东海岛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组织起来,宣传抗日,共赴国难。次年8月,遂溪各界进步青年在黄其江、陈其辉等人的发动组织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成立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继而重建中共遂溪党组织。此后,在党的领导下,遂溪广大爱国青年走与农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扎根农村,大办民校,组织游击小组,发动群众抗日。至1939年底,全县共办起民校80多间,青抗会员发展到五六千人,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同时,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于重建后约一年的时间里壮大到450多名党员,并在广大农村建立了坚厚的群众基础,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于1939年冬和1941年春掀起的两次反共高潮,开辟了大片新区。1943年2月,日军侵占雷州半岛,遂溪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党组织肩负起历史重任,领导全县人民,联防自卫,奋起抗击日军。在深坭塘一带人民用土枪土炮击退日伪军的多次进攻,揭开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后,各地抗日武装也相继在黄略、豆坡、新宁、赤坎仔、纪家、其连山、山内河、杨柑圩、东边田、白水塘、江洪等地,打击日伪和汉奸,抗日烽火愈烧愈旺。1944年8月,中共南路特委根据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王若飞等领导人的指示,在遂溪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在老马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共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队伍,把遂溪及雷州半岛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老马起义后,起义军在西北区连续三次粉碎顽军的疯狂进攻,后挥师南下,大力扩军,继而兵分两路,南北挺进,有力地支援了海康、徐闻、廉江、化州、吴川、合浦等地的抗日斗争。在这前后,遂溪抗日武装与日、伪、顽军的斗争极为激烈,相继发生了港门反击战、盐仓遭遇战和夜袭湛川、奇袭崩家塘、下担突围、奇袭新圩、攻克杨柑、保卫山家、血战金围等重大战斗。1945年3月,在西北区成立了广东南路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其后,抗日武装力量迅猛发展,组建了一个主力大队和两个主力团。6月,遂溪主力部队整编为南路抗日人民解放军第一团和第二团。此时,遂溪共拥有抗日武装部队1300多人,民兵1500余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遂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8年的艰苦斗争,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调遣大军进驻遂溪,并在反动政权和地方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对中共遂溪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红色村庄进行疯狂围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遂溪主力部队执行中共南路特委的决定,于夜袭遂溪飞机场后突出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挺进十万大山,转战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广大党员、干部则调整活动地区,依靠群众,坚持地下斗争;各地方武装则精简为武工队,进行锄奸保民活动和反“清剿”斗争。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以后,中共遂溪党组织立即领导全县人民,积极开展“反三征、反内战、反迫害”的自卫斗争,继而集结武装,成立5个武装中队,相继出击了城月、遂安公路、沈塘、江洪、乐民、黎村仔、新桥等地之敌。1947年3月8日,遂溪人民武装在湛(江)遂(溪)公路大路前桥附近公路击毙国民党陆军少将兼遂溪县长戴朝恩,揭开了遂溪以至南路地区革命武装斗争高潮的序幕。紧接着,党在遂溪建立了两个主力团和11个区中队,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在这年间,遂溪人民武装北上廉(江)化(县),南下海(康)徐(闻),与高雷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并在本县迈山、东海岛、河头、遂安公路、长板塘、江洪、余村、坎头岭、烟楼、曲水泊、龙湾、黄略、林东、南和、塘仔、荔枝坑、笔架岭、下黎、合水桥等地,狠狠打击敌人。与此同时,还普遍建立了县、区、乡、村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恢复、建立和健全了交通、情报、税收、卫生等一系列机构,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解放婢女运动,建立和扩展革命游击根据地。1948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庞大兵力,采取“固点联线、分割围剿”战术,重点“清剿”遂溪。这时,遂溪人民武装主力遵照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分别东进粤中和西进桂滇黔,后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粤中和滇桂黔边区的主力部队。随后重建主力部队,主动出击骑牛岭、杨柑圩之敌,打开沉闷局面。同年7月,被编为粤桂边区主力团的遂溪子弟兵,在廉(江)、化(县)、吴(川)兄弟部队的配合下,袭击南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湛江市,继而北上化(县)吴(川)恢复革命政权,南下海(康)徐(闻)开辟游击区。年冬,驻遂溪城的国民党保十团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倒戈起义,斗争形势进一步发展。1949年,遂溪党组织继续宣传发动群众,先后组建了两个独立营和两个主力团,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取得了洋青遭遇战、泮塘伏击战等重大胜利,并一举扫除了义和、调顺、河头、下黎、杨家、土塘、公益、乐民、保安、迈龙、杨柑、豆坡、城里、江洪、遂城镇、南夏、调龙、陈高、调村等数十个国民党反动据点。1949年11月28日,人民武装主力乘南下大军长驱直下高雷之势,攻克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城月,解放了遂溪全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遂溪人民披历艰辛,前仆后继,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先后有黄学增、韩盈、钟竹筠、黄广渊、陈光礼、颜卓、邓成球、陈克醒、薛经辉、余道生、黄凌氏、黄其炜、洪荣、王平、王福秋、陈同德、唐多慧、庄梅寿、陈章、陈海等2800多名优秀儿女,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之中,有的血战疆场,英勇捐躯,用鲜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有的身陷囹圄,不为高官厚禄而变节,不因炮烙之刑而屈服,甚至剖腹取肝,也脸不改色,表现出共产党人坚贞不渝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气节。他们的铮铮铁骨和凛凛浩气,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丰功伟绩,将与天地共存,日月同光;他们的英灵芳名,永为后人缅怀和敬仰。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中共遂溪地方史是中共党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遂溪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这段艰苦、曲折、辉煌的历史,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人自觉肩负历史重任,勇于站在时代前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奋斗精神;坚持从实际出发,将马列主义与本地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决贯彻和正确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发挥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开拓工作新局面的原则和经验;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的特点和优势,广泛开展对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面对强敌和困难毫不动摇,饱经危难而不气馁,在革命遭受挫折和处于低潮时信念不改、信心不变的革命坚定性;认真抓好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在克服缺点和纠正错误中不断将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传统和风尚,等等。这些珍贵的历史经验,对当前和今后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并将变成强大的精神动力,起到鼓舞人心、催人奋发和将党的事业推向前进的作用。让我们从历史知识、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更多的思想营养,提高思想、理论水平,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以及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章 遂溪党组织的建立
第一节 党组织建立前遂溪的社会状况
第一章 遂溪党组织的建立
第一节 党组织建立前遂溪的社会状况
一、 近代遂溪人民的革命斗争
遂溪县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北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遂地含铁杷、扇沙、椹川三县,次年撤椹川、扇沙二县,其行政区域并入铁杷县。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改铁杷县为遂溪县,其区域北接廉江石城,东靠吴川麻城,南临雷州城(原海康县),西濒北部湾。当时的县境,除含今遂溪全境外,还包括今湛江市赤坎区、霞山区、开发区、麻章区、东海岛经济开发试验区和今雷州市纪家镇、沈塘镇,以及今北海市涠洲岛、斜阳岛(1894年涠洲岛、斜阳岛划入合浦县),面积达3499平方公里。东西两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45.7公里,是贯通南北的水陆交通枢纽,海上可直航全国各地港口和东南亚各国。东部的海头汛(今霞山),是遂溪、吴川两县之间的重要海港。它面临南海和东京湾,介于香港和越南海航之中,海面宽阔,航道深长,水深浪静,可容万吨大轮进出,是个天然的军、商良港。汉朝末期,波斯国已有商船驶入遂溪海港贸易,尤其鸦片战争和法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将遂溪东部沿海划为广州湾租借地后,各地船只来往更加频繁。从此遂溪人民与外界接触比较多,思想较为开放,消息灵通,接受新思想,新事物较为容易。
 
十九世纪中叶,由于满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政府腐败无能,民穷国弱,使列强入侵有可乘之机。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后,清王朝惧外妥协,致使法、俄、德、日等列强接踵而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天津、北平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法帝国主义者侵占广州湾的企图,蓄谋已久,于1898年乘列强瓜分中国的割地狂潮,为了均势东方,划分在华势力范围,在中国南疆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作为他长期占领越南,侵略中国西南各省,掠夺丰富资源和倾销工业廉价产品,与英帝国主义争夺在华利益,于这年3月间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广州湾作为停船趸煤之所的无理要求。继而在不待勘界、签约的情况下,于4月22日派遣远东舰队侵入遂溪县海头汛(今霞山沿海陆地),炮轰村庄、占炮台、抢财物、焚毁民房、残杀民众、强奸妇女、占地建营、毁坟筑路、竖立法旗等。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当地民众的愤慨。海头、南柳一带30多条村庄的民众,同仇敌忾,捐款捐物,购买和打造武器,四五百名青壮年自发组织起武装抗法团队,以吴邦泽、吴大隆为指挥,歃血盟誓,决心保卫乡土家园,反击法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曾暗拔界旗、界标、截击法兵、偷袭法营,给法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拉开了遂溪人民武装抗法的序幕。但由于清廷的软弱无能,媚外投降,不予支持,甚至饬令遂溪知县熊全萼派兵阻压,致使侵略者更形嚣张。由于抗法队伍分散各村,武器低劣,又缺乏对敌斗争经验,被法军突袭,各个击破,南柳等村被炮毁瓦房300多间,焚烧草屋400多间,吴邦泽等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村民死伤100多人,财物被劫一空,损失惨重。
 
法帝国主义者镇压海头、南柳一带群众的反抗后,接着又向遂溪内地推进,声言要把租界划至遂溪县城附近的“万年桥”(今新桥河)。法国侵略者的这一行径,更加激起了黄略、麻章一带村民和爱国士绅的愤恨。他们表示宁死不为番奴,主动联络,商议抗法大计,并在“穷人冇(不)要命,富人冇(不)要钱”的口号下,成立武装抗法团队,加强训练;各姓则从祖偿中拨出一笔专款,购买枪枝弹药和自造武器,并发动各家、各村全部捐献出原有的防盗枪械,集中支配使用,决心坚持抗法到底。同时,他们还推选代表上诉于两广总督谭钟麟和广东巡抚鹿传霖,陈述法侵略者的暴行和遂溪知县熊全萼贪污腐化、阻压人民抗法的实情,要求把熊全萼撤换,另委贤能。
 
1899年2月,李钟珏被委任为遂溪县知县。李钟珏是个具有民族感的官吏。他接任后,通过深入查访,亲眼目睹法国侵略者横行霸道、狼子野心的罪行,对群众抗法保乡的要求和行动十分同情。他说:“今日之患,甚于切肤,察看民心,尚有可用。”于是,他承清廷催办团练镇压两广“三点会”反清起义之机,着手筹办团练(武装组织),支持广大群众和爱国士绅的抗法行动。他以县政府的名义,发动各界捐款,仅一个多月就集得捐款6万余贯,4个月组成了以黄略为中心的一个团。团总部设在黄略村“潜移书院”,下分黄略、麻章、平石、文车、仲伙、志满六个营,每营250人,由冯绍琮任团总。当时遂溪一带群众传唱着两首雷州歌。
其一:
七月初四上战地,义勇写明在军衣;
歃血誓师抗到底,决心去扫除番夷。
四邻各地人众起,壮丁报名由自己;
日夜练兵学武艺,黄略案前竖战旗。
其二:
调去姓熊换姓李,姓李姓熊差边天;
姓李做官有本事,不比姓熊只贪钱。
抗法团练组成后,曾在新埠、东菊两地英勇地击溃法国侵略者的大规模进犯,致敌伤亡100多人;夜入赤坎惩办了汉奸走狗敬伍;平石义勇击毙两个来刺探情报和绘图的法国管带和帮管带官,砍下头颅,吊在遂城围杆上示众。平石群众广泛唱着这样一首抗法雷歌:
法国鬼子多诡计,讲打东来突击西;
不料陷入包围网,头破血流哭又啼。
 
法国侵略者累遭惨败,怀恨在心,尤其对黄略一带人民恨之更甚,无时不企图报复。于是勾结钦差划界大臣苏元春,命令部下传谕黄略团总部,谓“军务已定,赤坎归法,黄略、麻章属华,即日勘界,各团不得执械出队,致滋事端”,以此来麻痹各营练勇。1899年11月16日,法国侵略者派出陆军主力分三路进攻黄略,同时派出兵力截断文车、平石的增援兵力,炮轰麻章圩,牵制该地练勇不能离开阵地。时值晚造收割大忙,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黄略闻警,仓促集合抵御,奋勇抗敌,打退法军的几次进攻。但由于弹药不支,伤亡剧增,法国兵团的开花炮不断轰击,硝烟弥漫,黄略团练才不得不撤出战斗。法军攻占黄略后,凶残地杀人、抢劫、烧屋,无恶不作,火光冲天,令人目不忍睹。据不完全统计,这次战斗练勇和群众伤亡270多人,被焚烧房屋1000多间。
 
1899年11月16日,在法国侵略者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妥协,由钦差大臣苏元春与法国提督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把遂溪、吴川两县之间的海港(今湛江港)和原海湾分属遂溪、吴川两县的518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约15万,划为“广州湾租借地”,租期99年。
 
遂溪人民的抗法斗争,给法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有效地遏止其继续侵入内地和西南各省的阴谋。侵略者害怕人民的威力,不得不自动缩小租界范围,从最初企图以遂溪城外的“万年桥”为界,后退30华里至赤坎的文章小河为界。后人为纪念遂溪人民英勇抗法、寸土必争的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特在文章河上建了一座“寸金桥”。解放后,郭沫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遂溪人民这段可歌可泣的抗法历史,分别写下了“一寸山河一寸金”、“寸金桥隔自由云”等不朽的诗句。
 
广州湾成为法租借地后,侵略者为了加强控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奴役遂溪人民,掠夺财富,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招降纳叛,勾结地方官绅,收买网罗一批地方黑恶势力,起用一批如陈学谈之类的人物作为它的走狗帮凶。从此,其势力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渗入全县乃至雷州半岛,遂溪由自给自足、生活安定的社会,演变成为百业凋零、经济崩溃、盗贼横行、治安恶化、民不聊生的社会:
 
(一)盗匪猖獗。当时雷州半岛的土匪有2万人以上,其中以李福隆、肥二、杨陈仔等为首的股匪势力最大。徐闻山纵横100多里是土匪的大本营,广州湾是土匪的防空洞、安乐窝。土匪的武器由广州湾供应,其劫掠的财物在广州湾销赃,吊参(人质)在广州湾吊赎,广州湾法国侵略者当局划定赤坎“西家楼”为土匪销赃吊赎之所。土匪抢劫得手后,则麋集在广州湾花天酒地,宿娼赌博,尽情享乐。据不完全统计,雷州半岛被土匪焚掠的村庄千数以上;农民被杀死、饿死、病死和逃亡的,至少有30万人,约占雷州半岛人口的一半。徐闻县28万人口,被土匪杀死19万,逃亡4万,仅剩5万人。遂溪县江洪港曾有船只210余艘,一年里被土匪焚去120艘,所剩不足一半。农民被逼得离乡别井,外出避难,有做长短工、做乞丐、卖儿卖女的,有被卖猪仔去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做苦工的,有的妇女被抓去卖入娼寮做妓女等等。仅乐民敦文村被“卖猪仔”到南洋的就有10多人。由于土匪、盗贼等的祸害,致使整个雷州半岛田地荒芜,饿殍遍野,一些地方人烟绝迹,草高成丈,处处呈现出一片荒凉恐怖的景象。
(二)广大农民备受横征盘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HT〗法国侵略者侵占广州湾后,反动地方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趁机盘剥农民,各种捐税多如牛毛,各种干利、湿利、晏仔利等不胜枚举。农民租耕地主田地,一年两造收成至少被掠去一半以上,加上大斗入,小斗出,纳这费那费,农民就所剩无几了。若遇上天灾荒年无力交租还债,利上加利,很多农民走投无路,就迫得流亡外地,或卖儿卖女或卖猪仔去南洋做苦工,或加入匪帮。敦文村地主黄海舟,在青黄不接之际,农民向他借谷,他就乘机把一石谷市价为800贯钱的价格提到1400贯钱;收成时他再借农工忙、集市远之机,倒价收购谷,从中既赚谷价又赚利,农民被盘剥得痛苦不堪。姑寮村农民刘宗连借本村地主何成丁一斗谷过年,半年便要还花生二斗,但这年天旱失收无法偿还,到次年本利增至8斗,到第4年共须偿还一担六斗花生。
(三)大量倾销鸦片,掠夺财富,毒害人民。〖HT〗法国侵略者在广州湾租界公开做鸦片买卖,并指使不法投机商贩运到两广(广东、广西)各地,从中牟取暴利。法国殖民者在广州湾或经广州湾倾销鸦片每年达二万多磅,烟馆遍及两广城乡。陈学谈家族和戴朝恩(浑号“铁胆”)等都是靠走私鸦片成为富翁的。陈学谈、陈学森、简绍初等集股成立“三友公司”,承包独家专营,派专人往外地采运,经营烟膏批发,或煮成熟膏分发西营、赤坎等地销售。据统计,西、赤两地有烟馆70多间,雷州半岛各圩镇、乡村也比比皆是。鸦片之毒,使人形销骨立,劳动乏力,家财散尽,遗害后世,人民受害至深。
(四)娼寮妓馆林立。〖HT〗法国殖民当局怂恿一些不顾廉耻之徒,开设妓馆,诱逼良家女子为娼。赤坎的镇台街、花圆街、牛皮街、猪笠街和西营的三角楼等处,统计有娼馆、妓院170多间,公妓、暗娼约有3000人。娼寮、妓馆也逐渐蔓延至内地圩镇,诱骗、拐带、贩卖少女等罪恶活动时有传闻,梅毒、花柳等疾病广为传播,导致不少人家破人亡。
(五)法国当局定期公开招标赌场赌馆,从中获取巨额税收。〖HT〗当地有势力的人物,如陈学谈、戴朝恩等,则以较高标价获得合法开设赌场、馆的专利权,挂着“万利俱乐部”、“两利俱乐部”的招牌,遍设赌场、馆,在赤坎中兴街设立总公司。赌博种类繁多,有番摊、花会、牌九、三色宝等。赌摊除租界外,也蔓延至雷州半岛内地各圩镇。仅租界内大小赌场、馆就有300多间,给平民大众设下了无形的陷阱,倾家荡产者难以计数。
 
自从1840年帝国主义用炮舰轰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社会闭关锁国、男耕女织的时代便一去不复返了。古老的封建帝国“一个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将中国以外的国家一概视为‘夷狄蛮貊’,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斥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全面滞后,却以虚骄、傲慢、冥顽不化的帝国”被强行纳入近代世界的潮流。外国列强对中国每发动一次战争,每签一个不平等条约,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就加深一步,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就加速一程。近代遂溪社会也就在这千古变局中发生着深刻的剧变。遂溪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在痛苦中逐渐苏醒,积极奋起追求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无论仁人志士或村野匹夫都曾以一腔热血奋起抗争,但无论他们怎样努力,都遭到了失败的命运。近代遂溪社会仍是百孔千苍,积重难返,形势和全国一样一天比一天危急。正如当时人们所描述的“国款日见押,国产日见消,路矿日见失,甚至土地日见蹙也”,到处是“兵乱日闻于郡县,盗贼遍扰于城乡,商贾不行,农机停业”的悲惨景况,多少人为此抱恨而终。然而遂溪人民的抗法斗争,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捍卫祖国领土的自发性、群众性的反帝斗争,它充分显示了遂溪人民崇高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慨,震撼中外,写下了反帝斗争光辉的一页。他们保乡卫国,反抗法帝国主义者侵略暴行的英雄行为,教育了后代,对后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遂溪人民在历次革命斗争中人才辈出,为夺取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下,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加剧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谁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结束了延续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在此前后,遂溪也涌现了一批仁人志士,他们满怀爱国热忱,加入了这一革命浪潮。如:1910年,孙中山派遣胞兄孙眉潜至广州湾租界,设立秘密机关,发展同盟会员,筹集经费,支持武装起义,以推翻满清皇朝。其时,遂溪县杨益三(又名常谦)在赤坎经商,曾被选为广州湾商会董事。他在孙眉的启发教育和帮助下,接受了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建立民国的思想,毅然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南路最早的同盟会员和同盟会支部领导人之一。他积极筹集了大批经费,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参与了起义密谋工作。在孙中山领导的统一广东、东征陈炯明叛变的战役中,当时遂溪青年陈式垣任粤军第二师第三团副团长(团长邓演达兼二营营长),调驻广州,拱卫大元帅府。1924年10月,陈炯明向广州大举进犯,陈式垣被派至要冲扼守,战斗十分激烈。他率部英勇奋战,击溃敌军,但他在战斗中身中数弹牺牲。孙中山为表彰其功绩,追晋他为上校,命建碑纪念,并为墓碑书写了“为革命战争阵亡上校陈式垣之墓”的题字。
 
二、 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
辛亥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先进潮流开启了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加快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但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辛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了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响应,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当时,盘踞广东南路地区的反动军阀先后有龙济光、邓本殷。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不惜出卖国家,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从而巩固其统治地位。他们作恶的凶器——枪枝,大多是帝国主义接济。他们不仅苛抽勒索,诈取民脂民膏,还制造假银,坑害百姓。龙济光、邓本殷在统治南路时期,设立种种苛捐杂税,诸如娶老婆税、人头税,甚至猪、牛、鸡、鸭亦莫不有税,在雷州各处,还设有航政牌税、印花税、盐务税、盐埠税、海关税、酒税、屠宰捐……各种捐税,多如牛毛,不可胜数。钱银预征至1927年,提前了10年。更严重的是,“邓逆本殷,盘踞雷州年代,给雷民之痛苦,如迫种鸦片,包庇烟赌,勒索军饷,私铸假银,巧立人头税及各种苛捐杂税,纵兵奸淫及强占民房。雷州人民,遭此蹂躏,遂致耕者不得吃,织者不得衣,民穷财尽,生计日非,酿成哀鸿遍野,盗匪充斥,甚至因此流离失所,辗死沟壑者二十万人” 见《雷州青年同志社善后宣言》 (1925年12月15日)。〖ZW)〗。更有甚者,农民被强迫种植罂粟,导致出现大饥荒,饿死了10余万人。龙济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收留其1000多枪枝,并帮其假道广州湾逃去海南。邓本殷被国民革命军击溃后,法国殖民当局又收留其大批枪械,以期东山再起,并安排其人员在法租界当官,以所谓华人绅士待之。
 
“民国以后,雷州匪风日炽,土匪之多,为南路各属之冠。”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大小军阀对雷州半岛虎视眈眈,你争我夺,连年鏖战,严重摧残地方,致使人民颠沛流离,受害遭殃。在此兵燹人祸、民不聊生的情况下,逼使一些人挺而走险,沦为盗匪。另外,一些农民被旧土匪压迫,不能安居,为了保全自己及家人性命,而被迫作了新土匪。广州湾法租界更加成为土匪的大本营,土匪可以成群结队驻扎广州湾。土匪由于得到广州湾法帝国主义当局的支持,因而实力得到迅速发展壮大,人数众多,枪弹充足,给南路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而受害最深的则是雷州农民。“雷州全属人口被土匪杀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逃亡的,占了一半人口以上”。“遂溪自民国七年至十四年间,兵匪祸民,均无虚岁,计全县三十万命中,被兵匪杀毙及饿死者,达五万余人”〖ZW(〗见《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 作者黄学增。此文曾载于1926年四、五月出版的《中国农民》第四、五期。〖ZW)〗。其中,在1919年夏,匪首李福隆率匪数千洗劫遂溪埠头村,并杀死邻村逃匪农民数千人。次年春,李福隆又率所部攻陷遂溪城,大肆抢劫烧杀。1921年,杨陈仔、肥二股匪1000余人在洗劫姑寮村时,纵火烧毁全村屋舍,全村约1500人中,有800多人惨遭杀害,村庄周围血流成河,堆尸如山,臭气冲天,惨绝人寰!
 
雷州地区匪患严重之时,军阀邓本殷不但不剿匪,反而与土匪勾结,并借助土匪的势力,以巩固其统治地位。所以,其时兵匪混合,匪即是兵,兵即是匪,匪首愈大其获官也愈大。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则乘匪乱之机,藉口维持治安,设立各级(县、区、乡)民团局或保卫局、团练之类的反动武装,自任团局(或保卫局)长,率兵数十,坐局苛抽农民田亩谷、牛捐、猪捐、户口捐等。农民获谷一担,团局便索去四升,养牛一头,每月须纳税银二毫至四毫;宰猪一头,则要抽税一毫至二毫;一百斤片糖,须交税银二毫至四毫。此外,市场上的各种杂物担头、摊位,均须纳税抽捐。
 
遂溪地主富豪对农民的剥削更为厉害。全县当时有30万人口左右,其中农民占95%。为数百分之几的地主富豪,霸占着大量的土地和物资,他们利用天灾人祸,农民生计难聊之机,加重田租,抬高利率,盘剥农民。遂溪农民所租耕的田地,由于干旱瘦瘠,连年欠收,故交租之后,所乘无几,被迫向地主富豪借贷。农民借钱时,如无亲属担保,均须将田屋或妻女抵押,利率以按月二成至四成为度。例如,第六区农民向地主富豪借钱1000文,一年便须纳谷4.5~7升抵息(当时每升谷价值为176文,因谷价高,故以谷代铜钱)。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地主借谷,当时一石谷市场价是800贯钱,但他们却提高为1400贯钱借贷给农民,并以年利率一倍计,半年必须先交一半利息做“垫利”,若不交垫利,则以“垫利”转为“母利”,至年终一律要清本还息。此外,有的债主还设有“晏仔利”、“干利”、“湿利”等等。因此,遂溪农民一年辛苦所得之谷物,大多数要纳给地主富豪顶租,剩下的则为军阀贪官污吏攫取而去,生活极端困苦,长年所吃的是番薯,所住的全是茅屋。农民子弟五六岁就牧牛于野,六七十岁的老翁尚要负重于田间。当时,全县高小学校只有7间,师范学校只有1间,各校员生均为资产者或小资产者,而农民子弟则绝无入校求学者[ZW(]见《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 作者黄学增。此文曾载于1926年四、五月出版的《中国农民》第四、五期。[ZW)]由于农村中文化十分落后,故各村普遍设立庙宇偶像,求神拜佛,算命占卦,乞求风水等迷信思想较为严重。
 
三、 马克思主义在遂溪的传播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给中国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利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俄国十月革命促成中国出现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创办各种进步刊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广东青年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陈独秀、李大钊的直接教育和新思想的熏陶下,积极参与各项革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秋毕业回到广州后,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他们利用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政法学校任教的机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新思想;创办了《广东群报》,以此为阵地传播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理论。是年底,陈独秀到粤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组成了新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其时,一些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广东群报》、《湘江评论》、《新潮》等相继传入遂溪,各种进步思想在青年学生中广为传播。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浪潮的影响下,遂溪进步青年黄学增、韩盈、黄广渊、陈光礼等一批革命志士,他们为了救国救民,寻求革命真理,相继奔赴广东革命运动中心求学,并且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成为遂溪及南路农民运动和中共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成员。黄学增幼年家贫,13岁才入学,曾转读于遂溪县第五小学(乐民小学)和省立第十中学(在雷州城),后因家贫无法维持而辍学回家务农。他亲身经历了艰苦的童年,目睹乡亲们的困境,抱着改革社会和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的愿望,于1920年夏,在亲友的资助下,考入了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韩盈10岁时,父亲和哥哥相继病故,母亲改嫁后遗下他一人随舅父生活,于1920年就读于广州铁路专科学校。黄学增、韩盈在校读书期间,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广东群报》、《每周评论》、《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不久,黄学增参加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和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举办的“宣传员养成所”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和活动(这两个组织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宣传员骨干的阵地),继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指明了革命斗争的道路。党的“一大”后,于是年8月,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也宣布正式成立。 1922年春,黄学增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早期党的成员 。同年3月,韩盈在广州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经常与彭湃、谭平山、张太雷、阮啸山、杨章甫等人一起活动,并结识了陈独秀、张国焘、邓仲夏等人,思想有了很大的飞跃。随后,韩盈与阮啸山、刘尔崧、周其鉴等人还在学校发起整顿校务、改造校风的“读书运动”。中共广东支部成立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发起组织了以团为核心的“新学生社”,作为团的外围组织,是党领导学生运动的得力助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23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执行委员会改组,新地委由张善铭等三人组成,韩盈被选为候补委员。11月,韩盈补充为团广州地委执行委员,兼任会计,12月任团广州地委出版物经理。见1923年10月28日《团广州地委报告》第4号主持团刊工作,约于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学增、韩盈等遂溪青年在广州等地开展革命活动期间,经常给家乡青年同学寄回各种进步书刊,向家乡青年介绍和宣传新文化思想、五四运动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其时,各种进步书刊源源不断地涌入遂溪,遂溪县立第七小学(在麻章)、遂溪中学、遂溪简易师范、雷州省立第十中学等地的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也相互传阅进步书籍,救国救民思想逐渐在这些青年师生中传播开来。进步思想在遂溪青年学生中的传播,逐步启迪了遂溪青年的思想闸门,为遂溪青年开展革命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四、 雷州青年同志社的成立和革命青年的活动
1922年秋,黄学增利用暑假的机会,返回家乡乐民敦文村,向乐民一带的青年学生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引导和组织他们开展革命活动。黄学增回到敦文村后,立即串联黄广渊、黄宗寿、刘靖绪、薛文藻等人,向他们介绍广州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等。
 
黄学增在向家乡青年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与黄广渊、薛文藻、黄宗寿、刘靖绪、黄成美、王树烈等人商议组织成立雷州青年同志社事宜,以此团结雷州地区青年,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与封建反动势力作斗争。随后,他们秘密串联了乐民一带的青年数十人,由黄学增主持,在乐民敦文村成立了雷州青年同志社。雷州青年同志社是雷州半岛第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组织,为中共雷州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干部并打下了组织基础。
 
雷州青年同志社的宗旨是:“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并采用直接行动的方法,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该社成立后,即有组织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不久,社员联名将遂溪县第六区区长兼民团团总陈河广的劣迹控告于驻防军司令部,促使驻防军司令部扣押了陈河广。陈获释后,怀恨在心,加以报复,诬告雷州青年同志社成员通匪,致使一批青年成员如黄广渊、薛文藻等被通缉。黄广渊等人被迫转移到广州等地读书和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在此后约三年时间,雷州青年同志社转移到广州开展革命活动并不断发展壮大,邓成球、黄杰、黄斌……等在广州读书的雷州地区青年学生都加入了这一组织。雷州青年同志社在反动势力的压制下,虽然被迫停止雷州地区的活动,但它为遂溪乃至雷州半岛播下了一批革命的火种。
 
由于在家乡无法立足,黄广渊等一批雷州青年同志社的主要成员便随黄学增一起到广州求学,在广州投身革命活动。1923年,黄学增、韩盈等又在广州发起成立了雷州留穗同学会,籍此团结雷州三县在广州读书的青年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活动。后经黄学增的推荐和党组织的选拔,雷州地区青年陈均达、黄广渊、苏天春、钟竹筠、薛文藻等分别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学习。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与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决定以“党内合作”形式实行国共合作,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会宣告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会后,黄学增、韩盈等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后来改组或建立南路各县、市国民党党部中,为加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8月,黄学增根据时局的变化,在广州召开雷州青年同志社大会(会址设在广州长塘街内),韩盈、黄广渊、薛文藻、陈荣位等20人参加会议。会议研究修订了雷州青年同志社的宗旨和章程,选出黄学增、韩盈、陈荣位、黄广渊、陈荣福、陈遵魁等7人为执行委员,陈均达、田乃英、余晃等3人为候补委员,推选韩盈为主任,黄斌为书记(文书),陈荣位兼任会计。会后,该社将上述情况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备案〖ZW(〗见《中共南路党史大事记》第8页。〖ZW)〗。同年10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粤区代表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由陈延年主持。黄学增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粤区执行委员会候补执委,任工农部助理。同月,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组织下,雷州青年同志社与“广州新学生社”、“广州反帝大联盟”等30多个团体先后举行了“九七国耻纪念大会”和“警告商团示威大会”,并联合发表《为抗议商团军屠杀“双十”节示威的市民告国民书》,遣责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10月13日,“雷州青年同志社”在广州召开会议,反对段祺瑞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加重关税,坑害中国工人、农民和商人的行径。会后,向全省发出通电。
 
1925年夏秋间,为开展南路地区的革命运动,韩盈、黄广渊等由党组织派回南路遂溪开展工作。他们以雷州青年同志社的名义,秘密召集乐民一带的青年120余人开会,宣布恢复雷州青年同志社在本地的活动。大会由黄广渊主持,选出韩盈为雷州青年同志社主任,黄广渊为副主任,并订出制度,规定社员分成若干组,每月集中开会二次,同时布置会员要抓紧开展宣传活动,秘密发展社员及组织农会、农军等。会后社员每人捐献二毫钱在海山村边的轭曲塘搭起几间茅屋作为社址。
 
雷州青年同志社在遂溪恢复活动后,初期由韩盈、黄广渊等在晚上召集社员到轭曲塘社址,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道理,介绍广州等地青年学生运动的情况和革命经验。约两个月社员按3至5人为一组,下乡开展宣传和组织农会、农军等工作。他们采取与农民谈心、谈生活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进行引导,向农民解释社会上为什么有贫富悬殊、穷人为何穷,富人为何富的原因,以此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动员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参加农会,与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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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南路人民“已到了忍不住痛苦的地步”,只要有人起来领导他们闹革命,必定会纷纷起来响应。因此,在雷州青年同志社的宣传发动下,农民们纷纷起来要求参加革命,打倒军阀和土豪劣绅。1925年九十月间,黄学增由中共广东区委派遣秘密返乡指导成立了雷州特别支部。雷州特别支部成立后,雷州青年同志社的活动更趋活跃。黄广渊在乐民秘密组织了雷州青年同志社乐民分社,吸收社员110余人,并组织乡农民协会和联乡武装预备队。何元余带领一个工作小组,回江洪港开展渔工运动。雷州青年同志社乐民分社成立后不久,黄仲琴、黄魁元、黄雨农等又在七区秘密组织了雷州青年同志社纪家分社,吸收社员10余人。
 
雷州青年同志社的活跃活动,引起了一些反动分子的恐惧和仇视。1925年10月,国民党右派分子黄河沣闻报此事后,便企图强行解散雷州青年同志社乐民分社等革命组织。当时,反动军阀邓本殷所部肖团长率队驻防乐民,黄河沣即勾结第六区区长黄仲龄和劣绅陈光烈、黄树芝向肖部告密,诬告黄广渊等人聚众闹事,图谋不轨,要求缉捕黄广渊等。时值国民革命军南讨军抵达化州,肖部闻风仓惶逃往安铺,黄广渊等幸免遭缉捕。
 
1925年12月,国民革命军南讨军阀邓本殷,光复雷州半岛后,雷州青年同志社的活动开始由秘密转为公开。12月15日,《雷州青年同志社对雷州善后宣言》发表,指出“此后对于邓逆之一切恶政,务须根本取消,对于地方之一切建设,务须站在人民利益上面;同时并要灌输以孙总理之三民主义,以冀雷民之彻底觉悟,履行国民党政纲之对内政策,以致雷民之生活满慰,此不惟表现南征之意义,抑亦巩固革命之根基。”同时,还在宣言中代表雷州民众提出以下最低要求:“一、 铲除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二、肃清散兵土匪;三、废除苛捐杂税;四、严禁烟赌;五、 救济失业农民;六、扶助工农团体的发展;七、保护青年之一切利益;八、改良盐务;九、振兴实业;十、整顿教育;十一、提倡女权。”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尽快把雷州半岛的农民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雷州特别支部(1925年10月成立)在雷州青年同志社中选拔骨干,培养党、团干部和农会骨干,并派他们赴各县、区、乡开展农运工作。
其时,黄广渊留在遂溪第六区和第七区活动;薛经辉、周纪被派往第一区,协助韩盈、颜卓开展该区的工作;第二区和第四区也相继有革命骨干前往开展工作。
 
韩盈、颜卓先期已在第一区开展活动,成立了雷州青年同志社遂溪分社。该区的农运工作已很活跃,在青年同志社社员的发动组织下,很多农民已有了参加农会组织的倾向 。1926年5月30日,雷州青年同志社遂溪分社在遂城向各界发出《“五卅”中杀案敬告同胞书》,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狼狈为奸,屠杀上海工人群众的罪行,号召同胞们联合一致,为死难同胞雪耻报仇。6月23日,该分社又与“遂溪县农协会”联合发出《纪念沙基殉难烈士告各界同胞》的传单,进一步揭露英、法、日帝国主义者残杀广州的爱国游行群众的罪行,号召爱国同胞联合起来,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猛烈向英、法、日帝国主义进攻,铲除其工具军阀吴佩孚、张作霖,以完成革命事业。除第一区之外,雷州青年同志社社员在全县各区的活动也很有成效,社员不继增加,广大农民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纷纷要求加入农会。这一景象为南路自古以来所未有。
 
在雷州青年同志社的影响下,遂溪的青年学生运动也很活跃。1926年春,遂溪县第二、第三、第八区和县立初级中学、师范的青年学生相继成立了学生会等组织。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的学生还制定了章程,以促进国民革命为宗旨,开展“学校革新运动、帮助工农运动、救国运动”,提倡“义务教育”等活动。县立第七小学进步教师梁树本,经常向学生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以及扶助农工革命政策,发动学生成立学生会和罢课纠察队,并进行了以“反对压迫、争取民主自由”为内容的罢课斗争。
 
雷州青年同志社是雷州特别支部的外围组织和得力助手,在雷州特别支部的直接领导下,各社员奔赴雷州地区宣传革命思想,广泛发动农民参加农会等组织,农民运动在遂溪乃至雷州半岛已初具规模。
 
第二节 党组织的建立和初期的革命活动
一、 农民运动的崛起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并成立了以共产党人为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积极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工农运动,广东各地的农民运动随之逐步发展起来。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5月在广州黄埔设立了陆军军官学校。7月,中国共产党又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此大量培训农运干部。其时,黄学增刚从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由党组织安排参加了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先后往宝安、花县等地开展农运工作,后来成为广东四大农民运动领袖之一。10月中旬,黄学增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ZW(〗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ZW)〗广东区委候补委员,分工担任工农部助理,其后又调到中共广东区委任农委委员。在此前后,黄学增从遂溪介绍推荐了一批进步青年参加广州农讲所和黄埔军校学习。其中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有:陈材干(第二届,又名陈均达,后任南路农运特派员)、黄广渊(第三届,后任南路农运特派员)和陈阿隆、钟竹筠(女,又名祝君)、余华柱、苏天春(以上4人为第四届)、刘坚 (后派任农运特派员)、陈克醒、吴协民(上3人为第五届)等人。参加黄埔军校第一至第四期学习的有薛文藻、黄宗寿等13人。这批青年在农讲所和黄埔军校学习训练期间,大多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组织,结业后,除部分参加黄埔军校学习的学生被编入军队外,其余的全部被派回南路、遂溪组建党、团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
 
1925年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此时全省已有22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组织,21万农民参加农民协会。但反动军阀邓本殷统治下的广东南路地区,农民运动尚处于萌芽状态,只有海康县的一些乡秘密组织了农协会。为把农民运动普及到全省各地,团广东区委和中共广东区委特派遣当时在广州开展青年运动的南路青年骨干韩盈回到遂溪,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不久,从农讲所和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广渊、苏天春、薛文藻等中共党员先后被任命为农运特派员,派回遂溪与韩盈一起开展工作。他们以“雷州青年同志社”的名义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团结了一批青年农民。但是,由于当时军阀的残酷压迫和黑暗统治,加上地主豪绅的造谣恐吓,被发动起来的农民还不多,地域范围也不广,而且组织也不健全。1925年9月,国民政府为实现广东全省统一,决定再次举行东征和南征,武装驱逐陈炯明、邓本殷势力,以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国民政府,发展国民革命。
团雷州特支成立后,统一了雷州地区的革命领导工作,并通过雷州青年同志社团结、组织和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这些青年在党的教育和鼓动下,分头深入到各地乡村,宣传发动群众,秘密组织农民参加农会。黄广渊等首先在第六区海山村成立了遂溪县第一个乡农民协会——海山乡农会,选举黄宗赐为会长。接着,黄广渊等又在乐民一带成立了乐民、敦文、余村、调神等四个乡农会,并以海山村农民武装为基础,组织了一支70余人枪的五乡联合武装预备队(即农民自卫军)。
 
1925年底,国民革命军光复南路地区。至此,遂溪的革命形势发生下巨大变化,农民运动的开展开始由秘密转为公开化。黄广渊、邓成球、薛经辉、颜卓、周永杰、陈荣位、黄杰、周纪等一批农运骨干纷纷奔赴遂(溪)、海(康)两地,公开宣传和发动群众,放手组织农会。
第六区一带农民在黄广渊的领导下,相继召开各乡农会成立大会,公开选举出各乡农民协会职员,并设立办事处。
1926年1月9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政治部与国民党遂溪县党部在遂城联合主持军民联欢会。韩盈在会上发表演说,向革命军宣传农民运动的意义,要求革命军大力支持农民运动。次日,遂溪县人民代表(农、工、商、学、绅五界)大会召开。会上,彭刚侠、黄斌发表演说,解释组织农会的意义及工商学各界组织团体的必要。韩盈还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号召各界要秉承孙中山“扶持农工”的遗训和国民政府的指示,积极支持农民,建立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同时号召农民兄弟自觉积极投身革命运动,成立农会,以争取自身的权益;宣传“政权归诸人民”的主张,指出人民的公敌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号召遂溪40万民众站到革命的统一战线上去,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进驻雷州半岛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陈铭枢也给予大力支持,于会后在韩盈等人的协助下张贴布告,内容如下:“照得先大元帅提倡三民主义,注重扶植农工。东江、北江各属农民协会已次第成立,农民利益,日见加增。唯南路农民则蒙害最巨,频年以还,受逆军所骚扰,土匪所残劫。加以苛捐杂税,重重剥削,天灾疫疾,无岁无之,荒原千里,农务失时。本指挥目睹此状,惕然忧悚。用是保护农工,以副先大元帅遗训,不容再缓。爰由中央农民部派员指导各地农民,组织农民协会。诚恐地方人士,不明斯意,劣绅土豪从中破坏,以至直接遗害农民,间接反抗政府。本指挥职责所在,断难宽假。如敢故犯,一经查出,定必严惩”。原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4日)。
 
这次遂溪人民代表大会还发表了宣言,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军阀是中华民族及广大人民目前共同的敌人。要打倒共同的敌人,就要进行国民革命。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我们的苦痛才可以解除,生活状况才可以改变,而中国始能成立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的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帮助国民党,巩固革命的基础与发展全国的革命运动,更进而统一中国,建立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时,宣言还对广东国民政府在最短时间将全省的反革命势力肃清,保障反帝国主义的工人罢工,现实行军财政统一、整顿吏治、除盗安民等,表示一致拥护;号召“遂溪四十万的民众,站在革命的战线上去”,“使国民党的势力向全国发展,统一中国,政权归诸人民”。
 
大会于11日闭幕,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裁撤各区保卫局,将所有款项拨给各区农民协会支配等议案全部通过。这次会议之后,广大农民大受鼓舞,情绪高涨,纷纷参加农会。但由于遂溪县长黄河沣(不久伍横贯接任)对农民运动不满,致使这次大会所通过的各项议案未能付之实施。这次会议后,遂溪农民运动如决堤的洪水滚滚向前,各区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26年2月(春节后第三天),由于大会所通过的议案受顽固派的阻挠而无法实施,韩盈、颜卓等又发动和组织附城一带农民2000多人,到遂溪城游行示威。向县政府请愿,要求减免煤油和猪牛捐税,逼使新任县长伍横贯表态承诺,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一胜利,使广大农民再次看到了团结起来的作用和力量,情绪普遍高涨,随后在韩盈等的发动组织下成立了沙坡、坑里园、南和、欧屋、桃溪、东圩等乡农民协会,不久又成立了第一区农民协会。
第二区的农民运动,也是在农民取得斗争胜利之后才得到迅速发展的。当时,该区保卫团局长杨文川肆意苛抽勒索,横行乡里,引起农民的普遍愤恨。1926年1月,遂溪县党部筹备处派邓成球(又名邓足恒)到该区办理党务,并张贴标语、布告,号召组织农会。农民看了布告后,情绪激昂,纷纷说:“如果能打倒杨文川这条毒蛇,我们尽数加入农会。”2月5日,在邓成球等发动下,界炮一带的农民集中到界炮圩,举行集会和示威巡行。当日,县农协筹备处派薛经辉、周纪前往指导,因见群情激愤,恐怕发生意外,便把这次活动改名为“反对日本出兵满洲示威运动大巡行”。巡行时,激愤的农民仍然大呼“捕毒蛇,打杨文川”的口号。巡行至街时,适遇该区联防队兵收税重次而与小贩争执起来,此事当即触起众怒,愤怒的群众连声喊“打”,并围拢上去,将联防队兵打伤,继而涌进民团局,揪出杨文川,顿时拳脚交加,把杨文川打至重伤。此时,群众一下子增加到数千,县派出的委员见状,急忙极力制止,杨文川方免一死。2月8日,为调解此事,国民党遂溪县党部特派韩盈、薛经辉同赴界炮圩,召开各界人民大会,到会者500余人。首先由县长伍横贯演说,大意是责备农民不明法律,解释须纳捐税的理由。继由韩盈演说,主要是宣传解释组织农会的意义和农民团结的必要。会上没提出惩办杨文川的事宜,群众对此甚不满意。而被殴伤的3人,被群众的声势吓倒,只望农民宽恕其生命,不敢有什么要求。痛打杨文川之后,农民普遍被发动起来参加农会,很快便成立了同文、合沟、东边、大塘、海田、枫树、山猪窝、科港、老马、山塘、斗仑等乡农会,农协会员300多人。接着杨柑片的泉水等乡也相继成立了农会,嗣后成立了第二区农民协会,陈星勋、梁茂和为正副委员长。
 
1926年3月5日(农历正月21日),第六区农民协会在乐民圩举行成立大会。各乡派出部分会员约100人(其中武装10多人)参加。大会由黄广渊主持,选出金美荣为区农协委员长(后黄宗赐),黄宗赐为副委员长,黄安农、陈毓鸿等为委员。区农协会址设于乐民圩正街。此时,该区已成立有盐仓、芋园头、松树仔、挟仔、余屋、乐旺、乐民城、田西、海山、内塘、敦文、调神等17个乡农会,共有会员1500多人。会上,黄广渊向农会和会员颁发会旗、会印和胸章。当日,会员手执各色标语纸旗,扛着犁耙等农具游行示威,附近村的狮子班、麒麟班亦前来参加,以壮声势。示威游行时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等歌曲,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工人农民联合起来!”等口号,声震如雷,土豪劣绅,闻声心慄。会后,双村、调神、埠头等村的地主豪绅主动到区农协,表示愿按区农协规定,减租减息,一些地主甚至自动退还多收部分租利给农民,遣送婢女返家,要求加入农会。当时第六区区长罗志坚也主动与区农协联系,表示支持农运,一直关系很好,至1927年3 月被撤职,由潘林雄接任。区农协成立后,田西乡部分会员讨论决议组织“义农社”,定于农历3月4日(1926年4月19日)召开成立大会,并要求黄广渊前往指导。他们宰生猪、焚香烛于孙中山遗像前,拟饮血酒,向孙中山遗像宣誓。黄广渊见此情形,乃令其秘密组织。开会时个个签名,不识字者印指模。誓词大意是:“继承总理遗嘱以奋斗牺牲,如当有事发生时,农会有命令,则不顾生命财产父母妻子以身救国”云云。随后,黄广渊演说,介绍全国革命形势,及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指出必须搞阶级斗争,消灭反动势力,农民才能当家作主……。田西乡农协会成立后,相应组建了农民武装。后来,田西农军擒获雷州著名土匪庞毓清,并解送驻防军惩办。期间,有不少土豪劣绅前往担保。田西农会于是联合300余人担番薯去雷州城充饥请愿,驻防军不得已于5日后将庞匪枪毙。第六区农协成立后,强制执行了减租减息,还对富户借贷,规定不得以谷计本利(因谷价高涨故算谷不算钱),不转回铜钱计利,限每千钱,年息二分计算。还通过与区府协商,捐税有所减轻,为农民利益办了很多实事好事,深孚众望。所以各村发生纠纷,事无大小,都诉诸农会,并得到解决。农民协会俨然是一级政府,在处事中渐次出现了一些越权过界的行为。对此,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曾发出第一号训令,要求第六区农协会:1、所属各乡协会及农民自卫军,务须依照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组织。2、下级机关必须服从上级机关命令。3、区协会只准办理与农民有关事宜,不准包办其他与农民无关的事。4、关于警察行政之事如争讼等项,应归警区办理,区协会不得任意干涉或任意拿人,即认定此事与农民有关,亦须以协会名义照会警区办理,不许直接行动。5、市面税项应由警区征收,除警区应得之费外,其余拨归协会支配。6、区协会常务委员规定由1人至3人(正副执行委员长及秘书)、什役1人,视协会收入经费多少而定,但常务委员生活费至多不得超过15元以上。7、原有农民自卫军4名,现无设立之必要,应即撤销,以省经费。8、区农协会以后非有公事不许在协会内用膳。   
 
第四区的农民运动是在1925年11月邓本殷溃败后才开展起来的。初时,该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是黄杰,不久,黄杰调回海康县,由黄荣接替他的工作。1926年春初,第四区先后成立了寇竹、文里、竹叶塘、城月圩、嘉埠、朝栋、五里塘、土扎等8个乡农民协会,会员320多人。3月11日,第四区农民协会在城月圩成立,推选出黄荣为区农会委员长,叶语为副委员长。
 
第七区在1925年秋已有黄广渊等人秘密开展活动。革命军克复雷州地区后,该区上郎乡于12月初成立农民协会,接着恬神、西月塘、仔坑、迈特、房膏、北界等乡农会也相继成立。1926年3月19日,黄广渊在纪家圩主持召开该区各乡农会代表大会,宣布成立第七区农民协会,选出黄雨农等11人为区农会执行委员,黄雨农为委员长,黄美堂为副委员长,同时还建立了一支60多人枪的区农民武装常备中队。
 
至1926年3月底,全县共成立了5个区级农民协会和46个乡级农民协会,农协会员达2800多人。各区、乡农会成立后,均有农会会旗和农会印章,农协会员均有会员胸章;农协会员必须遵守《会员须知》,并且每月要按章缴纳会费。
 
1926年3月,为加强对全省各地农民运动的统一领导,广东省农民协会决定在潮、梅、海陆丰、南路等六个地区设立办事处。3月7日,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在梅菉成立,黄学增为主任,韩盈任书记(秘书)。南路办事处成立后,为了更好地领导和推动南路农民运动的发展,黄学增深入到南路各县进行调查研究,不久写成了《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的调查报告〖ZW(〗《中国农民》第四、第五期连载(1926年4月1日、5月1日)。〖ZW)〗,其中部分内容具体地反映了遂溪县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文化教育以及农民运动等情况,并揭露了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对人民所犯下的种种罪恶,还明确地提出了今后南路农民运动的发展计划。调查报告对南路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1926年4月,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为了培养农运骨干,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南路办事处委托雷州特别支部在海康县城举办雷州宣传讲习所,遂溪县选派了赖群策、金美荣,陈光生、麦华卓、颜益群、陈星勋、梁尚升,周庚尧、梁质清、陈竹三、肖章甫等一批进步青年参加了学习。学习时间3个月,内容主要有:社会进化史、国耻小史、中国革命史、演讲须知、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和国民党组织法等课程。黄学增、韩盈、黄杰、薛文藻、陈荣位等先后到该所讲课。这批遂溪学员从雷州宣传讲习所结业后,全部回本县各区开展农民运动。
 
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后,在统一财政整治工作中,由于不顾雷州民众的实际,征收各种捐税,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广东雷州除盗(暴)安良会、雷州青年同志社、海康县国民党党部筹备处,遂溪县国民党党部筹备处、海康农民协会、遂溪农民协会等团体联名致电广东国民政府,要求缓办各种捐税。《广州日报》、《广州民国日报》等报刊相继发表文章支持南路各县农民运动。1926年2月20日,《广州日报》发表了《雷州各界请缓办捐税》一文,批评雷州三属财政整理处举办糖捐及煤油专卖等税的错误做法,声援该处各界团体电请暂行缓办的合理要求。该文引用了雷州各界民众团体联名致电广东国民政府电文,指出:“数年来,雷州地区人民受军阀土匪摧残劫掠,脂膏尽净,困苦颠连,创巨痛深,莫可言喻。幸革命军南来,扫除邓逆,痛剿匪帮,雷州人民始得一线生机。但雷州三属整理处(处长李光业)不知民间疾苦,不仰体政府怜恤民意,徒事收入增加,纷纷举办糖捐及煤油专卖等税。雷州人民莫不惊惶失色,悲惨之声不绝于耳。”3月27日,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致电省府有关机关,务请政府训令南路各属财政处取消征收捐税。4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南路农民呼吁惨闻》,指出:“南路遂溪等县各级农民协会,以各属农民对于荒田征粮及高利借贷,甚感痛苦,咋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转当道,分别蠲免取缔。因频年来叠遭兵匪蹂躏,异常残破,统计死亡人口,不下十之五六,荒废田地超过十之六七,烧毁房屋十之五六,而此中尤以徐闻县为最惨,其次为遂溪之第六、七等区,海康之第三、五等区,类皆幕天从莽,遍地榛芜,只剩几处故井颓垣,点缀灰尘白骨,而沃土瘦田,固无论矣。其濒死未死之少数农民,辗转沟壑,或流落余乡,困苦颠连,不堪言状。现幸我革命军来扫除民贼,农民方事葺庐,稍为休息,及催租吏至,鸡犬又为不宁。而农民在邓本殷时,已被勒缴至十六年(即1927年)钱粮。今财政厅又循逐年递增法,令各县长征收过去钱粮,并附补水等项。殊不知农民当此喘息未定之秋,又经几次肤剥,所有脂膏,业已尽净,我政府犹忍向此疮痍,依照成例征收?至于高利贷等,当春耕秋获时,经济每有不给,是向资本家及地主借贷,其利率从三分至八分不等。农民遭此剥削,以致一年劳苦,无力还债,卖妻鬻子,沦落失业。倘不严加取缔,则前途危险依于胡底。”
 
遂溪人民在摆脱反动军阀的严重摧残之后,却又遭受遇国民政府“依照成例征收”各种捐税,致使农民再次跌入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广大农民群众,已逐渐认识到团结、抗争、求存的革命道理,他们在中共遂溪党组织的领导下,革命热情进一步高涨。1926年4月15日,遂溪县农民协会在城月圩举行成立大会,韩盈、陈光礼、邓成球、颜卓、周纪、欧善堂、周永仁、黄学新等被选为县农协执委,邓成球为委员长。县农协会址初设在城月圩当铺内,后迁到遂城文昌庙。此时,全县农会会员已发展到2.8万多人,农民自卫军1000余人,配备长短枪550余枝。4月17日,遂溪县农民协会与刚成立的海康县农民协会发表联合宣言,指出在“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买办阶级、劣绅土豪、资本家、大地主、一切反革命派的铁蹄蹂躏之下”,广大人民“已痛苦到有话都说不出了”。“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等一切反革命派,已联合一致猛烈地向我们进攻。我们为使中华民族之完全解放,为使农民自己阶级完全解放,我们绝对不敢疏忽我们的组织,我们并绝对不敢讲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我们彻底地是要联合全县全省全国全世界的农民兄弟、姐妹、革命军人、觉悟学生和其他一切革命分子,我们绝对是受广东省农民协会和农民国际(世界农会)之监督指挥,猛烈地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等一切反革命派反攻。同时,我们认定中国目前只有促成国民会议,建设全国的统一的国民政府。援助北方国民军及北方民众,拥护省港罢工,促广东国民政府提师北伐,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等一切反革命派”。
 
这个宣言,公开申明农会的奋斗目标是“为使中华民族之完全解放,为使农民自己阶级完全解放”;同时提出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所必须采取的革命行动和斗争策略。
 
二、 雷州特支的成立
1925年六七月间,中共广东区委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开辟南路地区的革命运动,派韩盈回雷州半岛,秘密从事建党、农运和发动群众配合国民革命军南讨邓本殷军阀工作。这期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的陈均达、黄杰、苏天春等,亦先后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任为农民运动特派员,返回雷州半岛工作。是年9月,薛文藻受南路政治宣传委员会委派,回雷州半岛秘密查探邓本殷部队军情和从事兵运工作,为国民革命军南讨作准备。这些人员各负其责会集于遂溪,其时正是陈学谈勾结法帝国主义拘捕革命同志最厉害的时期。在这种环境下,被分散派回雷州半岛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处境十分危险。薛文藻回雷州半岛后,即打入盘踞雷州的驻军中活动。黄广渊自7月返遂溪后,秘密到农村中宣传发动,农民纷纷要求组织农会。
 
为了加强对雷州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向反动军阀和封建势力展开斗争,更好地配合国民革命军“南讨”光复南路地区,韩盈、黄广渊、苏天春、薛文藻等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团粤区委的指示,于1925年10月组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雷州特别支部(简称“雷州特支”,代号“雷枝”),由韩盈任支部书记。这是一个由共产党员创建、以共青团名义出现的党团混合支部,因当时雷州半岛仍由反动军阀盘据,中共党组织不能公开,故用团的名义出现,直属共青团广东区委领导。雷州特支管辖雷州地区(主要是遂溪、海康两县)的党、团员。它的成立,标志着遂溪以及雷州地区中共党组织的正式建立。从此,雷州半岛的革命斗争,开始有了共产党领导核心。
 
雷州地区光复后,雷州特支的活动十分活跃,支部成员分头组织演讲队,在雷州各地召开大会,宣传建立农会的意义,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流氓政客执掌地方政权,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保护农民利益的要求。同时,雷州特支在工作中注意物色对象,培养农民中的骨干分子参加党、团组织。1925年11月30日,雷州特支召开第二次临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韩盈、黄广渊、薛文藻、苏天春。会议回顾了特支成立前后各成员的工作和遂溪、海康等地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并针对国民革命军光复雷州后出现的新问题及发展农运的需要等,作出了几项决议:a、请团粤区委并转中共广东区委设法阻止黄河沣出任遂溪县长、符梦松出任海康县长,并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开除黄河沣党籍;b、对雷州民军处理问题,请广东区党委速派罗汉同志前来指导;c、关于农运问题,请广东区党委派黄学增同志速下及多派农运同志来协助,并请转省农协发给旗印、宣传品;d、关于国民党各县党部的组织问题,请团粤区委转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平山同志,速派专责组织者来。会后,雷州特支分别向团粤区委和团中央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和有关决议。
 
1926年1月10日至11日,雷州特支为了团结、争取各界进步力量,进一步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迅速掀起各项革命运动,通过国民党遂溪县署召集,举行了遂溪县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名义上是由国民党遂溪县府召集,实际上是共产党人主持。韩盈在会上作了对农民运动具有指导性和鼓动性的政治报告。
 
由于雷州特支不断发展壮大。1926年1月25日,“雷枝”向团中央和团粤区委请示:“拟把‘雷枝’分为两组(最近之将来或能多至三组),一在雷州城,一在遂溪城。但遂城离雷城有一百四十余里,邮函至少需三日始达,消息之传达不甚敏捷,故或可把‘雷枝’设两个支部,以后有什么通告,雷城的直接接收。然此两个办法,何种适当,仍希决定指示。”
1926年4月,“雷枝”向团中央和团粤区委关于分设海康、遂溪两个支部的请示,获得团广东区委批复。于是,雷州特支分为遂溪支部(代号“遂枝”)和海康支部(代号“雷枝”)两个支部。遂溪支部由黄广渊任支部书记;海康支部由陈荣位任支部书记。
 
5月,“遂枝”和“雷枝”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关于扩充组织问题,决定在一个月内“雷枝”增加同志10人,“遂枝”增加同志5人,并尽快成立地方委员会。
 
三、配合国民革命军讨伐南路军阀
在国民革命军南讨之前,盘踞南路、琼崖的军阀是邓本殷军及其所部。邓是段祺瑞有意在广东安插的一颗钉子,与从闽、赣边境返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部从东、西两面构成对国民政府的严重威胁。因此,国民政府于1925年9月决定再次举行东征和南征,武装驱逐陈炯明、邓本殷势力,以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国民政府,发展国民革命。中共广东区委和工农群众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发起东征和南征之役。当时,处于萌发时期秘密阶段的南路农民运动,虽因阻力重重,未能大规模的发动和进行激烈的斗争,但它的活动扰乱了军阀后方,积极配合了国民革命军南讨。
1925年10月下旬,国民政府开始出师南讨。为了配合南讨军的胜利进军,薛文藻于同年9月奉命返回雷州半岛,设法潜入雷属军阀中开展各种策反活动。但因环境所迫,薛文藻不能亲身在军中活动,故只派国民党员陈炳森、黄昌亭等潜入蔡春霖部工作。该部拥护国民政府,后由国民革命军雷州讨邓军第二支队司令符振雄改造收编。在此之前的八九月间,黄广渊等在海山村一带秘密组织农会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以海山村农民武装为基础,成立了一支70多人的联乡武装预备队(即农民自卫军,简称“农军”),发动群众开展抵制反动军阀邓本殷的各种斗争,以扰乱敌人后方,并为国民革命军南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南讨军抵达时能发动群众帮助解决革命军后勤供给等方面的问题。10月,在“雷枝”的领导下,遂溪县除暴安良会在乐民成立,主任陈荣位,会址设于乐民圩尤进己铺。该会是由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配合南讨军讨伐军阀邓本殷和打击土豪劣绅,防止群众遭受土匪的残害。该组织成立后,采取村村联防、互通情报、协力抗匪、统一指挥的办法,遏制土匪的活动。当时它在防盗除暴、维护地方治安、发动群众反抗军阀等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
 
1925年10月至11月,南讨军向南进军后,中共遂溪党组织领导人韩盈、黄广渊等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共青团广东区委的指示,领导遂溪及雷州地区的革命青年和群众,全面开展了反对邓本殷的斗争。南讨军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长驱直入雷州地区。驻雷州地区的邓本殷属下蔡炳寰部,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的进攻下迅速崩溃瓦解,其中一股败兵100多人逃到第五区沈塘一带时,被中共遂溪党组织发动的民团武装和群众赶到将其包围并全部缴械。而陈学竣部600余人,也在国民革命军的追剿下,被迫在麻章圩自行解散。至此,遂溪全境光复。1926年1月8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全部开抵遂溪城。9日,该师政治部与国民党遂溪县党部在遂城联合举行军民联欢会,以此庆祝遂溪光复。“雷枝”书记韩盈在会上发表演说,解释农民的痛苦和造成痛苦的原因,宣传革命的意义,很受群众的赞同。第十一师几名长官则在会上揭露邓本殷的罪恶,解释国民党是什么样的党,今后人民应如何同国民革命军合作,继续铲除军阀残余武装及土匪等。南讨的胜利,实现了广东统一,为南路农运的公开发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四、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斗争和协助改组国民党遂溪县党部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之后,黄学增、韩盈、黄广渊、陈光礼、薛经辉、钟竹筠、刘坚、陈荣位等人,按党的部署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具有双重党员身份。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黄学增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期间,黄学增和毛泽东被选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毛泽东负责审查宣传提案,黄学增负责审查农民提案,随后黄学增又被推选主持农民运动决议案的审定工作。大会期间,黄学增在全体会议上呼吁各界支持工人运动,营救工人领袖刘少奇;并代表农民提案审查委员会向国民党“二大”全体会议报告审查“中山、南海、高要等县民团屠杀农民案”的结果和处理意见,最后向国民党“二大”全体会议介绍本次大会的《农民运动决议案》的主要内容和当前保护、促进农民运动发展的措施。
 
1925年10月,国民党中央派员组织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 南讨开始时,南路特别委员会成员随军南进,于同年11月进驻梅菉设署办公。该会是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党员比重较大,主席潘兆銮,委员林丛郁、彭刚侠、、朱曼、许庆之、吴武祥、谭竹山(其中潘兆銮、林丛郁、谭竹山等为中共党员),工作人员韩盈、钟竹筠、薛文藻、杨枝水、陈克醒等都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随后,南路特别委员会向各县派出党务筹备员(其中相当部分是共产党员),筹建和改组国民党地方组织,贯彻国民党“一大”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开展农工运动。与此同时,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在广州的一些进步团体,陆续派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民运动特派员和进步青年来到南路,开展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革命运动。1926年3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成立后,黄学增以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运特派员、国民党广东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兼农民部长、省农协南路办事处主任的多重身份,回到南路开展工作。同时,韩盈也被任命为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兼青年部长、南路办事处书记(秘书);钟竹筠被委任为南路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
 
邓本殷军败走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先后在潘兆銮、黄学增等中共党员的主持下,对南路各级国民党组织进行了筹建和改组。在筹建和改组各级国民党组织过程中,为了加强国民党组织的左派力量,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各县、区的国民党党部中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对于推动当时的国民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更加尖锐和复杂,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1926年4月10日,国民党遂溪县党部在韩盈、陈光礼、钟竹筠、薛经辉、刘坚、陈荣位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进行改组,代表大会在遂城召开,出席代表200多人,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派林丛郁委员到会指导。11日,大会选举党部常务委员时,发现原统计全县党员只500多人,但选举代表时第三区(麻章)却多出400多人,出席大会的200多名代表中,第三区代表几乎是全县代表的半数。审查代表资格时,筹备员报告第三区选举代表不合手续(未经上级派员监选),因而引起纷争。其时,各方纷纷举报:第三区的代表并非选举产生,实际是土豪劣绅王庆云、冯汝祺所雇用,每名光银2元,每日杂用6毫,膳费在外,并承诺在选举获胜后在麻章设宴酬谢,同时还发现在师范学校(代表招待处)拾获王等预选票多张。11日选举时,为防止豪绅贿选包办,决定采用介绍法,并宣读了《广东省党部成立经过及对选举之期望》一文。王庆云等见其贿选计划失败,便率第三区代表退席,并意图捣乱。大会于是作出开除退席代表资格的决定,并推举县长伍横贯、雷州除暴安良会代表陈荣位等负责监选。在这次选举中,陈光礼、邓成球、钟竹筠、薛经辉等中共党员被选为国民党遂溪县党部执行委员。王庆云率领第三区代表退席后,先后在麻章及广州湾聚会密谋,发出造谣传单,并派出代表往省“请愿”。
 
国民党遂溪县党部改组后,5月2日凌晨1时,突然有凶徒10多人从麻章出动,暗藏短枪到县党部谋杀执行委员。当时各人都已就寝,只有陈光礼在楼上秘书处整理文件,他察觉情况后立即熄灯躲避。不久,凶徒蜂涌上楼,四周搜索不见人踪,便砸敲窗户,直至3点多钟才悻悻离去。这次事件,反映右派反动分子的阴险毒辣及对革命运动的仇视,说明了阶级斗争是复杂尖锐的。6月1日,县党部在黄学增、韩盈的指导下,召开执委监察第三次会议,重新分配工作,陈光礼、邓成球、钟竹筠、刘坚分别负责组织部、农民部、工人部、妇女部的工作。
 
国民党“二大”闭幕后,以国民党右派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在广东掀起了反对农民运动的逆流。在严重的形势面前,南路农运的领导者们,严肃批评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倾向。国民党遂溪县党部改组后,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动员推荐了大批进步青年(包括工、农干部)如黄宗赐、金美荣、颜卓等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的地方组织输入了新鲜血液。它对遂溪随后出现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高潮,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26年5月下旬,南路特别委员会召开各县党部会议,薛经辉代表遂溪县国民党党部在大会上报告遂溪反动派谋杀县党部职员事情的经过。经研究,特别委员会作出决议:关于反革命派谋杀县党部职员事件,请遂溪县政府及防军严拿究办,并切实保护县党部职员;报告省党部对那些为遂溪县党务请愿的反动分子应予拒绝或进行扣留;遂溪县监察委员对党员有反动嫌疑者,须严加监察,及随时报告究办;反革命派对抗革命运动,所组织的雷州青年社和雷州革命同志社,由省党部决议勒令解散。会议决定:派钟竹筠、黄荣整顿茂名县党务;韩盈专理钦州、廉州党务和处理防城县党部纠纷案;黄学增负责整顿遂溪各属及廉江党务;委派薛经辉为防城县农工运动专员。
 
第二章 党组织投身大革命洪流
第一节 革命运动高潮的兴起
一、 中共遂溪支部、遂溪县部委的成立和发展
南讨军光复南路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遂溪县的中共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也随之发展壮大。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26年6月,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党团分立问题的指示,原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混合组成的遂溪支部,党团员分开各成立支部,党支部书记由黄广渊担任,团支部书记由刘坚担任。
 
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及其活动在南路尚未公开,所以共产党员一般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以农运特派员、国民党党部成员或筹备员、农民协会职员的身份分散在各地工作。身兼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省农协南路办事处主任、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后任主席)三职的黄学增,较好地利用了当时的统一战线,采取党内合作形式这一有利条件,把共产党员安排到国民党各机关和农民团体中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推动了农运高潮的到来,同时发展了中共党组织。
 
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时,吸收对象主要是农民(因为当地工人少,而农民在各地均有组织)。农民自卫军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党员,一些学校的教员及市镇参加工会的工人也有参加党的。在发展党员过程中,由于政治环境等方面的限制,党的性质、党章、党纲等宣传工作未能普遍和深入,教育培养工作比较简单,一般认为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的就够条件加入党组织。因此,新党员很多对党的性质认识不足,并且绝大部分无预备期,只要有两个党员介绍,便成为正式党员。共青团组织主要以学生为发展对象,青年工人、农民参加团的很少,其组织建设情况和党的差不多。
 
1926年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后,进一步推动了全省农民运动的发展。在会后短期内,农民运动迅速高涨。遂溪、海康两县于4月成立县农民协会,各级农民协会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社会的重大政治活动,农民自卫军协助政府肃清土匪、维持社会治安,农民协会“事实上都是变成农民第二个政府”。〖ZW(〗黄学增:《五四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原载《红旗》第15期(1929年5月)。〖ZW)〗1926年9月上旬,国民党南路代表大会在高州召开,同时召开南路农民、工人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以高州六属为重点,大规模发展农运。
 
为了利于加强对雷州地区党、团组织和农民运动的领导,韩盈、黄广渊、钟竹筠、陈光礼、邓成球、颜卓等12人于1926年10月组建了中共遂溪县部委,由韩盈任部委书记,中共遂溪县部委辖遂溪、海康、徐闻的党、团组织,部委机关设于遂城城隍庙。其时,雷州地区各县的许多区、乡已建立了基层党、团支部或小组,单是遂溪县的党、团员就各达400多人。中共遂溪县部委的成立,有力地加强了对雷州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1927年1月,中共南路地方委员会在高州成立,书记黄学增,副书记王克欧,委员韩盈、钟竹筠、梁本荣等。此后,中共遂溪县部委在中共南路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二、农民运动的勃兴和革命武装的建立
革命军光复南路后,极大地推动了南路农民运动的发展。1926年5月1日,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遂溪选派黄学新、潘良芬2名代表出席大会。会议期间,黄学增在会上作《南路办事处会务报告》,回顾了南路早期农运发展情况,并代表南路农民提出了九项要求:(一)肃清土匪;(二)取消火油专卖;(三)取消田主苛例;(四)取消高利贷借(4~8分息);(五)杜绝假银;(六)取消糖类捐;(七)取缔盐商垄断盐价(一年前,雷州方面每斤盐50文,今125文);(八)蠲免农民钱粮(特别在雷州方面);(九)解散各县民团及保卫局。大会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中国的民族运动,必须要有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号召全国工农大团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黄学增等人回到南路后,迅速向南路各地传达了第二次省农代会的精神。
 
是年7月,广东省农协会南路办事处从梅菉迁址高州城。成员有了一定的调整,主任黄学增,委员韩盈(兼任书记)、梁本荣(兼农民部长)、宣传部长杨枝水、组织部长林丛郁、青年部长王克欧、妇女部长钟竹筠。同时,国民党广东南路特别委员会亦迁址高州。9月,南路农代会和工代会、国民党南路党代会在黄学增主持下,同时在高州召开。农代会决议继续开展二五减租、二分纳息、反对苛捐的斗争,组织请愿团到广州,要求国民政府惩办破坏农运的地主豪绅和不法官吏。工代会动员各县、市工人继续参加政治斗争和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省农代会和南路农代会的相继召开,使遂溪农民运动逐步进入了高潮时期。遂溪全县各地农民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各种政治、军事斗争。
 
(一)第六、第三区农民反对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斗争。1926年3月5日,第六区农民协会成立后的第二天,海山村农会负责人黄凌氏召开全村农民群众大会,大力宣传革命形势,开始斗争土豪劣绅,当众宣布村里的一切权力归农会所有,并宣布没收该村土豪劣绅黄有朋、黄兆顶的财产。第六区农民由于连年受土匪的扰乱和豪绅地主的剥削,生活极为困苦。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各乡农民协会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豪绅地主的重利剥削,并作出决定:由1926年5月6日起,所有借贷不得以谷计利,只准以铜钱计利,每千文年息为二分。第三区麻章圩周围的农民,也在农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反对官僚豪绅的剥削和压迫,要求废除所有田亩高捐和煤油税、屠宰税、过境税等苛捐杂税。麻章附近的群众曾在1926年春某圩日,突然包围圩上的收税员,并捣毁各收税关卡。
 
(二)第六区田西乡农会的清匪斗争。第六区是当时遂溪县土匪活动最猖獗的地区,农民深受匪祸之害,生活和生命都很不保障。因此,该区农会成立后组织农军和除暴安良会,进行清剿土匪的活动。1926年三、四月间,该区田西乡农会大胆行动,擒获匪首庞毓清,并把庞匪押到雷州城交给防军惩办。庞匪曾在乡村以私塾教师的身份为掩护,暗中窝匪藏赃,坐地分红,为当地群众所深恶痛绝,但当时一些豪绅劣辈却为他说情,具结担保。对此,群众更加愤恨,田西乡农会立即组织300多名会员和群众,自备番薯等干粮,步行到雷城请愿,要求防军严惩庞匪,一直坚持5天6夜,终于敦促防军将庞匪枪决了。
 
(三)与贪劣失职县长伍横贯的斗争。1926年4月初旬,法帝国主义者在广州湾派兵侵入华界数里,保护奸商偷运杂货。对此,县长伍横贯不但置若罔闻,没有采取措施封锁港口,反而在省罢工纠察队进行干预时,竟质问纠察队特派员“以何资格来雷办理”。此种昏庸官僚,不但不与人民合作,反而助纣为虐,与人民为敌,于是激起遂溪人民的普遍愤恨。是年6月,遂溪县农民协会联合各界,将伍横贯的劣迹上告于省政府,请求将伍革职。不久,伍横贯终被赶下台去。
 
(四)江洪港渔民的反霸抗税斗争。江洪港恶霸周森材,平时作恶多端,暗中勾结盐务奸商和反动民团局,暴涨盐价,滥摊税捐,大肆鱼肉渔民,江洪一带的渔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1926年秋,黄广渊、何元余、黄安扬等发动全港渔民群众,举行反捐抗税的示威游行,并把周森材扣押起来,召开公审宣判大会,会后将周处决。惩办周霸后,渔民群众拍手称快,盐价从四文钱一斤降为二文钱一斤,部分税捐亦被废除。
 
(五)第七区上郎乡和第二区泉水乡农会的减租退息斗争。1926年5月,第七区上郎乡农会发动群众开展减租退息斗争。上郎村大地主黄巨夫在农民的压力下,退出光银2000多元和100多石租谷。1927年春,第二区泉水乡的农民处于严重饥荒之中。该乡农会为了全乡贫苦群众的生存,特组织一批群众,挑着箩筐,到地主欧学昌家要求减租退息。欧学昌不但没有答应群众的合理要求,反而向下六乡公所请来20多个全副武装的乡兵,企图镇压农民的行动。他恃着有乡兵保护,厚颜无耻地说:“大家都是同姓同族,你们为何要抢我的粮?”乡农会主席欧学张驳斥说:“既是同姓同族,你为何霸占我们的土地?为何要我们养活你?你不稼不穑,却朝鱼晚肉;我们终日劳碌,却三餐无着,这你又作何解释?”此时,农民欧林昌大呼一声:“乡亲们,我们不能白白等着饿死。要粮的跟我来!”于是,一群农民举着扁担、锄头,一齐冲进欧学昌的家里。那些乡兵见势不妙,慌忙逃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地主欧学昌慑于群众的威力,只好答应减租退息,当场交出租谷20余担。
 
(六)发动群众支持和参加各地革命运动。1926年3月,遂溪人民反对日本出兵满洲示威运动大会在遂城举行,发出“快邮代电”传单,敦促国民军进军满洲,铲除奉系军阀张作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共遂溪县支部和县农协认真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的精神,在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广泛地联合各界人士,组成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支持和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5月9日,遂溪县公署、县党部、县农协、师范学联会、雷州青年同志社遂溪分社、县商民协会等单位,联合发起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成立了国民会议促进会遂溪分会,积极支持孙中山提出的解决国事纠纷问题,继而组织遂溪各界举行“五卅”纪念大会,制定了援助省港罢工决议案。同时,雷州青年同志社遂溪分社发出《“五卅”中杀案敬告同胞书》,遂溪县农民协会和雷州青年同志社遂溪分社联合发出《纪念沙基殉难烈士》的传单等。7月11日,北伐青年工作团遂溪分团成立后,大量散发传单,并组织“醒狮剧社”,大力宣传北伐的意义,发动各界募捐经费,支援革命军北伐。
 
(七)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蚀的斗争。法帝国主义自占领广州湾后,即在雷州各处广设教堂,以此作为反动工具,对雷州人民进行文化侵蚀和精神麻醉。其时,遂溪第七区设有圣三教堂,受蒙蔽入教者达500余家,群众受害殊深。1926年5月,黄广渊在第六、第七区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组织了一个反天主教宣传团,深入到各乡村,向群众揭露帝国主义者利用传教而进行文化侵蚀和束缚雷州人民反抗思想的阴谋,发动群众退教反教。经宣传发动后,第六、第七区退出教堂者有60家,一些觉悟了的农民,公开宣布不与教徒来往,并相约不再涉足设有教会的村庄。接着,遂城、纪家等地的教堂和教会学校相继被封闭,神甫、牧师仓惶逃回广州湾,原由教会办的遂城“乐道明民”学校,被县农协、妇协改办为遂溪女子初级小学,由县妇女解放协会主席钟竹筠兼任该校校长。
 
(八)同不法官吏和反动民团武装的斗争。第七区警察署长李成林,自任该职以来,肆意横行,藉案勒索受贿,颠倒是非,剥民膏血,尤其可恶的是接受土匪和劣绅的贿赂,造谣破坏,摧残农会。1926年6月5日,李成林受土豪黄玉洲的巨贿,假县署命令,派兵夜入恬神村,将该村群众黄建候、黄奉缄两人绑回区署吊打,并抄走黄建候家中的财物。第七区农民协会发觉此事后,立即秉理交涉,敦促区署马上放人。李成林见阴谋败露,理亏心虚,只好释放黄建候、黄奉缄两人。事后,第七区农会还列举了李成林鱼肉人民的罪状,呈文县政府,要求将警察署长李成林查办。
(九)武装农民。
遂溪县各区成立农民协会之后,根据斗争的需要,大部分区农会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并集中本区的民间枪枝装备农军。当时,各区农军的枪械配备情况如下:
第一区——共有枪30余枝,其中七九、六八共10余枝,九响、村田共10余枝。
第二区——共有枪50余枝,其中七九、六八共10余枝,九响、村田共10余枝,其余均是土制的单响。
第四区——共有枪40余枝,其中七九、六八共7枝,其余均是九响、村田或土制的单响。
第六区——共有枪320余枝,其中七九、六八共70余枝,驳壳4枝,村田、九响共60余枝,土制七九枪50余枝,其余均是土制的单响。1926年3月4日,黄广渊曾召集该区各乡农会的农民武装270余人进行操练,向各有匪乡作剿匪示威。
第七区——共有枪110余枝,其中驳壳5枝,七九、六八30余枝,村田、九响共30余枝,其余均是土制的单响。
 
遂溪县农民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反动武装的种种阻挠和破坏,但并未因此而停滞;相反,它在与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使农民运动和中共党组织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从而使农民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逐步推向高潮。至1927年春,遂溪县大部分区、乡已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协会员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约占整个南路农协会员总人数的一半,农民自卫军和工团军也增加到数千人,并且拥有各种枪械2000多杆。与此同时,遂溪县工人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学生运动以及教育、商业等方面的革命运动,也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
 
三、各界革命运动的开展
(一)工人运动
1925年7月,省港罢工运动正在开展中,黄广渊从广州回到遂溪之后,曾多次到江洪港进行宣传活动。同年九至十月间,雷州青年同志社乐民分社社员何元余按照黄广渊的布置,带领一个工作小组回江洪港开展渔工运动。江洪港是遂溪县一个重要渔港,当时全港有400余户,多以捕鱼为业。全港原有渔船230余艘,每艘配渔民7人,年中得利,多则2700元,少则2000元,后因遭受土匪劫掠,被焚毁渔船120艘,所剩渔船不足原来的一半,渔利所得,几乎全归该处盐埠及局绅之手,渔民极端困苦见《广东南路各倒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作者黄学增,此文曾载于《中国农民》第四、五期(1926年四、五月)。江洪港的渔民由于深受盐霸、奸商、民团、土豪的重重压迫和剥削,反抗情绪日益强烈,所以在黄广渊、何元余等人的宣传发动下,很快便觉悟起来,纷纷报名参加渔业工会。1926年1月12日,在黄广渊的主持下,江洪港渔业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选举何元余为工会主席,会员90余人。一个多月后,工会会员发展到370余人,并组建了一支数十人的工团军。9月,江洪港渔业工会、工团军和渔民群众在黄广渊、何元余的发动组织下,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反捐抗税斗争。期间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恶霸周森材等人勾结盐务奸商和反动民团局,暴涨盐价,滥摊税捐,鱼肉渔民等罪恶。惩办周森材等盐霸之后,盐价下降了一半,渔民群众拍手称快。在此前后,遂城、麻章圩等地的工人也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工人纠察队,驱逐奸商,并设立关卡,防止广州湾洋货流入遂溪等地,开展抵制洋货运动,以实际行动支持省港大罢工。1926年春,南路工人代表大会在遂溪第三区麻章圩县立第七小学召开,遂溪部分工人和广州湾的海员工人、运输工人、搬运工人、工厂工人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英帝国主义”、“坚决支援省港大罢工”、“打倒法帝国主义”、“收回广州湾”、“打倒军阀”、“打倒土豪”等口号,会后还举行示威游行。
 
(二)学生运动
1926年春,遂溪县第二、第三、第八区的学生和县立初级中学、简易师范相继成立了学生会等组织。师范学生会还制定了章程,以“促进国民革命为宗旨”,开展“学校革新运动,帮助工农运动、救国运动”,提倡“义务教育”。县立第七小学进步教师梁树本等,经常向学生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以及扶助农工等革命政策,发动学生成立了学生会和罢课纠察队,并进行了以“反对压迫、争取民主自由”为内容的罢课斗争。
1926年夏,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第三区麻章学联会成立,并先后发动和组织了两次反对反动学校当局的斗争,每次都坚持一个多月。第一次是在1926年秋,反对军阀和豪绅指使士兵行凶殴打学生,校长王栋、教务主任王子初等不但不同情学生,协助惩办凶手,反而压制、责难甚至开除学生。在学联会的带领下,学生开展罢课斗争,一直到把校长、教务主任赶走才复课。第二次发生在1927年春,学联会发动学生反对校长郑商弦无理开除学生以及那些支持校长的官僚豪绅,公开提出“打倒学阀,铲除学阀”的口号,最后把郑商弦赶走。这两次罢课都是由学联会组织进行的,参加罢课的学生集中露宿,成立罢课纠察队,誓言团结一致,不获胜决不复课。进步老师和学生还组织了宣传队,每逢较大节日都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法帝国主义、收回广洲湾、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并拉队到集市和附近农村宣传和演讲。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兵联合起来”、《农民苦》等革命歌曲和演出短小的活报剧。有一次正逢圩期,宣传队乘机发动群众,捣毁了税站和收税关卡。
 
1926年秋,刚从“广州农讲所”毕业的吴协民被派到遂溪简易师范任教,他向学生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及中国农民运动,发动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同时,中共遂溪党组织领导人陈光礼、颜卓等,也经常在遂溪中学、遂师和师范附小领导学生搞革命活动。每逢农历二、五、八遂城东圩、南门圩的圩期,中共遂溪党组织都派员组织学生,举着革命宣传队的队旗列队进城,在孙中山和马克思的像下,向赶集的农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救国道理,并在圩上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等革命歌曲。
在遂溪简师和师范附小中,比较活跃的学生有程永光、陈星勋、陈星焜、陈有恒、苏作学、宋希濂、招炳奇、殷杰等人,代表党组织出面领导学生活动的一般是陈光礼、颜卓和钟竹筠。每次学生列队游行,都由程永光领队,并指挥大家唱:“走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开辟自己的路,勇敢向前稳着脚步,要高举革命的旗帜,我们是中国革命少年先锋队。”那时,在中共遂溪县党组织的领导下,许多学校已组织起少先队。
 
学生除了在白天游行和圩期进圩场宣传外,有时在晚上还由陈光礼、颜卓等带领到城外的北门、钉秤、沙坡等村宣传,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并教农民唱《农民苦》歌。这支歌有一段的内容是这样:“六月割禾真辛苦,点点汗滴禾下土,地主们快活阿来收租!”。
 
开展反封建、破除迷信活动,也是当时遂溪学生运动的重要内容。他们揭露官僚土豪、恶霸、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的罪恶,以及用“贫贱富贵”是“天生注定”的天命论来麻醉人民的阴谋,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闹革命,推翻反动统治,争取自由解放。当时,在“浸信会”工作的梁尚才和梁尚德带领学生和群众,把城隍庙、火神庙、雷神庙的阎王、火神、雷神等偶像统统砸烂烧毁。这一革命运动,虽然遭到一些封建思想严重者的反对,但是大多数群众都表示拥护和支持。
 
在此期间,遂溪县妇女解放协会、县学生联合会,第二区(杨柑)、第三区(麻章)、第八区(洋青)的学生联合会;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等区的教育会,以及遂城、麻章、城月、沈塘等圩镇商民协会等进步团体,于成立后纷纷开展革命活动,与遂溪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汇成了声势浩大的大革命运动高潮。
 
四、支援省港罢工及同顽固势力的斗争
1925年,上海发生租界巡捕枪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之后。中共中央向广东区委下达了举行援沪同盟罢工的电令。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组织广州、香港两地工人,举行支援上海反帝爱国运动的罢工。
 
当省港罢工深入开展时,广东国民政府进行了统一军政、民政、财政各项整治工作,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反动势力对不断高涨的革命运动企图极力破坏,南路军阀邓本殷等沆瀣一气,扬言出兵推翻国民政府,镇压罢工运动。年底,省港罢工委员会派遣工人纠察队由队长符抗雄、宣传队长张伟琪率领,进驻雷州半岛。“雷枝”发动各区农协、农军、渔业工会、青年同志社、学生等进行广泛宣传,并配合纠察队封锁港口,禁运往返香港的货物,有力地支援了省港大罢工。共青团遂溪县支部于1926年5月30日,发动遂溪各界人民举行了“五卅”纪念大会,制定了援助省港罢工决议案。同日,雷州青年同志社遂溪分社发出《“五卅”中杀案敬告同胞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狼狈为奸,残酷屠杀上海工人群众的罪行,号召同胞们团结一致,奋起反抗,为死难同胞报仇。6月中旬,雷州财政处处长李光业公然由广州湾购办大批仇货(当时禁运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运返海康,被沈塘纠察队员陈宗福查获。陈等随车至雷州财政处与李光业论理,反被扣起殴打。群众对此十分气愤,雷州青年同志社、省港罢工委员会驻雷州纠察队、海康县总工会、海康县农协会、海康县国民党党部等单位召开联席会议,作出决议:1、通电反对李光业摧残罢工,破坏封锁;2、反对雷州财政处勒抽苛细杂捐。随后,各界联合选出代表6人到财政处交涉,要求释放纠察队员。李光业自知不能粉饰罪状,只好假意向群众道歉。其后,各界又联合上诉广东国民政府和省党部。广州出版的《工人之路》于8月7日发表《雷州财政处长之蛮横》一文,指出李光业用此毒辣手段对待罢工纠察队,“此风一长,不特罢工前途悲观,而法律亦失效矣”。6月23日,遂溪县农民协会和雷州青年同志社遂溪分社联合发出“纪念沙基殉难烈士”的传单,揭露英法帝国主义屠杀广州爱国群众的罪行,号召各界同胞联合起来,发扬先烈的革命精神,猛烈向英法日帝国主义进攻,铲除其爪牙——吴佩孚、张作霖等反动军阀,以完成革命事业。
1926年6月20日,中共广东区委独立组建和掌握的叶挺独立团受命出师北伐。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遂溪青年黄仲义、郑仲璋等参加了北伐,郑仲璋在北伐战争中英勇牺牲。
 
1926年10月9日,省港罢工委员会驻遂纠察队奉命赴雷城集中,在麻章圩被当地联团团长率众拦住去路,将车毁坏,并诬告于遂溪法庭,说纠察队毁烂其车。该法庭法官陆法铨不问是非黑白,反而暗中勾结麻章民团局长和土豪梁墨斋、姚炳枢等人,指使武装团警及源泰汽车公司数百人,蜂涌而来,围攻殴打纠察队员,其时纠察队员已经拔队向遂城进发,当走到甘霖村附近时,反动团警乘坐5辆汽车追到,将纠察队全部缴械,并将所有公款和行李衣物抢劫一空,甚至将纠察队长符抗雄和特派员陈车名等26人拘禁起来。法官陆法铨、土豪姚炳枢等喝令民团警察及汽车工人等任意殴打,并将各队员衣服撕烂,将各队员捆绑押返警署,略为审讯,即用汽车运往遂溪县城分法庭留押,所抢各物一概埋没,各队员则囚禁于分庭内。 事后,中共遂溪党组织领导人韩盈和国民党县党部执委刘坚及驻雷纠察队宣传队长张伟琪等人,立即到国民党遂溪县署与县长林应礼交涉,并到分法庭质问,该法官态度非常傲慢地说“我办事不需你们打理”。其时各队长都受了重伤,法官还用木闸枷脚,如同巨犯处理。韩盈、刘坚向法官请求,以便将队员保释,但陆法铨仍然无理拒绝。还立即颁发戒严令将韩盈、刘坚等人驱逐出去,声称此事无磋商的余地。随后中共遂溪党组织将上述情况呈报省罢工委员会和省政府,要求严办凶手陆法铨、姚炳枢等人;同时通电各界,广泛得到各界的声援。其中,广州《工人之路》于1926年10月19日发表了《遂溪分庭摧残纠察队之骇闻》一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事件的前后经过情况,呼吁省政府速将该不法之遂溪分庭法官陆法铨及奸商土豪姚炳枢等严办。同年11月1日,《工人之路》再次发表了《雷州茂名党部对遂溪分庭摧残司法之愤慨》的文章。文章转载了国民党茂名县党部执行委员会给省党部的电文,指出:遂溪分庭摧残司法的事件是一件铁的事实,“苟不予以严重处分,则非徒不能肃党纪且滋群疑,敝会等认为陆法铨此举,姑不问其是否有意扰乱北伐后方,但按之党纪法律已属罪大恶极。兹为拥护罢工胜利与巩固北伐后方计,特吁请我党政府彻底保障农工利益,尊重本党纪律,迅饬释放罢工纠察队及周清海同志(遂溪第一区农协执行委员兼本党第一区第三区分部执行委员),将该陆法铨撤职查办,并通缉奸商杨文秀、姚宇荣、彭其礼(麻章市奸商),查究不法民团及警察游击队等,以儆反动而释群疑。”
在中共遂溪县党组织的坚决斗争及社会各界的声援和支持下,这次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第二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遂溪的革命斗争
一、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中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右派对此日益惶恐,无时不加紧反革命活动。中山舰事件和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广东左派掌权的局面被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政策被逐步抛弃,工农运动备受压制,开始进入困难时期,这时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反抗斗争不但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反而遭到了镇压。到1927年初,在国民党右派的怂恿和支持下,遂溪各地的土豪、劣绅、民团大举进攻农会,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各地往往拿出北伐招牌,来剥削人民利益和限制人民自由,农民的一举一动,甚至“鼾声大些”,也被说是妨碍北伐后方。他们向农民勒派公债,农民倘若不交,就被扣上“反对政府北伐”的罪名;农民开会被诬为“聚众滋事”,农民反抗民团的进攻被说是“扰乱北伐后方”;等等。遂溪县长林应礼更是充当破坏农民运动的先锋,肆无忌惮地压制、摧残农会。
 
随着局势的逐步逆转,尽管中共广东区委仍在坚持顽强的抗争和苦斗,希冀改变现状,摆脱困境,将国民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然而广东各地局势急转直下,革命危在旦夕。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于是全省各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此时,遂溪县反共头子黄河沣、戴朝恩等人迫不及待地参加了以林云陔为首的南路“清党”委员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农运骨干。
 
由于形势的急剧恶化,中共遂溪党组织和农民运动面临着极端危险的关头。为了应付突变的局势,有计划地反击敌人的野蛮大屠杀,中共遂溪县部委和县农协召集全县部分党员和农运领导骨干,于1927年4月24日(农历3月23日)在遂溪第二区杨柑小学秘密召开会议,共商对策。不料,这次秘密会议被遂溪县国民党反动派察觉,突然派兵包围了会场。在敌人的袭击下,邓成球、颜卓、何元余、杨庆、黄宗模、陈克醒、金美荣、陈历经、陈安中等人不幸被捕,只有黄广渊、黄宗赐等几人破窗突围脱险。与此同时,县部委领导人韩盈和吴协民、陈星焜等人也在遂城被敌人逮捕;国民党县党部执委陈光礼、刘坚在敌人包围县党部时走出遂溪中学校门口,越墙逃脱。5月21日,遂溪县国民党反动派将韩盈、邓成球、颜卓等14人押至遂城竹行岭集体枪杀。至此,中共遂溪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各级农会和其他革命团体被迫相继解散,轰轰烈烈的遂溪国民革命运动遭到了残酷的血醒镇压。韩盈牺牲后,中共遂溪县部委的工作由黄广渊主持。
 
1927年10月,黄学增由中共广东区委派任中共广宁县委书记,继而任中共西江特委书记,组织领导了西江农民暴动。1928年夏,黄学增调任中共广东省委琼崖巡视员、琼崖特委书记,11月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常委(后任常委)。1929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黄学增在海口市被捕,7月底被杀害于海口市郊红坎坡。
 
钟竹筠于1926年冬被派往防城县工作,组织成立了防城县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解放协会、举办速成宣传养成讲习所等,1927年春,组织成立了中共东兴支部,钟竹筠任支部书记,成为防城县党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同年9月被拘捕,1929年5月在北海西炮台刑场壮烈就义。
 
二、贯彻南路农代会议精神以 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下,中共遂溪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各地农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或相继解散。然而,分散于广大乡村的农会干部、数万会员以及数以千计的农民自卫军,他们仍是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为了集结革命力量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1927年5月上旬,南路党组织秘密在广州湾召开了南路十五县农民代表会议,部署南路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这次会议由朱也赤、陈信材、黄广渊主持,黄广渊的母亲黄凌氏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南路农民革命委员会,选举朱也赤为主任兼农运组长,陈信材为副主任兼军事组长,委员有黄广渊、杨枝水(兼宣传组长)、刘傅骥(兼财经组长)、梁文琰(兼文书)。会议指出: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南路各地的反动派一方面在大力加强其统治机构,另一方面对各地的工农群众运动实行种种限制和军事镇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农运骨干分子,白色恐怖笼罩全省各地。在形势急剧恶化的严重关头,中共南路及各地党组织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会议决定与会同志立即分赴各地,集结力量,发动农民暴动,武装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
1927年5月14日,黄广渊在海山村召集陈光礼、薛文藻等遂溪党组织领导人和农会骨干开会,传达贯彻南路农民革命委员会关于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野蛮屠杀的决定。当日,第六区反动区长潘林雄带领7名区兵到新圩仔集市(今余村附近)苛收勒索,提高农副产品捐税,小贩和农民不服而与之发生争执,被当场殴打并没收货物。在圩场维持治安的农军当即与潘林雄理论,潘林雄则以检查枪证为借口,缴去圩上值勤农军的枪支并进行扣押。圩民马上报告海山村农军和县部委领导人黄广渊。黄广渊闻报后即派黄宗赐(区农协领导、农军中队长)带领一小队农军赶到新圩仔,找潘林雄理论进行交涉,指出不应随意增加捐税,违反区署和区农协的协定,并要求潘林雄立即释放农军,交回枪枝,其它事宜待后商议。但潘林雄执意不从。于是,黄宗赐命农军缴去区兵枪枝,并把潘林雄和区兵带回海山村处理,此事件揭开了海山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
 
第三章 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中
第一节 乐民武装起义
一、海山暴动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发动反共政变,标志着以国共两党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广东已经破裂,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四一五”反共政变后,反动派在全省各地实施全面“清党”,白色恐怖笼罩全省各地,为强化其统治机构,继广东国民党成立“广东省清党委员会”之后,遂溪也成立了以林应礼为首的“国民党遂溪县清党委员会”,改组国民党遂溪县党部等机构,进一步追杀共产党人。反动派在大力加强其统治机构的同时,一方面对各地的工农群众运动实行种种限制,实施白色恐怖;另一方面对奋起反抗的各地工农武装起义实行军事镇压。
 
海山农军扣押第六区区长潘林雄及其警兵,并袭击第六区区署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国民党遂溪县和海康县反动派的极大恐慌。国民党遂溪县长林应礼一方面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广东省特别委员会、广东省政府、北海警备司令部,称“黄学增、黄广渊、黄斌、陈光礼等近潜回距县城二百里之乐民地方煽动农民,图谋不轨,十四日该逆等竟敢纠党二百余人,持械劫掳乐民区署长潘林雄及署员警兵七人,勒缴警团枪枝,占据乡市,歃血盟誓,遍树赤帜……”要求速派重兵增援;另一方面勒令农军马上释放潘林雄等人,否则派兵荡平海山村。国民党海康县长谢莲航向上级致电求援时亦云“附近河头市三十里遂溪属第六区乐民市,查及该市地方发现农军聚集数百,枪械数百,有特别举动,已将该区署枪枝缴去,扣留署长及办事人。该处地方危急,并有武装农民擅自越境到河头市,借名防卫土匪,盘问职署及团军局枪械,居心实不可问……。”
 
当时,中共遂溪县部委领导人黄广渊等对事件发生的形势作了分析,认为敌人决不会善此罢休,一定会兴师前来镇压。农军必需做好应战准备,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为死难烈士报仇。于是,黄广渊等立即召集薛文藻、黄凌氏、黄宗赐、余道生、薛经辉等领导骨干在海山开会,一起商量对策。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海山村四周筑有护村围墙,围墙外沿簕竹丛生,村的东、西、南、北四个出入口都安有大闸门,门的两侧还筑有炮楼,并分别配有点火抬枪扼守,村外东、南两面港叉相隔,西、北是开阔的沙滩和坡田,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村庄,加上农运基础较好,因此,会议决定以海山村为据点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并着手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发动群众,加紧修补护村围墙和构筑必要的防御工事;二、疏散村中老弱妇孺等非战斗人员;三、把乐民地区和纪家地区的部分农军集中到海山村,进行编队和训练,待机打击敌人;四、设立指挥机构,由黄广渊负责全面指挥,薛文藻和黄宗赐负责具体火力布置,总指挥所设在村中的祠堂内,同时还在东、西、南三个入村关口设立前沿指挥点,分别由黄宗寿、黄宗赐、薛经辉负责指挥;五、派余道生、黄安扬速赴纪家,尽快与黄雨农等人取得联系,以便战斗发生后集中第七区一带农军前来增援,袭击敌人之背后,或佯攻雷州城之敌,从而取得“围魏救赵”之效;六、确定村西水井附近暗沟和村北黄氏宗祠北角暗沟为撤退路线,以便农军在失利时分两路撤退转移。会后,大家便立即分头行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5月18日,国民党遂溪县长林应礼 、海康县长谢莲航亲自出马,率领遂(溪)、海(康)两县地方反动武装赶到河头圩与驻雷防军第三十一团第二营(营长温钟声)第四连会合,继而直奔乐民圩,与先日进驻乐民圩的第五连会合,共约数百兵力。19日早上,敌人分兵两路气势汹汹地向海山村扑来,一路经盐仓村沿海堤运动,直扑海山的东面;另一路经坡顶、芋头等村,包围海山的西面。敌指挥官远望海山,见是一个孤立村庄,以为不堪一击,扬言要铲平海山村后再吃早饭。殊不知,由海山、余村、敦文、乐民圩、内塘、芋头、调神、海角、田西等村集中起来的300多名农军,分成三个分队和一个预备队,三个分队分别扼守东、西、南三个村口,已做好迎战准备,预备队布置在村中的祠堂里,随时准备增援打击敌人。
当东路之敌窜抵村边,继而组织火力向村南关口发动进攻时,当即遭到农军的狠狠打击。敌人经过几次反复进攻,均遭到密集火力的反击,不敢再轻易进攻,只好退回原地,伺机反扑。这时,扼守村南关口的农军战士黄宗光心生一计,点燃一撮火药,故意制造失枪假象,并大声惊叫:“抬枪点火不响啦!”敌人听他这么喊,又见围墙内有一股浓烟骤起,以为反扑时机已到,于是一哄而上,再次向村南关口发起进攻。黄宗光等农军战士当即点燃抬枪向敌人射击,当场击毙五六个敌人。其余敌兵见状,慌忙弃尸后退。西路之敌进抵村西面的沙滩后,由于周围掩蔽体很少,所以也不敢贸然发动进攻,只是伏在沙丘和丛林后面,从远处向村内打冷枪。战斗至中午时分,敌人饿得发了疯,一名敌兵爬到村北面的番薯地去挖生番薯充饥。农军战士黄有堂发现后,将其击毙在番薯地里。
 
敌人初时自恃兵多装备好,骄纵不羁,气焰甚嚣,以为可以在半天内把海山夷为平地。岂料,连续围攻了两天两夜,不但没有攻下海山,反而被农军打得狼狈不堪,死伤了10多人。这时,敌人只好远围,不敢近攻。国民党遂溪、海康县长林应礼、谢莲航无计可施,一面驰电驻梅菉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团团长余汉谋,说“海山城墙坚固炮楼众多,非用大炮进攻难收实效”,要求“余团长就近速调大炮队并加派步兵”前来增援;一面利用宗族关系,派海康乌石盐务区署区长黄兆昌来海山与农军谈判。
 
第二天傍晚,敌人突然撤出前沿阵地,一直向后退到月墩坡上。农军正在疑惑,突然看见海堤上出现一个人,老远就举着白毛巾,一边向海山村南闸门走来,一边大声叫喊:“我是黄兆昌,是乌泥塘兄弟黄兆昌,我是来讲和的呀,请大家兄弟不要开枪!”黄宗帮、黄安庆几位农军装作没听见,点燃抬枪,向黄兆昌放了一枪。黄兆昌急忙趴在地上,哀求农军不要开枪。当时,黄广渊等人正在村南闸门的炮楼上观察敌情,他见黄兆昌手摇白毛巾而来,知道是敌人派来谈判的,便对薛文藻、黄宗赐等人说:“兵书有云:两军对垒,不斩来使。我们姑且让他进来,看他耍什么花招。”
 
黄兆昌进入海山村南闸门后,由黄宗赐带他去见黄广渊、薛文藻。黄兆昌很狡猾,一面以同姓同宗兄弟为名假意关心海山村,另一面搬出国民党政府来恫吓农军,说:“农军扣押了潘区长,还与政府军打了三天二夜,这是危险的,终究是斗不过的。况且,海山村孤立无援,你们的武器又差,如果政府派重兵前来攻打,海山就会有被夷为平地的危险。所以,我认为还是放了潘区长,双方握手言和,这样才好。”黄广渊、薛文藻等人听他这么说,都十分恼火,当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行,并指出农军扣押潘是正义之举。农军提出三个条件:一、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农会骨干和革命群众;二、敌人立即撤出乐民、江洪、纪家一带;三、赔偿农民的损失。敌方代表接受后两条,但要求取消第一条。双方相持不下之际,村里的一些豪绅煽动一些农民前来要求农军不要再继续打下去。最后,黄广渊等根据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实际情况和群众希望和平解决问题的要求,与敌方谈判代表黄兆昌达成协议,同意停火。当晚,敌军全部撤走后,农军释放了国民党区长潘林雄等。
 
其后,黄广渊等人总结了这次暴动的经验教训,并以这次暴动的胜利激励农军和群众的斗志。这次暴动,揭开了遂溪人民以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的序幕,率先打响了南路人民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二、米昌塘整编农军
海山战斗结束后,黄广渊、陈光礼等进一步贯彻中共广东特委第三号《通告》关于“必须坚决地鼓动农民起来进行有计划的暴动”,的指示,以及广东特委颁布的《广东各县破坏工作纲领》提出的“没收军阀、贪官污吏、买办、土豪劣绅、大地主租谷”,“夺取反动军警、土豪劣绅、地主武装”,“煽动兵士挟械私逃,运动军队倒戈”等10项行动纲领。根据这一指示,黄广渊、陈光礼等中共遂溪党组织领导人决定遂溪的武装斗争应该由被动迎战转为主动的进攻。
 
1927年6月下旬,黄广渊、陈光礼等县部委领导人召集乐民、江洪、纪家一带的农会、农军、工团军骨干开会,传达贯彻广东特委的有关指示,布置与会人员从速分头集结武装,于6月25日集结于米昌塘,进行整训和编队。
 
1927年6月25日,来自第六、第七区的工农武装500多人相继会集米昌塘,统一整编为一个大队,由黄广渊、陈光礼分别任正、副大队长。大队下辖五个中队:第一中队长薛文藻,第二中队长黄宗赐,第三中队长余道生,第四中队长黄安扬,第五中队长黄雨农。整编后,农军在米昌塘举行起义誓师大会。黄广渊在会上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凶恶咀脸已暴露无遗,县部委领导韩盈、邓成球、颜卓和一批农运骨干被杀害,白色恐怖已笼罩广大城乡。在这危难关头,我们决不能坐而待毙,必须高举战斗的旗帜,枪对枪,刀对刀,举行武装起义,给反动派狠狠打击,直到最后取得胜利。”黄广渊的话,激起了全体农军对敌人的仇恨,誓言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革命烈士报仇!
 
三、农军奔袭江洪、纪家反动据点
农军在米昌塘整编并举行起义誓师大会后,全体指战员的斗志十分旺盛。1927年6月26日,黄广渊、陈光礼等率领农军直奔第七区纪家上郎村,计划进攻纪家民团局。民团局有南、北两座炮楼,南炮楼内住5人,北炮楼住40余人,该局与盐商周森仁暗中勾结,狼狈为奸,鱼肉乡里,群众对奸商及民团早已恨之入骨。起义农军决定先铲除反动民团局,于27日凌晨包围了纪家民团局据点,接着令其缴械。但敌人有恃无恐,开枪向农军射击,打伤了农军中队副黄耀轩的腿部。黄广渊见敌人如此嚣张,便下令进攻民团局。当时由于敌人的堡垒比较坚固,虽然经过一昼夜的战斗,但仍未能克敌制胜。只缴了南楼和盐商哨船的武器,共缴获五响、十响、双筒步枪20枝,子弹1000余颗,并捣毁了鸦片公司,逮捕了鸦片公司的老板。28日晨,农军为了赶在敌援兵到来之前拿下北炮楼,决定对北炮楼发起强攻。第四中队长黄安扬身先士卒,迅速接近炮楼,并顽强攀登上楼,不幸中弹壮烈牺牲。由于农军没有攻坚武器,加上雷城的敌援兵将至,农军只好主动撤回上郎村。接着,起义农军又转而进攻江洪港,一举攻克民团缉私队和鸦片公司、洋什公司等反动武装和据点,缴获了一大批枪枝弹药和其他物资。紧接着,农军又进攻江洪北边的烟楼仔敌人据点,激战一昼夜,后因敌人抽调两个营的兵力和纠集遂溪、海康两县的反动地方武装共1000多人赶来增援,农军被迫撤离江洪港,回师乐民城。撤退途中,于桂坡与敌人一支援军遭遇,略为激战后主动撤回乐民城。
四、国民党的重兵进攻及乐民城失守
乐民城是明朝初洪武年间修建用来征集珍珠的一座古城,纵横约两华里,城墙为砖石所砌,高七八米,厚五六米。1927年6月29日,国民党反动派驻军两个营和遂溪、海康两县的地方反动武装共1000多人,配备重炮,将乐民城的东、西、南、北四面围得水泄不通,昼夜攻打乐民城起义农军。黄广渊、陈光礼等率领农军据城抗敌,布置农军按中队分别扼守东、南、西、北四个方面,重点防守各个城门。激战期间,苏天春、黄杰按计划在海康东海仔蔗果岭领导农军暴动进行配合,以牵制敌军,继而向乐民靠拢,不料在半路上遭敌伏击被打散。农军在失却外援并且弹药短少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地抗击敌军,坚持苦战了三昼夜,多次击退了敌人的进犯。后因敌军不断增援,并用重炮击毁城墙数处,农军被迫于7月1日夜从城墙西北角涵洞撤出。乐民城失守后,敌人在城内实行“三光”政策,疯狂屠杀洗劫,捕杀老幼数十人,烧毁民房数十间,尸骸狼藉,血迹斑斑,乐民古城顷刻间成为了一片焦土,令人目不忍睹。其后,周围的海山、敦文、余村、松树仔、田西等一带村庄也惨遭洗劫,烧毁房屋数十间,数十人被捕。
 
起义农军从乐民城撤出后,立即化整为零,分散在第六、第七区沿海一带活动。后由于国民党不断加强“清剿”,为了保存力量,黄广渊决定率领小部分农军在河头水妥村建立秘密据点,继续坚持斗争;另外大部分农军由陈光礼带领撤至徐闻大山隐蔽,一面开荒生产,一面练兵,等待时机重返遂溪。陈光礼率部撤到徐闻山后,除开垦了大片荒地搞生产外,改造收编了陈中华股匪。但徐闻山大小匪帮众多,贼性难改,并且互相间经常发生械斗,危机四伏,陈光礼率部返回乐民、纪家、江洪一带沿海分散活动。
 
中共遂溪党组织领导的乐民起义,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英勇斗争,在南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南路各地党组织相继发动和领导了廉江梧村垌起义、信宜怀乡起义、茂名沙田起义等,但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下,这些最终都遭到了失败。当时,国民党高雷清党委员会发布通缉令,悬赏缉捕208名共产党人,其中有遂溪县的黄学增、黄广渊、黄斌、薛文藻、薛经辉、陈光礼等数十名。在各级党组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之后,为了尽快恢复南路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共广东省委于1927年7月派彭中英来南路,成立了中共广东南路特别委员会,由彭中英任书记,黄广渊、杨枝水等为委员;同时成立了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广东分会南路支会,主任彭中英,特委委员均为支委委员。自此,中共遂溪县部委隶属中共南路特委直接领导。同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撤销南路特委,派杨石魂任中共广东南路巡视员,代表省委指导南路工作,改组各县市的党组织。
 
第二节 斜阳岛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
一、创建斜阳岛根据地
1927年9月初旬,中共遂溪县部委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把起义农军分为两部分进行活动。中共南路特委委员、遂溪县部委负责人黄广渊带领部分起义农军留在第六、第七区一带,以水妥(黄广渊母舅家)、山内、应亮、吾良、沙塘等村为据点,秘密开展群众工作,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则由陈光礼率领撤往斜阳岛(又名岭仔,距第七区江洪港只30海里),教育改造岛上海盗,扩大武装力量,伺机回师内陆打击敌人。
9月20日,黄广渊在水妥村召开部分农军负责人会议,传达南路特委的指示和布置今后的武装斗争工作,以密切配合全南路的“肃反”斗争。在会议进行期间,该村反动分子陈文应向第六区区署告密,驻河头防军和反动民团武装随即前来袭击。发现敌情后,黄广渊即吩咐母亲黄凌氏和三弟黄广荣带领小队武装迅速从村后撤出,他则向村前的二溪方向冲出,诱敌向他这一方奔袭,以掩护其他同志脱险。但由于寡不敌众,黄广渊战至弹尽后英勇牺牲。敌人残忍地砍下他的头颅,押到城月、遂溪城等地“示众”。
 
几天后,黄凌氏和黄广荣带领小队农军折返水妥村惩办了反动分子陈文应,同时召开了群众大会。黄凌氏大声地对村民说:“我闻报广渊已被杀,心里万分悲痛,相信你们也很伤心。但广渊是为穷人的翻身解放而闹革命的。他顽强抗敌,死得很英勇,这一点我感到很安慰。国民党的凶残本性,你们是亲眼目睹的。他们要永远骑在人民头上,靠吸人民的血汗过活。一个广渊死,更多的广渊在,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获得翻身解放,将来一定取得胜利的!”她的一席话,使群众深受感动,增添了斗志。
 
另一部分撤去斜阳岛的农军,由陈光礼事先上岛联系,对岛上匪帮首领符振岳进行教育,晓以大义,并讲述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三光”政策残酷屠杀家乡父老兄弟的惨状。由于他们大多是遂溪乐民、纪家和海康杨家、唐家一带的贫苦农民,对农军的处境深表同情,因而同意农军上岛暂避,等待时机打回家乡。于是,陈光礼与薛经辉、余道生率领农军100多人,分乘3艘帆船,从江洪蛇头地出发,秘密撤退到斜阳岛。
 
符振岳是第七区草刺园村人,家境清贫,因天旱失收,交不上租谷,父亲被地主殴打致残,无钱医治而死;母亲一气之下,上吊身亡。年幼的符振岳孤苦无靠,只得给地主干活,抵偿租债。他在地主家受尽凌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后来,他杀死了害死父母的仇人,聚集10多名青年农民逃进了徐闻山,不久成为山中匪帮的一个头目。1925年底,雷州半岛光复后,为了躲避革命军的清剿,他带领六七十人枪,逃往斜阳岛。斜阳岛是北部湾中的一个小孤岛,距遂溪江洪港30海里,离北海市40海里,离邻近的涠洲岛9海里,面积5.5平方公里,形似铁锅,四周高,中间低,悬崖陡壁,仙人掌、茅草、杂树疯长其间。西面的羊咩岭,海拔140余米,仅北面的三条柴、东埠、南埠有小港丫,有狭窄、弯曲、倾斜的小石径可攀缘而上,是个易守难攻的海岛。岛上有20多户从江洪、纪家一带逃难到此的渔民,多以捕鱼为主,因严重干旱,虽有土地数十亩,但生产收成很不稳定,粮食不能自给,生活比较贫困。由于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斜阳岛不管不问,因此该岛长期为海盗盘踞。符振岳率领徐闻山土匪登岛后,与原盘踞岛上的海盗陈均利部发生火拼,从而成了岛上匪帮的首领。后来投奔他的人渐多,有遂溪第七区坡金村的陈中华部和廉江的龙金贵股匪,共约100多人。他们一般不伤害岛上渔民,通常是乘船长途奔袭陆上豪富,或在海上抢劫过往商船,抓人勒取赎金,以解决生活所需。
 
农军初上斜阳岛后,发觉符部队伍纪律差,生活散漫,赌博醉酒打架,并把抓来的船主、商人、富豪关禁在岛上,吊打勒索赎金,甚至符的一些部属有时还侵犯岛上居民利益,陈光礼、薛经辉等领导人认为这些恶习必须改掉。于是他们对符振岳进行了耐心细致教育,强调来自人民的革命军队,必须爱护和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的支持,才能立足海岛,希望他设法约束部属,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农军上岛后,团结奋斗的精神、严明的军纪、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使符振岳和部属深受感化。符振岳很快便认识到,势单力薄,不得民心,干这一行不是长久之计,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他主动要求与农军合作,将其所部改编为农军,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穷人打江山。
 
1928年5月,符振岳的队伍正式改编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陈光礼(1929年春薛文藻上岛后任副总指挥)。符部编为第一营,符振岳、陈中华分别任正、副营长;原起义农军为第二营,薛经辉、余道生分别任正、副营长。农军改编后,派出部分农军到涠洲岛南湾街商会举行大会,陈光礼、符振岳在大会作演说,陈述农军的宗旨,并散发了由陈光礼、武作林起草的《安民布告》:“照得蒋贼介石,卖国反党殃民,勾结帝国主义,一意媚外求荣,本军奉命讨伐,是为顺应民情。倘有军士不法,准到本部指明,一经查实有据,立即按法究算……不准捏诬控告,反坐刑律非轻,特此告示群众,务宜切守依遵。”
 
符振岳部改编后,政治思想觉悟逐渐提高,军纪军风大为改进。符振岳逐渐成为一个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农军指挥员。在农军的枪械、弹药、粮食等物资缺乏时,符和妻子把多年积蓄的数千元大银拿出来,作为购买军需粮食之用。他对自己的部下要求较严,一经发现违犯,轻则批评,重则严惩。每当部下到涠洲岛活动,他便授权涠洲岛的开明商人李锡光协助监督,严防违犯越轨。1928年冬,第一营第一连连长龙金贵擅自离队前往涠洲,设局包烟包赌,开设花会厂赌场,并有勒索群众财物的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影响。符振岳获悉后,多次对龙劝告教育。但龙自恃立过战功,枪法好,不听劝告。为了严肃军纪,符振岳派出执法队前往涠洲处决了龙金贵。这一从严治军的举措,大大提高了农军的声望,群众很称赞。
 
农军队伍的内部团结和稳定之后,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必须解决粮食、枪弹和生活用品的给养。岛上农军走群众路线,关心和依靠群众,严守群众纪律,派出一批情报和采购人员秘密到江洪、乐民、纪家、界炮、北海、涠洲岛等地活动,建立联络站,与一些店铺建立良好的供购关系,买货付钱,无钱暂赊定期结帐或通知店主到涠洲岛、斜阳岛去收款。由于农军买卖公平,信誉很好,一些店家都乐意与农军交易。如涠洲岛南湾街上的“瑞泰利”杂货店,就是农军的主要生活用品供应点。当时,为农军采购、运输武器弹药及生活用品的还有:涠洲的李锡光、梁文斌,江洪的余道洪,北海外沙的陈福华,界炮的陈可章、周作杵等。除了依靠群众解决给养问题之外,农军还在岛上自力更生开垦了几十亩荒地,种植玉米、高梁、番薯、木薯和瓜菜。女战士和家属负责饲养禽畜,部分用作改善农军生活,部分出售换钱购买枪弹。第二营副营长余道生常带领战士出海捕鱼或到海边垂钓。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指挥员带头深入群众,农忙时帮助群众干活,刮风下雨时帮助渔民扛艇拉网。斜阳岛上的老渔民黄民日与农军十分亲热,每次出海归来,总要挑几条大鱼送给薛经辉、余道生等。食盐缺乏时,渔民们便主动把家里的盐送给农军。在孤岛被困,农军粮食供应困难时,不少群众主动献出薯干、玉米等粮食;在迎击敌人进犯的战斗中,青壮年群众和农军一起挖战壕、筑工事、巡逻放哨,共同守卫海岛。
 
二、中共遂溪县委的建立
1928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总结南路过去的工作,并对南路今后的党务、农运、武装暴动等方面作了以下指示:(一)党务方面——“各县以后应加紧努力去发展工农同志”,在本年六月底应有一万名以上党员,其中遂溪应发展到四百名党员。(二)农运方面——“南路党的工作,应当以农运为最主要的工作,各县须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同志到农村中去作农运”。(三)暴动方面——“现在南路革命暴动前途,应该是造成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四一五’后,南路之廉江、遂溪、海康、吴川都有过革命暴动。可是,从前的暴动只是一种农军、土匪攻城掠地的军事行动,现在应当是群众的彻底的土地革命暴动。”遂溪、海康两县应该“一方面以暴动发展工作,一方面派新吸收的同志到农村中做秘密工作。”
 
同年2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为了尽快推动南路的党务、农运和武装暴动工作,决定恢复中共南路特委。4月15至20日,杨石魂在化州召开党员骨干会议,重新组建中共南路特委,书记杨石魂,委员有周颂年等7人,下设军事委员会,王××为主任,黄××、薛××为委员 。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广东省委的指示,主要内容是:“各县以后应加紧努力去发展工农同志,应当以农运为主要工作,现在南路革命暴动前途,应该是造成土地革命的割据前途。”总结了信宜怀乡起义和茂名沙田起义的教训,订出了目前的工作计划。特委对遂溪工作作出了如下决定:(1)遂溪、海康的党组织分开组建,各成立县委。遂溪由杨枝水召集20人以上的县代表大会进行组建。(2)全县工作以第一、第六、第七区为中心,向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九区和县城发展。(3)第六区以敦文乡为中心,第七区以恬神、上郎两乡为中心。县城的发展工作,由第一区负责,因为第一区目前的工作是积极向上的。(4)斜阳岛方面须派人前往开展工作,发展党的组织。(5)江洪港渔业工会应派得力同志组织起来,以反抗盐商包办为口号,秘密组织工会和赤卫队,建立党的支部组织。(6)城月圩是遂溪的经济中心,交通要道,工人群众多,须立即设法发展工人运动,并要与遂城一样去重视。(7)开短期训练班训练同志。(8)扩大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宣传。
 
4月下旬,陈光礼等根据中共南路特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成立中共遂溪县委,由陈光礼任书记。此时,由于斗争形势恶劣,遂溪党组织未能按中共广东省委的“一月指示”去大力发展,至8月份全县只有86名党员。另外,薛文藻被指定为海康临时县委书记。〖ZW(〗省档案《南路特委报告》第一号28、第4、第26。〖ZW)〗
 
6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致函南路特委,对南路夏收暴动、整顿发展党组织、兵变、改造土匪等工作作了指示。函中指出:为了“使南路工作与琼崖工作能相适应”,“所以对雷州工作应特别注意,马上恢复及发展党,并加紧训练党员,扩大群众的武装组织,普遍组织赤卫队”。“特委应派一得力同志去主持徐闻、遂溪、海康工作”。同时,函中还对遂溪的工作作了批评,指出:“遂溪工作很糟,现在他们决定之工作只是专注意于渔工运动与土匪运动,这是不够的。遂溪工作必须发展及整顿党。”要求遂溪要普遍进行土地革命宣传,发动小型的群众斗争。
 
1928年秋,中共南路特委委员梁安成撤退隐蔽到遂溪与廉江交界的遂溪第一区牛马洋村,以教工夫为名,继续开展革命活动,重点是巩固发展农会、农军(赤卫队)和党组织。在梁安成宣传发动下,牛马洋村的农户都参加了农会,由郑登辉任农会长。赤卫队长由党员钟如庆担任,有数十名队员和20多枝枪。党支部书记郑大辉,党员18人。该村是南路特委的联络站之一,南路特委书记黄平民曾在该村召开重要会议和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该村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自动捐献了500元大洋,买回了步枪6枝、重抬枪2枝、自制火药枪12枝,还有弹药、大刀、双刀、马叉等器械一批。特委拟以牛马洋村和靠廉江这一片为中心,再次发动遂(溪)廉(江)暴动。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察觉,于农历8月1日派遣陈如栋率领部队包围牛马洋村,逮捕80多人囚禁于遂溪城西馆(死囚监狱),烧毁房屋67间,抢去耕牛12头,群众家庭财物被洗劫一空。为了挽救这批被捕人员,郑登辉、钟如庆、钟其松各出卖儿女一个,郑若、郑炳光等10多户共出卖耕牛17条,曾拾、钟良等出卖耕地10亩,各家各户都出卖了大批家产,共筹集了4000多大洋,把被捕的部分人员赎身出牢。但由于被捕人员被敌人折磨过重,郑荣辉、郑常友、郑富仔等几人回家后不到一个月便死去。此外,郑那富、郑那九、郑那兴、郑九仔、萧敬常等被判刑一年〖ZW(〗见《广东民政公报》第48期“广东省各县市勒押共犯案嫌疑犯之调查(四)”,1929年8月21日遂溪县署填报。〖ZW)〗。党支部书记郑大辉于当年12月29日(农历11月18日)在遂城豆坡岭英勇就义。郑那光、钟九、钟仕保等几人逃往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避难。
 
三、农军转战东、硇两岛
黄广渊在水妥村牺牲后不久,他的二弟黄仲义在广州参加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1928年春,黄凌氏和她的第三儿子黄广荣带领农军秘密潜回海山村和水妥村一带活动,出敌不意地袭击了一些反动据点和反动分子,放火烧掉国民党“高雷区清党委员”黄河沣和第六区反动区长黄仲龄以及黄树芝、黄兆鼎等反动豪绅的房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雪恨。接着,又配合数度回师大陆的斜阳岛农军,攻克桂坡、乐民、余村等地的反动据点,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尔后,因国民党反动派大批部队开来河头、纪家一带疯狂清乡,为避敌锋芒,农军转战于保安圩一带,不久取道太平圩,摆渡东海岛,在岛上以调那村为据点,宣传发动群众,秘密建立农会,收编当地的绿林好汉,改造收编了由曲手(“浑号”)为头领的仇恨法国殖民主义、多次袭击法兵和公局、专抢洋界豪绅、不抢群众和界外村庄的绿林队伍近100人,整顿和壮大了农军队伍。
 
黄凌氏带领农军转往东海岛以后,曾伺机袭击了该岛东山和太平两镇之敌,后又转战硇洲岛,攻克敌淡水局据点,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和米、盐等物资。经过多年艰苦战斗的磨炼,黄凌氏练就了一身好本领,她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能两手同时开枪,在百步之内百发百中,所以,同志们和当地群众都亲切地称她为“双枪婶”,对她给予很高的评价。敌人每当听到她的名字,就象谈虎色变一样,害怕不已。
 
1931年2月16日(农历除夕),农军正在东海岛调那村与当地群众一起准备过春节。突然,西营地下联络站送来一份情报,说国民党“高雷区清党委员”黄河沣及其父亲黄有朋等人已于最近全家迁来西营居住,请黄凌氏研究对付的办法。黄凌氏接到情报后,即找儿子黄广荣商量。母子俩经过商量以后认为,黄河沣是高雷地区的反动头子,他最近全家迁来西营,在春节期间必有不少反动豪绅登门拜访,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乘敌不防,刺杀一批反动分子,一定能为节日增添一份热闹。因此,黄凌氏便决定由儿子黄广荣带领两名队员于次日化装潜入西营,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刺杀黄河沣一伙。
 
农历正月初一这天早上,黄广荣带着陈妃二、陈妃珠两名队员,随着热闹的人流潜入租界西营。他们进入西营以后,不料在街上遇上了黄广荣在益智中学读书时的同学黄安拔、黄安舒、黄秀华、黄汝聪等人。当时,黄安拔一见到黄广荣,便满脸堆笑地迎上来,说很久没有见面了,请黄广荣等人到他们居住的“安和”旅店倾谈一下别后的情况。本来,黄广荣是保持警惕的,但他见黄安拔等人这么热情,一时之间难以摆脱他们的纠缠,同时,他猜想黄安拔等人不一定了解他们的情况,因而只好答应随黄安拔等人到“安和”旅店闲聊。他们到了“安和”旅店后,便在黄安拔等人租赁的一间房子里倾谈,但刚坐下不久,却突然有七八个法国兵闯进来,要逮捕黄广荣等人。原来是黄安拔把黄广荣等人引进“安和”旅店后,他便借故出外小便,乘机向法国驻西营当局告密,于是敌人立即派兵前来搜捕。当时,黄广荣见势头不对,急忙抓起板凳向敌人掷去,随即跃出房门,准备跳楼脱险。岂料,敌人已在旅店周围布下伏兵,当黄广荣刚从二楼跳下来时,便被敌人捉住了。
 
黄广荣等被捕后,驻西营法国当局很快便将他们引渡给国民党反动派处理。黄凌氏闻知此消息,心里很着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办法。会上,大家一致认为黄广荣等是遂溪人,敌人一定把他们押解回遂溪处理。因此,黄凌氏当即决定带领一队农军到西营至遂溪之间的路段设伏,伺机营救黄广荣等。不料,敌人十分狡猾,他不走陆路,也不把黄广荣等押往遂溪,而是经广州湾水路,偷偷把黄广荣押往吴川,交给特别法庭处理。黄凌氏营救儿子无望,心情十分沉重。她想起自己一家母子4人参加革命,3个儿子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心情极为悲痛,但她转念到自己所担负的重任和目前的处境,于是坚强地站了起来,带领农军继续与敌人战斗。
 
1931年9月,黄凌氏带领农军在东海岛调那村一带活动时,突然遭到敌人的包围袭击。当时,黄凌氏带领农军驻扎在调那村的祠堂里,她发现敌情后立即率领农军冲出去,准备乘夜黑突围。但当他们冲到大门时,却被敌人猛烈的火力堵住了门口,当场有几名农军壮烈牺牲。黄凌氏见敌人已用机枪封死了大门,突围显然无望,便只好带领农军坚守祠堂,与敌人作殊死战斗。双方激战至天亮时,农军由于弹药耗尽,被敌人砸开祠堂大门,全部被捕。
敌人捉到黄凌氏后,将其押至遂溪关押审讯,严刑逼供,没有达到反动派的目的,最后被杀害于遂溪城南蓬塘岭。
 
四、农军回师内陆作战
陈光礼等率领部分农军上斜阳岛不久,便闻报县部委领导人黄广渊被残杀,大家悲痛万分,在岛上开了追悼会,表示誓要坚持斗争,消灭反动派,为革命烈士报仇。接着,陈光礼派人回内陆与黄凌氏率领的武工队联系,商定军事活动计划。1928年春,薛经辉、余道生率领部分农军返回内陆,协同黄凌氏率领的武工队,袭击了乐民、海山、余村、桂坡等反动据点,烧毁了国民党高雷清党委员会委员黄河沣的房屋,黄仲龄、黄树芝、黄兆鼎等反动豪绅也受到了严惩,缴获了一批枪弹和物资,伤毙了敌人多人,大大鼓舞了群众坚持斗争的信心,使这些反动分子惶惶不可终日。黄河沣被吓破了胆,把全家搬到法租界广州湾居住。随后,反动派开来大部队“清剿”,农军便撤离该地区,返回斜阳岛。
 
1928年夏秋间,陈光礼化装成商人潜回廉江安铺和遂溪的界炮、北潭一带活动,把湾仔村陈可章争取过来。陈可章原是邓本殷部下一个副团长,国民革命军南讨胜利后,他带了一批武器逃回家乡,以经商为职业,常住安铺。他不满国民党的腐败,以防盗为名在家乡(界炮、北潭)组织了一个“靖安团”武装队伍。陈光礼向陈可章晓以大义把他争取过来后,他多次秘密为农军买粮食、生活用品和枪弹等物资,用船偷运至斜阳岛,并密商打回遂溪的计划。农军通过陈可章的关系,又争取了原邓本殷部下某营长周作杵(邓被击溃后,在家赋闲),后来在经济上也得到他的支持。
 
1928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从梅菉、安铺、遂城等地集结近1000兵力,向河头、江洪方向开来,企图进犯斜阳岛。农军得悉此情报后,决定由薛经辉、符振岳、龙金贵、武作林、黄宗寿等率领农军潜回内陆,分兵三路在桂坡伏击敌人,中路农军首先对敌人发起攻击,把敌分成两截,前后两路农军一齐合力歼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窝蜂,死伤一批,单农军陈耀明就生擒了敌兵3人,缴获了枪7枝。黄昏后,农军主动撤离,将俘虏押回乐民城,经教育后发放路费遣返回家。敌人追来时,农军又掩护群众从西北角撤出乐民城。9月8日,斜阳岛农军100多人乘两艘帆船在界炮斗仑登陆,与陈可章组织的“靖安团”会合,并定于下半夜进攻遂溪县城。当夜,第一营第一连连长龙金贵率领驳壳队12人午夜抵达遂城,从西门爬墙进城,分东、西、南、北四组一齐开火。敌人从梦中惊醒,乱作一团,纷纷狼狈逃窜。接着,陈光礼、薛经辉率领队伍赶到,攻占了县城,俘虏了部分来不及逃跑的敌人,缴获了一批枪弹物资。国民党遂溪县长周泽中带着残兵败将向赤坎方向溃退。农军进入城后,打开监牢,释放了几百犯人(大部分是农会骨干和革命群众),并在街上张贴安民告示和宣传标语。附近群众闻讯,兴高采烈进城欢庆胜利。农军当众枪决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公祭韩盈、邓成球、颜卓等烈士。周泽中率残部逃入麻章圩(第三区所在地),龟缩在当铺里,与该区反动民团一起,负隅顽抗。农军接连几次进攻,因当铺十分坚固,农军没有攻坚武器,到10日还攻不下,后接情报称敌人从廉江开来援军,便主动撤回遂城,继而转移到安铺。反动分子戴朝恩率部尾追过来,途中在后坡与农军交火,激战将两小时,敌军败退。战斗中,余道生等几人负伤。农军原计划撤到徐闻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待下一步与琼崖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再撤往海南,与琼崖红军会合。但侦悉前方有大批敌兵堵截,后面又有敌军尾随追击,在腹背受敌的危急情况下,只好决定再回斜阳岛。陈光礼力争陈可章继续合作,但陈可章缺乏信心,不愿过艰苦的斗争生活,不久便把他组织的“靖安团”解散,自己逃往香港,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缉捕杀害。
 
12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南路特委及属下机关接连被破坏,特委主要领导人黄平民、朱也赤等10余人被法国广州湾赤坎公局逮捕,继而引导给国民党当局,被杀害于高州、梅菉。此后,遂溪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独立进行活动。后省委几次派出巡视员来南路联系,均未能接上关系。自此,南路地区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
 
1930年4月,农军战士黄学武、薛经泰被派回内陆联系工作,在江洪港面遭遇敌人搜查,不幸被捕,壮烈牺牲。6月15日夜,斜阳岛农军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斗志,经侦悉高雷清乡委员黄河沣已带领队伍回遂溪城,便决定由余道生率领部分农军潜回内陆,攻占乐民乡公所,击毙敌兵8人,俘敌16人,把红旗插在炮楼上。16日早上,周围二三十里的群众闻讯前来犒劳慰问农军,庆祝胜利,并控诉反动派的罪行,要求农军为他们报仇雪恨。农军打开粮仓,将粮食和缴获的物资分给群众,并在乐民圩和附近村庄张贴标语告示,宣传革命火焰是扑不灭的,号召群众坚持斗争,直至取得胜利。
 
五、斜阳岛的艰苦抗争和最后挫折
农军攻打遂溪城及多次回师内陆作战,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大大震动了反动派。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饬令南路绥靖委员会主任陈章甫加紧清剿,在沿海一带高筑炮台,密设检查站,严密封锁,并加派汽艇在海面巡查,扩充各区、乡的反动民团武装。自此,农军处境日益艰险。
 
1929年,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对遂溪第二、第六、第七区沿海一带“清乡围剿”,许多无辜群众惨遭杀害,大批民房被烧毁,财物被洗劫。据不完全统计,河头、乐民、纪家、江洪一带被杀害群众近200人,烧毁房屋数百间。同时,斜阳岛农军设在内地的联络站也遭到严重破坏,界炮的张亚袒、河头的武其伦、涠洲岛的梁文斌、余道鸿等都先后被捕杀害,后来李锡光也被逮捕入狱。
 
春夏间,薛文藻带领几位农军上了斜阳岛,任农军副指挥,常住涠洲岛,主要是搞情报联络工作。斜阳岛农军在与上级联系中断、敌人气焰嚣张的情况下,一面练兵,一面生产,艰苦奋斗,等待时机,再返内陆。
 
1930年,国民党反动派对遂溪西部沿海的扫荡更加疯狂,同时频频袭扰斜阳岛农军。8月24日,陈章甫、黄河沣纠合了遂溪第六、第七区及海康等地的反动民团,强征沿海几十艘民船,采用梯队强攻战术再次进攻斜阳岛。在一个多月的苦战中,农军紧紧依靠群众,军民联合奋战,坚守阵地,待敌近岸,枪弹、石头齐发,打得敌军头破血流,不少反动官兵溺毙海中,败北而归。在形势日趋恶劣,生活极其艰苦的日子里,农军如何寻找出路,解决困境?经开会研究,决定由陈光礼去海南岛找寻党组织,由薛经辉代任农军总指挥。11月27日,陈光礼秘密离岛返乐民,经海康、徐闻前往海南岛。1931年春,陈光礼在海口不幸被捕,壮烈就义。
 
1931年9月12日,陈章甫、黄河沣又派部队和纠合遂溪、海康两县反动民团,配备几艘机船,大举进犯斜阳岛。这次战斗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岛上军民英勇抗击,敌人再次载回一批伤兵和尸体。
 
攻一孤岛,屡次败北,陈章甫、黄河沣受到了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的严厉训斥,强令要在短期内攻下斜阳岛。于是,敌人加派了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三团王敬贤营的兵力担任主攻,廉阳水师统带赖悦棠、李基文率领水师6艘军船前来参战,反动土豪黄广轩献助了2艘汽船,并强硬抢了渔民的80艘帆船,于1932年6月15日大举围攻斜阳岛。敌人采用长期围困,天天攻打,消耗农军弹药,以便一举歼灭的残酷手段,每天早上出动围攻,晚上退回涠洲岛。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过了三个月,敌人依然无法登上斜阳岛。农军凭借险峻的地形和岩洞,待敌人靠岸时用石头、枪弹袭击敌人。敌人被打得狼狈不堪,不少官兵负伤丧命。涠洲群众编了一首歌讽刺敌人水师:“涠洲对面岭仔墩,四面海水围匀匀,兴起千兵打不倒,生生气死李基文。”
 
后来,陈济棠增派了三架飞机和“安北”、“广金”、“海虎”三艘军舰前来配合进攻;陈章甫还派他的代参谋长兼作战处长林廷华亲临北海涠洲督战。敌人每天都出动飞机在斜阳岛的上空盘旋,对农军阵地扫射、轰炸;同时,军舰、汽船也用炮轰击,用机枪扫射,掩护陆军登岸。但又一个月过去了,岛上军民并未被征服,敌人仍然难上岛半步。敌人用武力攻不下,又采用攻心战,企图离间岛上军民关系和动遥农军军心,但一样是枉费心机。敌人计穷技尽后只得祈求神灵佑助,备好三牲祭品,到涠洲港的三婆庙去祈拜,取回神符贴在船上,用香灰煮水给官兵饮,抱回菩萨偶像放在船头,给士兵壮胆,但同样是被石头砸得头破血流,叫苦连天。随后,凶狠奸狡的敌人转用金钱收买部下,组织敢死队,每日预支20块光洋,给予花天酒地,承诺在打上斜阳岛后每人晋升二级,任抢任醉,但同样是未能攻下斜阳岛。
敌人严密封锁海面,飞机天天在头上转,大小炮日夜轰,但分毫动摇不了岛上军民的斗志。他们誓同生死,守岛保家,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群众主动献蕃薯干、玉米、黄粟等杂粮,吃光了又拿花生、黄豆来。青壮年参加巡逻放哨,监视敌人,挖战壕,修筑工事,小孩、妇女则拾石头堆在工事旁边。战斗越来越激烈,第一营营长符振岳在防守东埠阵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军民悲痛万分。不久,薛文藻也离开了斜阳岛。在粮尽弹绝,敌人连续疯狂进攻,处境更加恶化的情况下,薛经辉召开干部和群众代表会议研究对策,决定派人回江洪港借来船只,设法全部撤离斜阳。11月19日,农军派出两只小艇,岛上渔民陈培国、陈培禄、纪拔、余中平、陈玉兴请膺驾驶,载着李永春、李永才、梁兴德、刘学时等几名农军,乘月黑海雾弥漫之机,冒险冲出敌人的封锁线,一直向江洪方向驶去。
 
1932年11月25日(农历十月初八日),王敬贤在上峰的压力下,再度组织敢死队进犯斜阳岛。那天突然吹西北风,船在海中转,前进缓慢。敌人疑是艄公搞鬼,一枪杀了艄公。后来转了风向,一下子将船推到了东埠,夹在暗礁之间,船退不出。于是,敌人冒险登岛,拼命冲杀。农军在人员伤亡过半、弹尽粮绝、石头掷光的情况下,仍顽强地抵抗。不久,东埠被攻占,北埠、南埠、三条柴、灶门等阵地也相继失守。薛经辉奋勇迎击敌人,掩护群众撤退到羊咩洞里。余道生、黄安扬等打光子弹后,不愿被俘,跳下了大海。羊咩洞在岛的西北角,洞口约5丈宽,10多丈深,洞底可见太阳,洞底向岛这边有一个10多丈深大石岩,可容200多人。其时,符振岳的妻子梁四誓死为丈夫报仇,不愿撤入洞里,她把两个结婚金戒子交给了薛经辉后,在洞外战至弹尽,直至敌人逼近时纵身跳下了大海。
 
敌人上岛后实行“三光”政策,邱世党、九伯等8人来不及躲避,被抓起吊打逼供然后枪杀,林妃尾等10多个年纪不足10岁的孩子也被抓起逼供刺死。敌人将岛上房屋烧光,财物抢光,牛、猪、鸡、鸭杀光,硝烟弥漫,惨象令人目不忍睹。
 
李永春等人在江洪借了4艘帆船后,便乘黑速回斜阳岛,中途发现岛上火光冲天,知道海岛已被攻占,只好折回江洪港。后来,这批战士和群众也大部分被捕壮烈牺牲。
薛经辉带领部分军民撤下羊咩洞后,敌军封锁了洞口和所有道路。洞中军民饥渴难忍,只得乘更深人静爬上洞边摘来一些假龙眼、簕古子、仙人掌果、酸味子、树叶、草根等物充饥解渴。敌人天天向洞里打枪、投手榴弹、喊话,但洞中军民宁死也不出洞投降。连续几天的饥渴,致使一些重伤病员生命垂危,孩子们难受得哭喊不断。黄安谦的妻子生下几个月的孩子刚死去,她主动把奶汁挤出来献给伤病员和小孩。
 
敌人越来越疯狂狠毒,天天向洞里投炸弹、扔火球,企图把军民全部炸死焗死在洞里。过了七天,大家没吃没喝,面黄饥瘦,软绵绵的没一点气力,病者日多,继续下去必将全部死于洞里。薛经辉见此情景,决定出洞被俘,以此换取岛上群众的生命安全,并设法让部分农军混在群众中求得生机。于是,第八天当敌人喊时,薛经辉以不得伤害群众为条件,带领大家出洞。出洞后,敌人把农军和群众全部押到涠洲岛进行利诱拷打。敌人用香火把薛经辉全身都烧烂了,几次昏了过去,他始终坚强不屈。敌人叫群众和农军分开排队,群众都把年轻农军和女同志拉着,认作自己的亲人。敌人阴谋不遂,又把他们押去北海,关在审判厅的监牢里。后来赖英等少数女同志由群众认领保释,薛经辉、陈中华、黄安谦等40多名农军,于12月初,在北海西炮台刑场英勇就义。
 
斜阳岛革命武装斗争,是遂溪党组织领导的一场英勇卓绝的革命斗争。由于当时敌强我弱过于悬殊,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失却外援,以及缺乏军事回旋,最后终于失败了。但是他们坚持了5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对后来在南路人民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激励作用。
 
六、遂溪进步青年重踏革命征途
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斜阳岛根据地虽被摧毁了,黄学增、韩盈、钟竹筠、黄广渊、陈光礼、邓成球等一批革命先辈虽被杀害了,但革命人民是坚信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是正确光明的,烈士们的反帝反封建、不屈不挠、艰苦奋斗、英勇抗敌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后辈。
1929年,在雷州省立十中求学的郑为之(又名郑寿衡)、周怀彝(贻)等一批进步学生,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公开宣传恋爱自由和反帝反封建等思想。他们对蒋介石政府镇压革命、屠杀人民、投靠和勾结帝国主义不满,对国民党限制、禁止和剥夺学生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不断进行反抗斗争,对学校当局无理压迫学生和开除学生进行坚决反对。郑为之在一次领导罢课斗争中被学校开除,周怀彝(贻)也被逼退学。他们为了寻找真理,追求革命,同时到上海建设大学求学。那时,全国虽处于革命低潮,但上海的马列主义理论界和革命的左翼文化界仍然很活跃,上海租界可以公开出版和销售马列主义的书籍。共产党中央和共青团中央都设在上海。不久,郑为之、周怀彝(贻)与进步诗人柯仲平密切来往。柯、周两人又和共产党员有联系,进行了一些革命活动。党组织在这个时期,动员组织一些同志到“苏区”去,还撤退一些已暴露政治面目的同志。周怀彝大约在1929年冬或1930年春报名到苏区去,但他到九江时,被反动派逮捕杀害了。他是遂溪第一个投奔“苏区”的革命志士,据郑星燕回忆。郑为之因和柯仲平、周怀彝经常来往,积极参加一些革命活动,1930年春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共产党嫌疑而抓了起来,并押送到南京审查。是年冬,国民党当局由于逼不出什么口供,又查无实据,便将他释放出来。郑为之出狱后,重返上海求学,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共产党的还有同村同学郑仲涵。随后,海康县在上海读书的进步同学何仕榜、何仕梅也参加了党组织。不久,雷州旅沪同学成立了党支部,郑为之任支部书记。当时,在上海读书的郑星燕、郑光南二人因年纪尚小,参加了共青团,郑星燕任共青团小组长。接着在党、团领导下,组成了雷州旅沪同学会,团结和组织雷州地区的旅沪同学参加党领导的“上海各界民众反日救国会”,投身上海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等活动。1931年“九一八”后,郑为之、郑星燕积极参加罢课、游行、示威等上海反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反对出卖东北三省,反对“剿共”内战。是年冬,他们参加了上海学生界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他们进行了募捐、慰问第十九路军抗日战士等活动。
 
郑为之、郑仲涵、郑星燕等在上海参加党、团组织后,十分关心家乡同学、亲友、年青一代的进步,经常给他们寄回一些进步书刊和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资料,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当时,因大革命失败后来到遂溪,在遂溪初级中学、简易师范教书的张一帆(张罄,上海人)、史丹(海南人),在学校里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介绍进步书籍给学生看。遂中、遂师的进步学生,如陈其辉、支仁山、殷杰、陈兆荣、陈开濂、招离等受到他们的影响,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1931年,遂溪进步师生响应上海学联会的呼吁,大力开展抵制日货和择师运动。遂溪初级中学、简易师范学联会还组织了两个宣传队,由进步教师张一帆、汪正豪带领到合浦、海康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对此,国民党遂溪县当局派出反动武装镇压学生的抗日行动,并大量开除学生,拘禁进步教师,撤换开明校长。其时,进步教师张一帆被解聘,学生韩文潮等被开除学籍。广大学生对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阻挠愤然罢课,向县政府请愿,并发表宣言传单,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坚持了数月之久。最后,县政府被迫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释放进步教师,撤掉新任遂中校长余寿柏。同年,遂溪各中、小学校师生还组织队伍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亡,发动各界募捐经费,支援第十九路军抵抗日军。遂城、城月、麻章等地的中小学校师生,还组织专门队伍,设关卡或到各商店搜查日货,把查获的日货集中烧毁。
 
1933年上半年,郑星燕、郑为之返家治病和省亲,向家乡青年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介绍进步文学、报刊、社会科学等。其时,省立第十中学部分进步学生开始阅读左翼文学,如高尔基、鲁迅、茅盾、丁玲、张天翼等人的作品,懂得一些肤浅的革命道理,懂得中国社会有阶级矛盾、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劳苦大众的痛苦根源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懂得共产党人是代表穷人的,代表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懂得穷苦大众、无产阶级要解除痛苦,就要闹革命,就要推翻国民党统治,消灭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如同苏联一样搞革命,建设社会主义。黄其江、唐才猷在广州还听到大革命时的有关情况,以及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在江西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事迹。所有这些,对遂溪进步青年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下半年,在省立第十中读书的进步青年黄其江、唐才猷、邓麟彰、黄彪、曾锡驹、谢兆琇、沈汉英、陈其辉、陈兆荣等人在一起,阅读左翼文艺作品,学习革命书刊,议论国家大事和前途。同时,在东海岛的进步青年黄明德、沈斌、王玉颜、谢其乐等在他们的影响下,也组织起来学习进步书刊,接受和传播革命思想。
 
1934年春,遂溪进步青年殷杰、王乔、殷英、郑体诗、招离、韩天白等人,由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大批青年失学失业的社会现实不满,自发组织一个秘密读书会(后发展了苏永仁、韩文潮、周斌、韩炳文等会员),学习资料大多是在外求学的遂溪进步青年所提供的左翼文学作品和进步书刊。他们共同学习,互相交流思想、心得,寻求革命真理。后来韩文潮与进步教师张一帆共赴广州,不久韩文潮东渡日本求学,在外地参加党组织,1939年从广东省委组织部转赴延安。
 
1934年秋,殷杰、招离、王乔、陈良田、郑体诗五位进步青年在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自筹经费赴穗,准备找门路前往江西苏区,寻找共产党和红军。他们到广州后,因通往江西的道路已被国民党封锁,只好重返遂溪。
 
1935年,广东党组织因几年来连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基本停止了活动。只有少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坚持斗争。7月,原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出版部发行科工作的党员王均予转移到广州,经联系《时代文化》读者会同意,把该会改为中国青年同盟(后改称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这是一个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政治主张、团结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遂溪进步青年朱文畅与同学黄焕秋等加入了该组织,并参加了广州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几次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抗议广东当局阻挠、破坏抗日活动的行为,反对对日妥协投降,要求取消一切压制民众抗日活动的法令,保障民众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和权利。同时,朱文畅在广州发动何森、周斌、陈炎、邓妃荣等进步青年秘密成立“遂溪留穗同学会”,阅读革命书刊,研究时事政治,并出版会刊《浚川》,公开揭露和抨击蒋介石亲日卖国、积极反共的政策。他们返回遂溪和海康、赤坎等地活动,曾在省立第十中学召开进步学生座谈会,宣传抗日救亡,鼓励大家阅读进步书刊,积极投身革命斗争。次年7月21日,朱文畅在广州警察家属学校(兼任教师)被反动当局逮捕,秘密杀害后沉尸于白鹅潭。
 
1935年夏秋间,郑星燕赴东海岛小学任校长,积极引导教师、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左翼文学、鲁迅作品,对师生进行启蒙式的革命教育,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内战的革命思想,讲解科学社会主义知识,揭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对外不抵抗,对内搞内战的真相,提高了师生的政治思想认识。同年秋,在广州江村师范读书的遂溪进步青年陈进礼、王国强二人,加入了王均予组织的“中国青年同盟”,与王玉鸾、郑光海等人成立秘密读书会,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进步书籍,在广州开展革命活动。陈进礼约于1936年加入了中共党组织。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和南路后,在遂中、遂师、雷州师范读书的进步青年学生陈其辉、邓麟彰等积极响应这一爱国运动,组织同学游行示威,并分成若干组到街头演讲宣传,被校方无理勒令退学。其时,《读书生活》、《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进步书籍和刊物传到遂溪,不少进步青年如饥似渴地争相传阅,东海岛的进步青年阅后心情很激动,互相间见面必谈,公开讨论。这些进步书刊的传入,使许多进步青年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同时,报纸刊登有关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消息,对广大青年的影响很大。当时,有一批进步青年有一个共同的思想认识,就是要革命就要找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领导革命的,国民党是反革命的,只有找到共产党才能干革命。
 
1936年初,黄其江等在广州打听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他们是在工人中做工作的,只有到工人中去,才能找到共产党。后来,黄其江等人了解到香港有人到惠阳开钨矿,要招收一批工人,如果到那里去做工作,共产党知道了便会来找你。于是,黄其江等从广州赶回雷师,同邓麟彰、唐才猷、沈汉英、黄彪、王文劭、谢兆琇等人商量,大家都决定分批去香港找共产党。第一批由黄其江、唐才猷、黄彪、谢兆琇、邓麟彰、陈秉璋等人先去,然后再组织大批人去。接着,他们便商量筹款问题。当时这些青年中家里比较有钱的只有黄彪、唐才猷两人,其他人都很穷。为了筹集经费,唐才猷决定回家“偷”金器。唐才猷意识到,偷了家里的金器,就不可以再回家,必须同家庭决裂。但为了寻找共产党,他只好回家偷了老婆和二嫂的金链、金镯、金戒指等,并兑换成港币。筹到款后,大家决定分两路去香港,唐才猷等人由广州去,黄其江、邓麟彰则从江门去。他们到香港后找到收钨矿的人,但因收购价低,成本高,钨矿不开采了。不久,他们因经费缺乏,共同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共住。这时,适逢广东陈济棠与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公开造蒋介石的反,并在香港的报纸上刊登在广西开办“青年抗日军官团”的广告,公开招生。他们得知消息后很高兴,有一个姓王的海南人(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对他们说:李宗仁、白崇禧敢于反蒋抗日,一定与共产党有联系,他过去曾认识李、白的一些部属,可以通过他们介绍参加青年军官团,然后设法找共产党。大家经他这么说后,便一致决定回东海岛筹措路费。当时,陈其辉、黄明德在东海岛教书,谢兆琇从香港带那个海南人先回到黄明德那里,随后黄其江和邓麟彰、唐才猷等人也到东海岛会合。黄明德、陈其辉、谢其乐、王玉颜等一起筹措了100多元。接着由黄明德带海南人王××从东海岛海坡村坐船去太平,第二天步行到赤坎,那个海南人再和海康人何子栋去了郁林联系。可是他们到北海找到翁照亘(翁原是第十九路军一个旅长,何在翁部下当过团长)后,白崇禧、李宗仁却向蒋介石投降了。他们返回赤坎后,写了一封信给在东海岛的黄明德、唐才猷等人,唐、黄等人即赶到赤坎,当得知没有找到共产党后,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他们有的放弃职业,有的背叛家庭,为的是要寻找共产党,但这次计划又没有实现,究竟到那里才能找到共产党呢?当时黄其江不在赤坎,于是他们决定找黄其江到赤坎一起商量。
 
正在这个时候,上海《读书生活》杂志发表了关于革命青年如何工作的问题的一篇文章。该文针对“一二九”运动后大批进步学生离开学校、思想彷徨的情况,提倡革命青年应到群众中去做实际工作,团结教育更多的青年起来革命。如果离开学校,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很难开展工作。号召他们要回到学校中去,在学生中做工作,不要脱离群众。黄其江、唐才猷、黄明德等看后受到很大启发,于是决定能读书的回校读书去,能教书的回去教书。黄明德陪唐才猷回家,向唐的父亲慌称自己是赤坎人,一直和唐才猷在赤坎附近农村教书。最后唐才猷还是被父亲痛骂了一顿,并不准随便出入,长住在炮楼上达半年之久。
 
1936年下半年,黄其江也到了东海岛教书,同黄明德等组织读书会活动。这时,在广州江村师范读书的沈汉英认识了在该校读书的遂溪青年共产党员陈进礼等人,陈进礼了解到家乡这批青年的情况后告诉沈汉英说,要找共产党就到江村师范来读书,言下之意在江村师范就有共产党。1937年2月,黄其江和陈其辉放弃教书职业,抱着寻找共产党的原望到了江村师范读书。黄其江到江村师范的当天,陈进礼即找他去谈话,指出“我们动员你进江村师范,不是为了捞文凭,而是为了革命工作。”陈进礼给黄其江等人布置了三项工作任务:(一)搞好革命读书会,培养一批好人才;(二)搞好各班的班学生会,培养各班的革命工作骨干;(三)搞好全校的学生会,培养全校的革命工作骨干。其时,在江村师范读书的遂溪青年陈进礼、王国强等已组织起了秘密读书会,读书会中的遂溪学生有10多人,如陈进礼、王国强、沈汉英、陈方、陈德生、王玉銮、支钟文、郑光海、陈兆荣等。他们经常秘密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社会科学知识和中共地下书刊,研究时事政治,并在王均予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黄其江、陈其辉到江村范师后也参加了秘密读书会。他们利用白天阅读,晚饭后到郊外座谈讨论。陈进礼在组织读书活动中谈了很多革命道理,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成两派,有正确的一派,也有错误的一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代表正确的一派;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代表错误的一派等。这批先进青年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陶冶,不久相继在广州和遂溪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后来成为重建遂溪党组织和开展遂溪革命斗争的主要骨干力量。
 
第四章        党组织在全民族抗战中重建、发展
 
第一节 党组织的重建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一、 抗日战争初期遂溪的形势
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遂(溪)湾(广州湾)爱国青年师生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自发地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抵制日货。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严重关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时刻,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族抗日的主张,组织起各种抗日团体,开展各种抗日活动,遂(溪)湾(广州湾)一带的爱国青年、进步师生积极投入到这一抗日救国的运动中去。
 
其时,支仁山、何森、招离、殷杰等在麻章的县立第七小学组织抗日宣传队,自筹经费到附近的甘霖、黄略等村庄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8月上旬,许乃超、何森、陈其辉、王苇川、廖彦冰、邹延炳、殷杰等组织成立“遂湾联合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团”,团长许乃超,何森为副团长兼负责组织,殷杰负责总务,邹延炳负责宣传。该团60多人,主要由赤坎、麻章两地的部分高年级小学生组成。他们组织了演剧队、街头宣传队、下乡工作队、歌咏队和墙报组等,在遂(溪)湾(广州湾)城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出版《救亡旬刊》,每期发行1500——2000份;铅印文艺小报《怒吼》。演剧队在赤坎文化剧院曾一连三晚演出大型话剧《保卫芦沟桥》,后还在麻章圩、遂溪城等地演出。街头宣传队进行口头宣传,大唱抗日歌曲,还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重逢》等独幕剧。此时,黄明德、郑体诗、沈植三、沈斌等爱国青年也在东海岛成立“遂湾联合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团东海分团”,分团长黄明德,在东海岛开展抗日宣传。在沪、穗等地读书的遂(溪)湾(广州湾)青年也分别参加了“上海各界民众反日救国会”、“广东抗日先锋队”等抗日组织。在江村师范读书的遂(溪)湾(广州湾)学生还参加乡村抗日救亡工作队,下乡举办民众夜校,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并出版《遂湾青年导报》,寄回家乡推动抗日救亡。
 
1937年10月,上海被日军包围后,在上海读书的遂溪进步青年郑星燕绕道返乡,计划筹措经费和找关系到延安去。他回乡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以麻章七小为据点,与支仁山、何森、邹延炳、陈炎、招离等在一起,利用合法的形式公开活动,筹备和成立了遂溪县第一、三区抗敌会,主编出版《抗敌战线》刊物,扩大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同时发动家乡群众,反对大土豪劣绅乡长郑连如将政府发行的公债按户按人平均分摊的不合理做法,斗争取得胜利。1938年春夏,郑为之、郑星燕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郑星燕入“抗大”后由团转党,后由“抗大”选送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郑为之赴山东参加地方抗日团体和自卫武装。郑仲瑛(共产党员)赴延安后,在八路军兵工厂工作,后在敌人的一次大扫荡中牺牲。
 
1937年底,支仁山、何森、周斌、殷杰等自筹资金,在遂溪城东门开设一间“南化书店”,推销进步书籍和抗日救国刊物。书店由周斌、殷杰负责,陈同德为店员。1939年初,殷杰等又在赤坎寸金桥开设一间书店,向广州湾青年学生介绍进步书刊,如《新华社日报》等。
 
1938年三四月间,国民党遂溪县党部成立一个“抗敌后援会”,国民党遂溪县政府参照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的做法,也相继成立了遂溪县民众抗日自卫统率委员会(简称“遂溪统委会”),并搞了一下抗日宣传、募捐、慰劳等工作。5月,遂溪30名进步青年利用“遂溪统委会”的名义成立一个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队,巡回各乡村,宣传抗日救亡,并调查民间枪枝弹药。同年秋,殷杰、陈定清、周程等在赤坎成立“七七”剧团,这是宣传抗日的话剧团,以“雷阳会馆”为集合场址。该剧团由一批爱国青年和一些流亡到广州湾的各方艺人组成,以演出话剧筹措经费,救济抗日伤病将士和难民。
 
抗战初期,遂溪的政治形势比较复杂,地方上存在着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力量。广大农民、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一支庞大的进步力量,抗日热情高。尤其是遂中、遂师、麻章七小和广州湾、东海岛等地的青年学生,非常痛恨法帝国主义对广州湾的殖民统治,有着较高的思想觉悟和强烈的民族感,积极主张抗日。遂溪有两个地方派别的势力,其代表人物是高派的高在湘和铁派的戴朝恩。这些人当时政治态度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反共反人民,另一方面深恐国土沦陷后,他们的既得利益会受到损失,因而也有抗日的愿望。顽固势力主要是国民党遂溪县党部和县政府的一些反动骨干分子,他们虽然顽固反共,但由于大势所趋,因而不得不顺应潮流,也表示抗日。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货币贬值,百业凋零,致使遂溪有一批社会青年由于失学失业而深感彷惶,正在渴望和寻找出路。这些人大多数是爱国的,只要有人振臂召唤,他们便会应声而起,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二、重建党组织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在遂溪县建立了基层组织。大革命失败后,遂溪县的各级党组织遭受彻底破坏,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才得以重建。
 
抗日战争爆发前,遂溪的进步青年学生自发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向往共产党。因此,有一批进步青年师生经历艰辛,自筹经费到广州、香港等地寻找共产党。至1937年春,王国强、黄其江、陈其辉、沈汉英、陈芳、陈德生、支钟文、郑光海等先后进入广州江村师范学校读书,参加了在校学生遂溪籍共产党员陈进礼组织的“读书会”,秘密阅读《政治经济学》、《哲学》等马克思主义书刊。是年冬,他们又参加该校共产党员教师刘秉钧领导的“读书会”,请革命老前辈来做报告,解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农民运动、游击战争、革命军人政治工作等问题,并参加该校组织的乡村抗日救亡工作队,下乡举办民众夜校,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1938年6月,黄其江、陈其辉在江村师范由刘秉钧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二人的党组织关系转交广东省委组织部干事温焯华后,被安排参加了党员学习班学习,主要是学习党的建设问题。随后,温焯华布置黄其江、陈其辉利用暑假返回遂溪工作,任务有两项:一是发展党组织;二是组织青年团体,开展青年运动。黄其江、陈其辉两人带着这两个任务回到遂溪后,与当时在遂溪七小当教师的支仁山、王国强、何森、招离等遂(溪)湾(广州湾)爱国青年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黄其江、陈其辉、殷杰、邓麟彰、唐才猷、周斌、支仁山、殷英、陈开濂等人利用国民党遂溪县统率委员会的名义,组织了一个抗日巡回下乡宣传团,到农村开展救亡工作。该团40多人,主要是演抗日救亡话剧,很受农民群众欢迎。温焯华曾指示“建党工作千万不要脱离救亡运动,要在救亡运动中考察、培养建党对象”。黄其江、陈其辉根据这个指示,在下乡工作过程中注意做好培养建党对象工作,于8月间首批发展了唐才猷、邓麟彰、支仁山、招离、殷杰、殷英、何森等7人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同月25日,黄其江、陈其辉发起成立了“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为抗日救亡运动在广大农村以及党组织在农村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9月初,黄其江、陈其辉回江村师范后,又在江村师范介绍遂(溪)湾(广州湾)学生沈汉英、陈兆荣、支钟文、陈德生、陈方、谢兆琇、叶信芳、崔永康等8人参加共产党组织。
 
除了省委组织部派员重建遂溪党组织这条线之外,广州中山大学党组织也于1938年7月,派共产党员李康寿到遂中师任教,在学校秘密做建党工作,首批吸收了张雪馨、王国强、郑光海三人入党,并于11月成立了中共遂中师支部,李康寿任书记。1938年冬至1939年春,该校党支部又发展了庄梅寿、郑仲珏、郑光风、陈木安等学生入党。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黄其江转增城回遂溪开展工作。12月赴香港向温焯华汇报从增城回遂溪开展工作的情况。温焯华对遂溪工作提了几点意见:一是要继续在农村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二是要掌握武装,准备在沦陷之后在农村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三是“青抗会”组织要大量发展扩大;四是做好统战工作;五是成立中心支部。1939年元旦,黄其江回到遂溪,立即在赤坎潮州会馆召开党员会议,传达省委组织部温焯华的指示,宣布成立中共遂溪中心支部,由黄其江任支部书记,邓麟彰、陈其辉、殷杰、殷英为委员。中心支部下设两个支部,青抗工作队的党员唐才猷、沈汉英、陈兆荣、支钟文、陈方、陈德生为一个支部;在麻章第七小学的党员支仁山、何森、招离为一个支部。
 
中心支部成立后,对如何发展党组织的问题作出了“面向农村,发展农民党员”的决定。即首先在青抗会工作队中吸收一批进步知识青年入党,然后把这批党员派赴本县东、中、西等地区农村办民众夜校,物色和培养建党对象,进而在农村建立党的组织。
 
由中心支部派到中区的党员先后有唐才猷、支仁山、唐多慧、曾锡驹、陈方、黄乔英、王文劭、支秋玲、谢兆琇等。至1940年,中区成立党支部的情况为:1939年5月成立泮塘党支部,支部书记陈醒吾,党员10多人;1939年5月成立其连山党支部,支部书记卜国柱,党员7人(其中外来党员2人);1939年上半年成立风朗党支部,支部书记谢兆琇,党员10多人;1939年6月成立竹山党支部,支部书记唐才猷(12月唐才猷调走,陈洪宜任书记),党员21人;1939年7月成立文相党支部,支部书记陈方,副书记杨恒万,党员25人;1939年11月成立其连山妇女党支部,支部书记支秋玲,党员10人;1939年12月成立南门圩(含南河、南门田)党支部,支部书记洪田,党员20人。
 
被派到西区开展工作的党员有殷英、邓麟彰、黄明德、莫怀、何森、王玉引、支秋玲、马叔良、支尧光、罗培畴等。至1940年,西区成立党支部的情况为:1939年上半年成立山家新村党支部、山家东村党支部、山家老村党支部、老马下村党支部、同文党支部、斗仑党支部、金围党支部、北潭坡党支部、山内村党支部、垭山党小组。山家新村党支部书记李华安,山家东村党支部书记李华明,山家老村党支部书记李绍香,以上三个支部共有党员39人。老马下村党支部书记叶卓锋,党员14人。同文党支部书记王玉引(后邓成惠),党员7人。斗仑党支部书记周锡典,党员7人。金围党支部书记张立明(后张世标),党员30多人(其中女党员11人)。北潭坡党支部书记伍文,党员3人。山内党支部书记李鸿基,党员6人。垭山党小组,组长洪世芳。1939年11月,党组织派何森到杨柑小学任教,成立杨柑党支部,支部书记何森,党员4人。
 
被派到东区开展工作的党员有黄明德、陈兆荣、苏少婉、邹文西、沈汉英、郑善兴等。 至1940年,东区成立党支部的情况为:1939年成立甘霖党支部、丰厚党支部、陈村仔党支部、黄略党支部、九东党支部、支屋党支部。甘霖党支部书记许旺(后梁汝新);丰厚党支部书记郑善卿(后邹文西);陈村仔党支部书记陈兆荣(后陈明景);黄略党支部书记王骏;九东党支部书记王恩洪;支屋党支部书记支陈新。1940年成立黄略妇女支部,支部书记王柏芝,党员9人。
 
被派到遂溪南部沈塘一带工作的党员有曾锡驹、陈同德、陈元清、陈理祥等,1940年夏成立了茂莲党支部,支部书记曾兆山,党员8人。
 
1939年下半年遂中师支部李康寿等人调走后,由该校党员梁和、李晓农、陈少莲等组建遂中师党支部,支部书记梁和(后李晓农),有党员15人。
 
1939年6月,遂溪党组织派党员王文劭到雷州师范学校开展建党工作,发展党员6人,建立了中共雷州师范党支部。四维中学王福秋、钟如谋等人入党后也在那里成立党支部;东海岛的王玉颜、谢其乐等入党后组建东海岛支部,沈斌任支部书记。
 
1939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派周楠到高州建立中共高雷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周楠,黄其江、刘谈锋等为工委委员。5月,工委书记周楠抵达遂溪,在遂溪城南门圩长毛庵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中共遂溪县工作委员会(简称“遂溪县工委”),由高雷工委委员黄其江任书记,委员由陈其辉、殷杰、殷英、邓麟彰等担任。此时,全县党员已发展到250多人;农村、学校党支部发展到20多个。同时,周楠把遂中师李康寿的组织关系转交给遂溪县工委。1939年6月,中共遂溪县工委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派王文劭、唐多慧、沈汉英等人到海康、廉江、吴川协助建党工作。7月,中共高雷工委派黄其江到廉江,在燕山、西莲塘主持党支部骨干训练班,传达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大力发展党组织的指示,要求加快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建设。随后高雷工委先后从遂溪调唐多慧(唐彪)、廖铎(刘炳燊)、莫怀到廉江工作,加强了当地党组织的领导。
 
1939年五六月间,遂溪县工委在遂溪城长毛庵连续举办了多期党员学习班,由黄其江主讲党的建设问题,主要内容有:党的纲领、党的性质、党的组织、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党的纪律、党员气节、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目的是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党性、党纪、党风教育。同时,各支部也都举办各种类型的党员学习班,加强对党员的教育。
 
1939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巡视员温焯华在洋青西田村主持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宣布撤销中共遂溪县工委,成立中共遂溪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由:邓麟彰、唐才猷、梁汝宏、王福秋、支仁山、殷杰、黄其江等七名委员组成,其中黄其江任中心县委书记,邓麟彰任副书记,唐才猷任组织部长,王福秋任宣传部长,殷杰任青年、统战部长。12月,陈华被派任中心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王福秋改任保卫部长。中心县委除管辖雷州半岛外,还管辖廉江县和吴川县等地区的党组织。中心县委成立时,遂溪全县的党员已发展到450多人(其中妇女支部12个,女党员120多人);并成立了中共遂溪东区、中区、西区等三个区委,东区区委书记邓麟彰(兼),委员黄景文;中区区委书记陈醒吾,委员卜国柱、陈醒亚;西区区委书记殷英,委员黄明德、王玉引。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次年2月,周楠在高州召开高雷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广东省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精神,强调当前党的任务是以巩固党的组织为中心。会议就贯彻党中央关于反击反共高潮的指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等问题作了研究和布置。会议决定各地党组织立即着手进行如下工作:(一)发动群众开展反击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逐步撤退转移暴露干部以保存力量;(二)转变活动方式,以社会化、群众化形式开展活动,并认真做好上层统战工作;(三)传达学习广东省委关于加强革命气节教育的决定,对全体党员进行形势、党性和革命气节教育;(四)审查干部,纯洁组织,严防内奸破坏。会议宣布撤销高雷工委,成立中共南路特委,周楠任书记。1940年3月,南路特委决定调黄其江到合浦中心县委任书记;同时撤销中共遂溪中心县委,成立中共遂溪县委,由邓麟彰任书记(5月支仁山接任),委员唐才猷(管组织)、陈华(管宣传,7月后管青年)、刘炳燊(又名廖铎,7月任,管宣传)、殷杰、陈恩、王福秋。此时,遂溪县各区委书记作了适当调整:中区区委书记陈醒吾(6月后陈熙古,1941年2月后沈汉英),委员有陈醒亚、沈斌、洪荣。西区区委书记沈汉英(1941年2月后陈熙古),委员有马如杰、唐协森、陈章、梁甫、谢华胜、陈慎辉。东区区委书记黄明德(1941年2月沈斌),委员沈斌、黄景文、黄桂、陈明景、王乔。在此前后,中共遂溪县委按照南路特委的指示,先后接收了中共广州湾菉塘新村党支部,书记林熙保;广东省救济队驻广州湾第九队党支部,书记林宏发;海南驻广州湾特别支部,书记曾平;东海岛中心支部(秋季划归东区区委直接管辖)。县委管辖下的学校党支部主要有:遂中师支部,雷州师范支部,琼崖中学支部,培才中学支部,戊戌中学支部,益智中学支部、南强中学支部、四维中学支部,勷勤商学院支部(1938年秋广州沦陷前夕,该学院由广州迁至遂溪麻章圩开办)、晨光小学支部、遂溪第七小学支部。
 
三、成立青抗会和掀起救亡运动高潮
 
(一)青抗会的成立及初期活动〖HT〗
1938年7月,黄其江、陈其辉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的安排,利用暑假回遂溪,在重建党组织的同时,组织青年团体,开展青年抗日运动。他们返抵遂溪后,即邀请遂中、雷师、江师、广州湾等地的爱国师生和社会进步知识青年40多人,在麻章第七小学召开抗战一周年纪念会,研究如何开展遂(溪)湾(广州湾)的抗日救亡工作,决定利用周文熙(周斌)、殷杰等在国民党遂溪县“后援会”工作的关系,以“后援会”的名义组织遂溪、雷师、东海岛等地知识青年,在原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抗日救亡下乡巡回工作团。该团80人左右,在黄其江、陈其辉的率领下,先后到遂城、城里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其间,黄其江、陈其辉在工作团里提出组织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的建议,后经工作团全体队员讨论一致赞成。8月4日,他们以“统率委员会”下乡工作团名义,通告各界青年,广泛征求发起人。10日,由工作团所有成员和社会各界代表共93人签名,发出《为发起组织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致全县青年公开信》,呼吁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继而由发起人共同协商推举黄其江、陈其辉、殷杰、周程、卢震、李品三、黄枫、陈炎、王乔、陈定清等人为“青抗会”的筹备委员会委员。接着,筹委会大量印发、张贴“征求会员启事”及“会员入会登记表”,并利用《南路日报》进行宣传,广泛征求会员,很快便有200多名青年报名入会。筹委会随即起草通过了“青抗会”章程草案和成立大会宣言草稿,并向国民党遂溪县党部递交了报告,请求给予登记,以取得合法地位。
当时,遂(溪)湾(广州湾)的高(在湘)、戴(朝恩)、陈(学谈)三派地方势力,紧紧地控制着遂湾的地盘。遂溪青年要谋取职业和生活出路,都要受地方势力的支配。根据这种特殊情况,在发起人和筹委会人选当中,都注意到人员的代表性,争取各派地域中的青年都拥护,从而广泛团结各界青年,加速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筹备“青抗会”过程中,国民党遂溪县党部、县政府以及地方实力派,普遍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怕“青抗会”危及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想乘机拉拢青年人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而“统率委员会”和“后援会”则不同意遂溪再成立新的青年组织,以便把青年纳入他们的组织里。他们说“‘后援会’是遂溪抗战的统帅,青年不必另起炉灶。”“青抗会”筹委会一再表明态度:遂溪“青抗会”的成立,是为了团结各界青年抗日救国,青年不能没有自己的团体,青年有青年的要求和权利,“青年抗敌同志会”应是抗日政府的合法组织。经过多次的说服和斗争,“遂溪青抗会”才获得公开合法的地位。
 
1938年8月24日,筹委会邀请各界青年代表磋商青抗会干事会干事人选问题。协商结果,推举黄其江、陈其辉、殷杰、王国强、邓麟彰、周程、支仁山、陈炎、黄枫、卢震、李品三等为干事会干事候选人。会议决定,将协商的干事名单,提交代表大会选举通过。
国民党当局以及地方派别(高派、铁派、陈派)都想争夺“青抗会”的领导权,铁派头头戴朝恩提出由遂中校长陈琦为青抗会的领导人,国民党遂溪县当局则提出由后援会的秘书为青抗会的领导人。中共党员黄其江、陈其辉认为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青抗会”的领导权,他们通过做好上层统战对象的工作,并争取各界的支持,促使遂溪县当局和地方派别同意推选陈其辉为干事会总干事,从而解决了筹备工作中一个最重大的问题。
 
1938年8月25日上午10时,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成立大会在遂溪县城第一小学礼堂正式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遂溪县、东海岛的各界青年代表180多人和国民党遂溪县党、政、军官员及学校团体代表10多人。大会开始由筹委会代表陈炎宣读《青年抗敌同志会成立大会宣言》(草稿)和各方贺辞。继由大会主席陈其辉致词,并代表筹委会报告青抗会的筹备经过。其间,还请国民党遂溪县党部特派员兼后援会常委林景仁及国民党遂溪县政府、团管区司令部等单位的代表讲话。下午,黄其江作《关于青抗会当前工作问题的报告》。接着,大会通过了“青抗会”的成立宣言、章程以及其他提案。“青抗会”在成立宣言中公开提出建立遂溪青年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拥护国共合作,拥护统一战线,并号召全县各界青年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保家卫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会采用民主选举的方式,由主席团主席提出经过协商的“青抗会”领导机构干事会干事名单,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候选人名单获全部通过。选出陈其辉(共产党员)、黄其江(共产党员)、殷杰(共产党员)、支仁山(共产党员)、王国强(共产党员)、邓麟彰(共产党员)、陈炎、黄枫、卢震、李品三、周程为干事会干事。
 
8月26日,干事会在遂城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干事的分工和如何开展“青抗会”的工作问题。会议推选陈其辉为总干事,负责“青抗会”的全面工作,陈其辉、殷杰、王乔为常务干事,干事会下设五个组,其中:总务组组长殷杰,副组长王乔,组员吴定瀛;组训组组长黄其江,副组长支仁山,组员邓麟彰;宣传组组长陈炎,副组长王国强,组员殷杰、周程;筹募组组长卢震,副组长李品三,组员周文熙(周斌);慰劳组组长陈定清,副组长黄枫,组员何森。8月28日,干事会决定“青抗会”的会址设在遂溪县城黄略试馆(后相继迁往御史祠、长毛庵)。
 
“青抗会”成立时,一批女青年报名参加了“青抗会”。其中,支秋玲是“青抗会”发起人之一,苏少婉、王素如、陈少莲、王惠莲、王秀贞等一批女青年学生是青抗会中的积极分子。为了更好地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开展妇女工作,党组织指示支秋玲、张雪馨两人负责筹组妇抗会。在党组织和“青抗会”的领导、支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和筹备工作,于1938年冬在遂城第一小学礼堂召开妇女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遂溪妇女抗敌同志会”(简称“妇抗会”)。与会代表有女学生和社会女知识青年、机关女职员及部分农村妇女,共200多人。大会通过了“妇抗会”的组织章程,确定“团结一切爱国妇女共同抗日”为“妇抗会”的宗旨;选出支秋玲、张雪馨、陈少莲、王素如、王惠莲、王秀贞、黄琴等7人为“妇抗会”委员,由支秋玲、张雪馨负责主持妇抗会的日常工作。同时,大会还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到农村去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会员,建立农村妇女组织。“妇抗会”的会址设在县城黄略试馆内,与“青抗会”一起办公。“妇抗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同“青抗会”密切配合,坚持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开展工作,为遂溪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青抗会”成立后,为了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在《南路日报》第三版开辟副刊——《青年阵地》,作为青抗会的机关刊物,办刊方针是:坚持进步,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发动青年和社会各阶层人民团结抗日,进一步扩大青抗会的影响。该刊于1938年9月3日创刊,初为三日刊,出版100多期后改为周刊。《青年阵地》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共产党抗日主张,公开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并刊印了毛泽东的木刻像。由于该刊内容进步,图文并茂,因而深受广大青年和其他读者的欢迎。但是,却遭到国民党海康县党部书记长李祖舜的恶意攻击,国民党遂溪县长符麟瑞甚至以有异党言论,而企图勒令停刊。青抗会同顽固势力进行说理斗争,使《青年阵地》得以继续出版。1939年9月,青抗会又出版《新南路》半月刊,进一步扩大宣传。
 
1938年9月10日,青抗会干事会决定自筹粮钱组织抗日宣传队,巡回城乡宣传抗日。该队成员多是青抗会的骨干,主要有殷杰、陈炎、王国强、陈其辉、陈定清、周程、吴定瀛、谭常桂、支秋玲、王秀贞、殷英、周文熙(周斌)、殷宝田、招离、唐才猷、邓麟彰、郑光海、郑体诗、梁翠英、支仁山、王勤生、卜国柱、钟如谋、陈兆荣等。宣传队主要是演出话剧,主要演员是:陈定清、周程、陈炎、谭常桂、陈其辉、支仁山、殷杰、王乔、邓麟彰、王国强、支秋玲等。美术布景由吴定瀛、招离两人负责。抗日宣传队先后到遂城东圩、麻章、寸金桥、洋青、城月等乡镇,用演讲、演唱和张贴标语、宣传画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还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话剧《流亡曲》、《一个游击队员》、《打城隍》、《重逢》、《死里求生》、《夜之歌》、《北平之夜》,以及一些自编的活报剧、哑剧、雷歌等。演出相当成功,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称赞,有效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1938年9月17日,日军在广西涠洲岛登陆后,青抗会号召本会会员参加自卫团,加紧沿海地区工作,并派出三名会员随自卫团集训队到江洪港工作,慰问和安置从涠洲岛逃到江洪港的难民。
 
9月12日,遂溪附城青抗通讯站成立,同月26日成立雷州城青抗通讯站。10月12日,青抗会在广州湾赤坎举行抗战画展。
 
1939年春,青抗会为了扩大抗日宣传阵地和筹措经费,派陈其辉、殷杰、陈定清、周程等到广州湾赤坎雷阳会馆筹组“春雷剧社”。剧社组建后,由黄其江、陈其辉统一领导,陈定清、周程负责剧务,殷杰负责财务,郑体诗负责宣传,招离负责舞台设置。当时,剧团还吸收了晨光小学教师廖彦冰、钟毓秀、陈慕卿和四维中学教师陈锦昌、谭瑞廉、何世明,以及社会青年钟茵茵、郑昌新、沈宝珍、陈国荣等30多人参加,并聘请诗人胡危舟为导演。该剧社曾在赤坎文化戏院演出多幕话剧《夜光杯》、《春风秋雨》,为青抗会筹募经费。1939年7月,春雷剧社改名为“七七”剧团,由曾在法国攻读戏剧的张蹑峰任导演,先后在赤坎同乐戏院演出多幕剧《一年间》、《日出》。同月,“七七”剧团在赤坎演出青年剧作家吴祖光的著名长剧《凤凰城》,为青抗会第二次筹募经费。11月,该剧团又在西营演出《凤凰城》,为广州湾各界青年战地服务队筹款。由于该剧团的影响,广州湾相继出现了几个话剧团体,演出了不少进步话剧,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起到较好的宣传推动作用。
 
(二)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在广州江村师范和雷州师范读书的共产党员回到遂溪,同原在遂溪的共产党员一起,于11月初旬在赤坎高州会馆召开会议,到会的有黄其江、陈其辉、支仁山、邓麟彰、唐才猷、何森、招离、殷杰、殷英、沈汉英、陈兆荣等共产党员,他们讨论了广州沦陷后雷州半岛的形势变化和青抗会今后的工作。会上,黄其江把9月份参加省委青委扩大会议时青委书记吴华对遂溪青年工作的指示向大家传达,主要内容是:在抗战时期,党的基本任务是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青年工作应尽快从城市转向农村,为今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做好准备。大家听了黄其江的传达之后展开讨论,最后决定以青抗会的名义组织乡村工作队,下乡开展工作。会后,青抗会立即组织了七个战时乡村工作队,分赴林东、泮塘、志诚、义兴、迈龙等乡村进行抗日救亡工作。11月下旬,黄其江、陈其辉、支仁山、邓麟彰、唐才猷、何森、殷杰、殷英等共产党员在赤坎高州会馆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指导思想方面。根据前段工作队下乡采取流动宣传的方法,不能组织群众、建立群众基础的存在问题,强调青抗会下乡宣传的目的是为了组织群众,准备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因而必须深入农村,固定在各条村里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二是在工作方法方面,会上黄其江、陈其辉介绍了江村师范和广雅中学师生于1937年初到农村办夜校的经验教训,推广了广雅中学采取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做法,白天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上完课后同农民一起睡觉,同农民谈心、交朋友,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和建立深厚感情。这次会议作出了五项决定:(一)立即改变流动宣传的形式,采取定点办民众夜校的办法,切实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深入开展农村青抗运动;(二)在乡村工作实践中,注意培养骨干,物色建党对象,吸收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建立党组织;(三)召开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临时全体会员大会,总结前段的工作和布置今后的任务,进一步掀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高潮;(四)大量发展青年农民会员,改变会员中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状况,实行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并加紧武装群众,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作好准备;(五)会后各个党员要立即分头到遂溪东、中、西部地区及城月附近各大村庄,着手联系定点办夜校的有关工作。11月底,青抗会组织的第一批下乡办夜校的30多人下到农村。这一批下乡驻点办夜校的青抗工作队员和村庄为:唐才猷、洪荣到中区竹山村,沈汉英到东区支屋,黄明德、黄轩到西区山家,陈兆荣、苏少婉到东区陈村仔,郑善卿到东区丰厚,支钟文到东区九东村仔,支仁山、招离到东区甘霖,沈潜、莫志中到东区四九,王保华、罗培畴到西区同文、老马,莫怀、唐多慧到中区泮塘,曾锡驹到中区文相,陈德生到城月扶良、后溪。其后,下乡工作队逐步扩大,于1939年春节后在全县铺开办夜校。工作队下乡后,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穿草鞋、打赤脚,晚上同农民在田头茅寮看守番薯,真正同农民打成一片。
召开临全大会
1938年12月17日,根据赤坎潮州会馆第二次党员会议的部置,青抗会召开第七次干事会会议,研究召开青抗会临时全体会员大会的有关问题并决定成立“临全大会”筹委会。
1939年1月2日,遂溪县青年抗敌同志会临时全体会员大会在遂溪城第一小学礼堂举行,到会会员200多人。青抗会总干事陈其辉向大会作《青抗会四个月来的工作情况报告》,总干事会代表黄其江作《今后我们应该怎样做?》的报告,总干事会代表周程宣读《遂溪县青年抗敌同志会临时全体会员大会宣言》。大会的宗旨是:为应付家乡目前的紧张局势,检讨青抗会过去四个月来的工作和确定青抗会今后的工作方针,使全体会员今后在保卫祖国、保卫家乡的重大任务之下齐一步伐,更积极、更有效地工作。大会指出:正值日军为配合其打通粤汉线路的企图,而准备大规模进攻广西、进攻南路,我们家乡的情形空前紧急的时候;无疑的,我们全县同胞都负着了保卫家乡的重大任务。会议认为:只要全县团结起来,动员起来,武装保卫家乡,我们的家乡一定能够保卫的。大会要求: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除极力推进全县团结之外,还要在武装保卫家乡的艰苦过程中,誓把全心全力全生命贡献出来,为武装保卫家乡而奋斗到底;青抗会员必须到当地的武装队伍中去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游击战术,用正确的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武装头脑,成为一个真正能够保家卫国的战士。同时,大会还强调要以迅猛的速度扩大青抗会组织,尽快把全县青年吸收到青抗会中来。
 
列席“临全大会”的长官来宾有:国民党遂溪县党部特派员、国民党遂溪县后援会代表林景仁,国民党遂溪县政府钟韶县长代表罗淡夫,团管区司令张文韬司令代表覃裕光,广东财政特派员公署税警教导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程长清,第十二后方补充营代表劳裕祯,遂溪统率委员会代表周文熙(周斌),遂溪自卫团集训中队代表曹廷炳、梁志斌,社训总队部代表陈梓华,遂溪新生活运动会代表叶应祥,遂溪妇女抗敌同志会代表张雪馨,遂中师学校代表李康寿,县立第一小学校代表苏国鎏,妇女代表黄琴。部分来宾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大会通过了13项提案:(一)呈请本县非常时期经费委员会一次过拨助毫券500元,补助本会经费案。(二)呈请县政府将广州学会在停止工作期间之经常费,暂拨助本会下乡工作经费案。(三)以大会名义向蒋介石委员长致敬案。(四)以大会名义通电拥护李主席。(五)呈请县政府取消户口捐,改征殷富捐,以维自治经费案(一致通过,并即推出卢震、周文熙(周斌)、周程、陈其辉、招离、殷杰7人代表大会亲往县府请求)。(六)呈请县政府通令县属各学校加紧救亡工作案。(七)呈请县政府通令区乡保甲长协助青抗会下乡工作案。(八)呈请县政府调整乡政人员以促进战时工作案。(九)设工作登记处登记无工作同志,俾便派担负工作案(议决:由各通讯登记后汇报总干事会)。(十)本地组织战地服务团出发前线工作案。(十一)将本会全体会员分区集中军训学习射击案(议决:由各通讯站征求同志参加,如有十人以上参加,可由干事会解决训练问题,但参加者要自备枪械子弹)。(十二)发动本会同志从事肃奸运动案。(十三)寒假举行会员大露营案(议决:组织筹备委员会进行筹备工作,即席推殷杰、周程、殷宝田、陈炎、招离、吴定瀛、卢震、黄其江、陈其辉、周文熙、陈定清、郑光海、梁志斌、王乔、邓麟彰、王秀贞、支秋玲等为委员)。
大办民众夜校
临全大会后,青抗会于1939年春组织第二批工作队200多人(后又陆续组织了几批工作队下乡),分别到东区、中区、西区、东海岛等100多个村庄,实行定点定人在农村大办民众夜校。各区开办夜校及青抗会派出教师的情况为:中区:泮塘村夜校,教师先后有莫怀(莫畏)、唐多慧、林飞雄,参加学习的农民100多人;其连山夜校(包括四条自然村),教师先后有卜国柱、王文劭、唐益华、支秋玲、王素如、沈斌、陈良喜、唐协森等,夜校开设男、女班,参加夜校学习的农民350多人;文相夜校,教师先后有曾锡驹、黄乔英、陈方、庄梅寿、黄学修,参加夜校学习的农民200多人;竹山夜校,教师先后有唐才猷、洪荣、周文熙(周斌)、陈少莲、陈洪恩,参加夜校学习的农民200多人;西田夜校,教师先后有金耀烈、李晓农、梁和、全月琴,学员50多人;大氹、城榄夜校,教师苏国富;马群夜校,教师郑杰(后谭德);洋青夜校,教师黄彪;牛路夜校,教师洪德;陈屋塘夜校,教师陈毓清;此外还有百桔、凤凰夜校等。
 
西区在1939年2月办起的第一批民众夜校有:山家新村、老村夜校,教师先后有黄明德、黄道修(黄轩)、黄克明、陈醒亚、苏良、林飞雄;老马(含竹仔)夜校,教师先后有马叔良、黄槐、林杰;同文夜校,教师先后有王玉引、陈荣典、梁华栋、李成伟;斗仑夜校,教师先后有唐协森、陈元清、王宣;金围夜校(1938年秋办),教师先后有张鸿洲、张立明、张德昌、支尧光、黄轩、陈玉英、沈树教等。1939年下半年开办第二批夜校有:安塘夜校,教师有支立臣、黄克明;北潭勇胜小学夜校,教师陈开濂;北潭坡夜校,教师潘立中、伍文;垭山夜校,教师梁华栋、梁志远;南坪夜校,教师莫晋生;横仓夜校,教师陈达人;甘定园夜校,教师陆锦西、马冠球;合沟夜校,教师张鸿谋(后全其钦);山口仔夜校,教师全德珠、陈理祥;赤坎仔夜校,教师凌振兴;龙塘夜校,教师马叔良;北艾夜校,教师马冠球;担水塘夜校,教师马冠球(后梁志远);中溪夜校,教师何珍;黄江尾夜校,教师陈荣典、张德昌、郑贤培;槟榔界夜校,教师周杰生;眼镜塘夜校,教师陈拨、陈冬。
 
东区开办的夜校有:陈村仔夜校,教师先后有陈兆荣、苏少婉、黄其江、王国强、陈其辉、黄明德、支仁山等;丰厚夜校,教师先后有唐多慧、陈兆荣、苏少婉,郑善卿等,该校办得很出色,全村500多人都参加了学习;甘霖村夜校办起来之后不久便和陈村仔夜校一起办,夜校教师有支仁山、招离、王国强等,附近的田寮、洋溢、水粉、大路前等村的群众纷纷前来参加夜校学习,学员发展到300多人;支屋夜校,教师是沈汉英;还有黄略夜校等。西南区:乐民夜校,教师陈进谋,学员30多人;纪家夜校,教师黄彪,学员30多人。此外,东海岛也先后办起了调文、东参、十二昌、调市、十石、西坑、东坡、北山等村夜校。民众夜校是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办起来的。它是青抗会在广大农村宣传发动群众抗日的重要阵地。民众夜校所肩负的任务是:(一)帮助农民群众学习文化知识,为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打好基础;(二)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对农民进行抗日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尽量把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结合起来。青抗会是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起来的。为了团结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日,青抗会的领导机构——干事会中安排了各方面的人,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既有“铁派”人物,也有“高派”人物;有进步分子,也有中间分子;这些人都有着抗日救国的共同要求。但是,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所以各自所主张的政治方向也不同,在用什么政治思想去教育农民的问题上,有些人(如卢震、李品三等)极力主张要迁就国民党,要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工作;而共产党员则一致认为绝不能迁就国民党,必须坚持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坚决拒绝在农民群众中散布国民党的反动言论,要用正确的抗战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去教育农民,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去教育农民。
 
因此,青抗工作队在农村所办的夜校的青年班和妇女班,都采用了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课本;白天的少年班则另编通俗课本,内容主要讲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事迹,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苏联社会主义的情况等等。夜校老师不但教农民读《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而且向他们讲中国人民彻底翻身解放的道理,讲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道路,讲苏联社会主义,讲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解放。此外,还教育农民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甚至唱《国际歌》。经过这样的宣传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大大提高了。许多先进青年农民提高了革命的觉悟,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纷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青抗工作队深入农村、扎根农村办夜校,实行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这是青抗运动得以蓬勃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方针。青抗工作队分赴农村办夜校当教师,尊重农村的风俗习惯,敬老爱少,与农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穿草鞋、打赤足,生活艰苦朴素,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有时在晚间上完课后,还同农民一起到田间草棚去看守番薯,促膝谈心交朋友,有时则登门串户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发动群众进夜校。对于办夜校有困难的村庄,夜校老师还设法解决各种困难。有的带领青年上山砍木、割茅草,搭起简陋的茅棚做教室,或组织青年上山砍柴和下河捉鱼摸虾,换钱买课本、印资料,以及解决夜校的照明等问题。夜校老师把为群众解除疾苦为己任,还积极带领农民群众集体开荒种地,生产自救,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因此,夜校老师很受群众欢迎,深得群众信赖,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村中有什么事情,农民群众都喜欢找夜校老师来商量解决。例如山家新村的李广庆与家人闹翻了,村中群众前来劝解,他却毫无理睬,后来黄明德老师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劝解工作,终于使李广庆与家人和好了。事后,李广庆对一些群众说:别人的话我可以不听,但黄老师的话,我怎能不听呢。又有一次,李如农的妻子要和他闹离婚,不管亲友乡邻怎样劝,她都听不进去,但经过黄明德等夜校老师劝解之后,她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与丈夫重归于好。山家老村的李绍香是夜校里的积极分子,有一次他因事外出了,他的妻子病倒在家,无人照顾,黄明德等老师知道后,立即为她请医生,还亲自去买药、煎药,把药端到她面前,象亲人一样照顾她,直到她病愈。这件事不但感动了李绍香,甚至感动了全村群众。山家党支部成立后,为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决定由青抗通讯站负责筹办消费合作社。青抗工作队在新村祠堂召集各自然村的青抗站骨干开会,进行动员,向群众宣传,发动群众合股(每股两元大银)。经过几天筹备后,山家村消费合作社在新村祠堂正式开业。消费合作社负责人李华安,办事员李炳发,营业员李广兴等人。当时合作社的股份达850多股,其中合股的群众,新村有52户,新村仔有37户,边村仔9户,百灵仔5户。一般每户10股左右,多的有20股,少的也有五六股。继新村合作社开业不久,老村也办起一间消费合作社,由李康海等青抗会员负责经营。这两间消费合作社办起来之后,既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又减少了商人的剥削,很受群众欢迎。山家村还不定期组织了理发组、生产组、农会等组织。李毓保的母亲经常对夜校的老师说:你们真是好,既教我们的孩子读书,又为我们办消费合作社,时时刻刻关心着我们,此大恩大德,我们不知如何报答才好。每逢节日,她不是给夜校老师送米,就是用香蕉叶包着鸡腿、鸡肝等送给老师。群众与夜校老师鱼水情深。又如泮塘夜校,村中凡有什么红白喜事,或者谁人的家里有亲戚来往,总是热情地请夜校老师一起吃饭,既可以表达对老师的敬意,又可以改善一下老师的生活。夜校老师中如果有谁要调走,群众总是挥泪而别。
 
在由封建势力统治的农村中,土豪劣绅横行乡里,武断民事,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如山家乡长李昌堂是个鸦片烟鬼,乡中发生纠纷时群众要求他出面解决,但他却乘机敲诈,要群众拿烟土来才肯出面调解。夜校老师知道此事后,主动找有关群众商量,帮助群众消除误会,解决了纠纷。黄略村农民王玉被本村地主陷害坐牢,夜校老师便一面发动村中的青抗会员捐集钱粮,帮助解决其家庭的生活困难问题,一面设法保释王玉,群众对此很受感动。夜校老师由于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实事,处处为群众着想,因而,深受群众的拥护和尊敬。原来由土豪劣绅统治着的乡村,便变为由夜校老师领导的村子了。
 
在斗仑村办夜校的工作队,深入了解民情,针对当时该村许多大龄男青年家贫娶妻难,农忙时节,一些群众因缺少劳力误了农时,有的农民住房破旧无钱修葺等实际问题,提议组织一个“兄弟会”,来帮助解决男青年娶妻难的问题(后来外村人误传为“老婆会”)。“兄弟会”订出章程,凡是会员结婚时,其他会员每人要送给结婚者几元大银,结婚青年把这些钱作为礼金送给女方家庭,就可以把新娘接回来完成婚事。“兄弟会”很受群众欢迎,村中群众也积极支持,所有未婚青年都报名参加了“兄弟会”,甚至有的未到结婚年龄的少年,其父母为了自己孩子将来的婚姻大事着想,也替孩子报名参加了“兄弟会”。该会成立后不久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39年斗仑村便有几名男青年娶回了新娘,群众喜气洋洋。群众说:穷要靠团结互助才有力量。之后,夜校老师又在群众中宣传发动组织了一个“帮工组”。“帮工组”由村工自愿报名参加,发挥互助精神,作用也比较大。后来村中有不少旧屋危房得到了修葺,有的群众甚至建起了新屋;农忙时的紧张状况也改变了,再无误农时的现象。随后,夜校老师又根据村中老人的要求,组织了“老人会”,凡是加入该会的老人,平时都要互相看望,如果有老人病故了,健在的老人就参加殡送队把逝者的遗体送出村外安葬,不能走动的,则派一名亲属顶替,“老人会”也很受群众欢迎。
 
民众夜校的经费,是关系到夜校能否继续办下去的问题。为解决经费方面的困难,民校老师组织群众进行各种集资活动。如老马村以党员为基础,组织了一支四五十人的开荒队,到长板塘村南开垦荒地60多亩,并围海造田70多亩,种植番薯、黄粟、稻谷等农作物,收获较为可观,其中70多亩田每造收获谷子80多担。这些粮食既可以解决夜校老师的生活问题,又可以拿出一部分换钱作夜校的教学活动费用,甚至还可以帮助一些困难户。又如金围村夜校,初办时粮、钱、课室俱欠,该村便组织青年人下海捉鱼筹款,建起了课室,使全村群众有了一个安定的学习场所。山家村的群众经常给夜校老师送番薯、芋头、黄粟、白米等来维持生活,生产组成立后种蔬菜和粮食,解决了夜校和青抗通讯站的部分经费问题,同时也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泮塘夜校许多学员出于对老师的敬重和关心,经常从家里拿番薯、大米等悄悄放到老师的房里,夜校里的积极分子常常查看老师的米缸,一发现没有米或米少了,便设法悄悄补充进去,连老师也不知道是谁人所为。
 
民众夜校是在不断克服阻力的情况发展起来的。遂溪青抗会成立后,遂一中校长陈琦(任遂溪县参议员,铁派分子),采取分裂手段,企图破坏青抗运动和控制青年。他对学生大力鼓吹读书救国论,成立读书会,企图用书本困住学生,限制学生参加校外社会活动;对教师则设法进行拉拢。1938年冬的一天,他约陈志辉、张鸾玲、杨志英、李玲和李康寿等到城楼坐,提议成立一个抗日解放社组织,目的是和青抗会唱对台戏。中共遂中支部书记李康寿以县里已成立青抗会,另立旗帜不利于统一战线为由,提出了反对意见。在场的其他教师有的附和李的意见,有的不表态,致使陈琦的阴谋不能得逞。在封建思想严重的农村,一贯是不赞成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开办夜校初时,一些妇女由于受封建思想的束缚,不敢大胆走出家门参加夜校学习和其他活动。乡村中一些“族老”极力反对妇女上夜校,说自古以来都是男人管国事,女人只管家务和孩子,妇女不必学文化,更不必搞抗日活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造谣中伤,说什么“上夜校读共产书,妇女想做共产婆”。国民党黄略乡乡长王汉山甚至派兵在夜校门口架起机枪,不准妇女进入夜校。面对这些阻力,青抗工作队带领妇女群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东区黄略村群众包围乡长王汉山的家,质问王汉山:“你们有钱人上省城、县城读书,读日读夜都行;我们穷人白天要种田,只能上夜校,你为什么要阻止我们?”王汉山被问得无言可答,只好允许夜校办下去。中区百桔村的封建宗族势力统治很严,以保长徐家邦和徐家光为首的两大家族,人数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而且有钱有势,掌握全村的行政管理权。这两大家族极力阻挠妇女上夜校和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说女人只管煮饭洗衣,履行“三从四德”,喜不大笑,怒不大叫,才可称得上贤淑贞德等等。鉴于这种情况,青抗工作队以夜校为活动中心,号召妇女起来反封建、争自由、求解放。在百桔小学读书的几名两大家族女学生,带头和发动两大家族的女青年参加夜校读书。她们认为,要求解放和自由,争取得到读书的权力是第一步。不少女青年在她们的鼓励下,纷纷参加了夜校,并团结成一个战斗集体,谁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大家便互相帮助,协力解决。随着夜校影响力的增大,参加夜校学习的妇女也逐日增多,一些中年甚至老年妇女也上了夜校。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夜校编排了一批独幕剧、雷歌对唱等,进行公开演出。演剧中的人物有男有女,女子上台演出,对于一些封建思想严重的父母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些父母曾扬言,如果他家的女儿上台演戏,就一定打断女儿的脚,甚至要驱逐出村。面对这种压力,有些人主张男扮女装演出,以便避开矛盾。但大多数妇女却不同意这个主张,她们认为这是剥夺妇女参加抗日救国的权利,表示一定要上台演出。结果,有四个女青年在全村大会上登台演戏,受到了群众的欢迎,而她们的父母并没有对她们怎么样。
 
西区斗仑村在青抗工作队进村后,村中某些患“恐日病”者散布亡国论调,说什么日本强大,武器厉害,中国抗日必败,并说斗仑村搞抗日宣传,日本人知道后就会派飞机来轰炸,全村就会招来灾难,等等。青抗工作队针对这种错误认识,为了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白天到田间同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到村中“大话馆”或群众家中,与农民群众促膝交谈、拉家常、谈生产,议论风土人情,谈论抗日形势,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青抗工作队经过深入群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群众懂得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整个村子开始活跃了起来,接近工作队的群众越来越多了,沉闷的局面打开了。1939年3月初,斗仑夜校终于办成开学。在办夜校过程中,村中曾出现一些消极言论,说什么:“男女青年混在一起,如果闹出乱伦的丑事来,全村的声誉就会被败坏”;“女人读书无用,只要学会做家务就可以了”;“男子参加夜校,将来会被拉去当壮丁打仗”,等等。这些言论对夜校很不利,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夜校老师为保护夜校这个宣传阵地,坚决与各种谣言作斗争,参加夜校的积极青年纷纷在大会上对各种流言蜚语进行批驳。群众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后,形成一股积极的政治力量,自觉起来宣传办夜校的好处,使该村的夜校越办越好起来。
 
东区的陈村仔夜校,是全县建立较早的夜校之一,全村青年男女都参加了夜校学习,其中的积极分子有陈良喜、黄瑞英等,后来陈良喜还被派到中区其连山夜校当教师。东区的甘霖夜校,是在青抗会成立后不久,由共产党员支仁山、招离、王国强等人筹办起来的。办校之初,农民不理解办学的目的和意义,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看法,男的抱着“少惹是非”的思想,多数不愿进夜校;女的因受封建势力的束缚,不敢进夜校。一些思想反动的人,则到处散播流言蜚语,说读夜校的人会被骗去做“猪仔”或被拉去当壮丁。由于这样,初时进夜校的人很少。支仁山等对此现象作了分析,认为群众尚未了解夜校的宗旨和好处,加上夜校的老师是外地人,不容易马上打开局面;但是甘霖村人民历来受剥削、受压迫,很少有机会读书,只要深入细致地做好启发教育工作,群众是会积极参加夜校的。因些,决定 依靠村中的积极分子来办夜校。先把长工许旺和贫苦农民梁甫、梁汝宏、梁汝新、黄南保、黄桂、梁有,以及妇女积极分子吴婶、梁玉英等组织起来,分成若干小组,分头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发动群众参加夜校。同时,夜校老师还主动与农民一起劳动,与户主同桌共餐,随时随地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把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深入浅出地向群众解释和宣传。这样,农民便渐渐觉得老师是可亲可敬的,互相间建立了阶级感情。此外,支仁山、何森、王国强等夜校老师,还在夜校张贴墙报,揭露日军和汉奸卖国贼的种种罪行。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不仅参加夜校的人日渐增多,而且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所提高,敢于同封建思想作斗争。如吴婶的丈夫在开始时听说女人也要上夜校,便警告吴婶说:“如果你上夜校,我就打断你的脚骨!”但是,经过夜校老师和吴婶的耐心说服教育,吴婶的丈夫终于同意她参加夜校学习,并且允许吴婶带10多位妇女在自己的家里补习文化。在吴婶的带动下,不少妇女也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纷纷加入夜校。附近的田寮、洋溢、水粉、大路前等村的群众,也前来参加夜校学习。由于这样,甘霖夜校的学员很快便发展到300多人,成为当时遂溪一间开办得较早并且规模较大的夜校。
 
农村民众夜校的不断出现,引起了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恐慌。当时,国民党洋青区的顽固分子为了搞跨民众夜校,指使泮塘村一些无赖之徒诬告青抗会办夜校的人员“行为不轨”,上告到县法院。党组织派女积极分子黄琴出庭辩护,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驳斥原告,揭露顽固分子企图破坏民众夜校、破坏民众抗日的阴谋,并列举了民众夜校从宣传口号到教育内容都是宣传抗日的事实,以正气压倒邪气,迫使法庭只好草草收场。界炮乡山家村李文龙,原是国民党军的连长,在湖南长沙被日军打散逃回山家后,经常散播恐日论和投降论。青抗工作队同他针锋相对,大力宣传持久战等抗日道理。但他处处发难,说黄明德等夜校老师是共产党,利用宗族关系煽动群众不参加夜校,唆使一些落后群众离开青抗老师;同时,在杨柑小学任校长的李品三也在山家村散播反共言论,致使山家村一度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山家村的群众怕李文龙等对黄明德老师下毒手,夜间总是带着大刀、三叉、藤牌在黄明德的周围睡觉,进行暗中保护。合沟村一些流氓也曾多次闯进课室,赶走老师,驱散学员,恐吓屋主,强迫主人闭门迁校,否则放火烧毁房屋。面对这些阻力,夜校老师并不畏惧,而是继续深入群众做好思想工作,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并对蓄意破坏分子进行警告,排除阻力,使夜校在群众的支持下继续办下去。
 
中共遂溪县党组织在兴办夜校,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过程中,坚定地走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充分发动了群众,使全县广大农村到处出现了夫妻、婆媳、兄弟、姐妹、婶嫂齐上夜校的动人景象。泮塘村父老在全村大会上,诉说穷人没文化、不识字的痛苦和困难,期望村中子弟珍惜时机,积极参加夜校学习。农村夜校兴办起来之后,老少齐集一堂,每天晚上,上识字课之前,先教唱几支抗日歌曲,后上识字文化课,下课时再唱几支歌才回家,学员在回家路上仍然边走路边唱歌。农村里的政治气氛开始沸腾了起来,到处都可以听到抗日救亡的歌声。有的夜校还组织农村青年抗日宣传队,演出街头剧,举行抗日歌咏比赛,展出抗日连环画、漫画等。
 
为了适应农村工作迅速发展的形势,遂溪县党组织强调青抗工作队要加强政治理论修养,要求每个队员都要学习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同时,还要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一批农村知识青年,吸收他们为工作队员,以充实夜校教师的队伍。如被充实到夜校教师队伍的有陈村仔夜校积极分子陈良喜等等。至1939年底,由青抗会派赴农村办夜校的工作队员达300多人,共办起了80多所民众夜校。
在办夜校的同时,青抗会还发动农民建立了兄弟会、姐妹会、巡夜队、帮工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活跃农村的抗日运动。这些群众组织作用很大,各村的农会、帮工队、同心会可以直接组织群众搞生产;巡逻队则保护群众的农作物,维护乡村治安;妇女会发动妇女摆脱封建桎梏的束缚,参加了政治活动,解放了一批婢女;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发现可疑分子即向村内发警号。有一次,老马儿童团发现三个国民党兵从枫树向老马村而来,便立即发出警号,大叫“牛吃薯啦,快赶牛呀!”村里群众听到警号后,立即把前来了解情况的支仁山、邓麟彰两位县委领导人掩蔽起来,保护了革命同志的安全。当时,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儿童团组织有:洋青第八小学的少年先锋团,团长陈伟荣;竹山少年儿童团,团长陈景春;泮塘少年儿童团,团长陈光荣;风朗儿童团,团长陈光;城内儿童团,团长李坚;山家新村儿童团,团长李炳聪;山家老村儿童团,团长李康生;山家东村儿童团,团长李亚甫等。
 
青抗运动在农村深入开展之后,出现了不少全家革命、全村一条心、成片红的局面。如老马村叶大茂一家,兄弟五人都参加了革命,母亲吴大妈对革命做了很大贡献,被称为革命母亲;斗仑村周维道的几个子女都参加了党组织;中区泥地的黄典伍是一位革命乡长,他四个子女也都参加了革命。全村一条心的村庄也不少,当时西北区有200多条村庄,除四条村党的工作人员不能随便出入外,其他的都可以随便出入。东区丰厚村靠近反动势力最集中的赤坎,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常到丰厚村一带活动,许多后勤部门都设在东区,但一直没有遭到敌人的破坏,原因是有广大群众的掩护和支持。
 
遂溪县在深入开展青年抗日运动的同时,妇女抗日运动也进行得有声有色。在青抗会成立后的第二个月,张雪馨、支秋玲、苏少婉、王素如、陈少莲、王秀贞、黄琴等一批女青年也发起成立了遂溪县妇女抗敌同志会。她们与青抗会密切配合,按照党组织的工作部署,涌跃到农村去,发动妇女上夜校,先在附城北门、西溪、桃溪办了三间妇女识字班,每个班30至40人。随后,她们与青抗工作队一起深入到东区、中区、西区等地办夜校。其中:苏少婉到陈村仔办夜校,全村300多人中就有一半群众参加了夜校学习;支秋玲、陈少莲、王秀贞等到其连山、竹山、泮塘等村办夜校,与农民妇女一起劳动、交朋友,晚上为夜校上课,教唱抗日歌曲,还组织男女青年举行了歌咏比赛等。大批妇女骨干通过夜校学习而得到不断成长。当时在农村中建立的妇女组织有妇抗会、婶嫂会、姐妹会、同心会等。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区就建立了10个妇抗会组织,其中:泮塘妇抗会30多人,文相妇抗会93人,其连山妇抗会约100人,竹山妇抗会90人,风朗妇抗会80人,百桔仔妇抗会20人,白骨仔妇抗会30人,深坭塘妇抗会20人,寮客妇抗会11人,马群妇抗会10人。
 
在此期间,党组织除了领导青抗会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之外,还开展了其他各项抗日活动。如发动青抗会员写慰问信,慰勉前线抗日将士;发动民众抵制英美烟草公司的各种香烟(据说该公司资助日军1000万美元军费);日军侵占涠洲岛后,又号召广大青年参加抗日自卫团和加紧沿海一带的抗日准备工作,并派出代表团慰问涠洲岛的难民。此外,还参加遂溪各界“九一八”纪念大会,响应第九战区“征募四百万件棉背心”的倡议,大力开展征募寒衣宣传和进行义演筹款等活动。
 
经过一系列的抗日宣传活动,扩大了青抗会的影响,使青抗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不久,遂溪青抗会相继在附城、杨柑、洋青、豆坡、乐民、纪家、赤坎、大华、陈村、支屋、界炮、泮塘以及东海岛、雷州城等乡镇建立了几十个通讯站(亦称“青抗分会”)。至1939年底,全县青抗会员发展到了一万多人,其中农民会员占90%以上,使青抗会在农村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组织民众武装 开展军训活动
遂溪党组织和青抗会组织青抗工作队到农村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游击战争思想,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以后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做好准备。青抗会召开临全大会时作出如下决定:(一)把无组织的农民组织起来,加以武装;(二)改造和武装原来的民众组织,如国技馆、合作社、娶妻会、兄弟会等;(三)帮助发展农民武装;(四)武装农民头脑,组织青年农民学习毛泽东、朱德等人有关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战术,用武装抗日的军事思想武装农民的头脑,鼓动广大农民拿起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因此,青抗工作队下到农村后,在办民校过程中,积极进行民间枪枝的普查登记工作,尽量把各乡村的祖偿公枪集中到青抗会手中,以便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村队、巡逻队等形式的不脱产群众武装。同时,青抗会还派一批先进青年到国民党军驻地及地方武装去受训和掌握武装。国民党地方当局成立雷州抗日救国自卫团之后,于1938年10月,国民党遂溪县统率委员会在洋青成立了遂溪县第八区抗日自卫大队,进步青年周斌(周文熙,后加入中共)被任命为大队长。大队部设有一个30多人的脱产抗日自卫小队,小队长郑世英(1939年加入中共),每个队员都配备一枝七九步枪,有统一服装。该大队初时下辖竹山、文相、其连、泮塘等四个不脱产武装中队,共有200多人、100多枝枪。不久,仁爱乡也成立了一个抗日自卫中队。各保分队长如下:其连山保分队长陈希古;竹山保分队长陈中寅;大氹保分队长苏福;文相保分队长陈方、后陈益;外村塘保分队(1939年4月增设),分队长杨雷保。青抗会下乡办民众夜校之后,又进一步广集民间、宗祠的枪枝,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武装。至1939年下半年,该区的抗日武装又有新的发展,其中:其连山分队扩大到50多人,步枪30多枝;文相分队80多人,步枪20多枝;泮塘分队30多人,步枪20多枝;风朗分队20多人,步枪10多枝;竹山分队50多人,步枪30多枝;大氹分队20多人,步枪20多枝;外村塘分队50多人。各分队推举有军事常识的人担任教员,进行队列、武器常识、持枪、瞄准、射击等课目的训练,有时进行夜行军、袭击等演习。这是遂溪首支有民众参加的抗日自卫队。该区也有不少妇女参加了游击小组。这些妇女游击小组成员每人备带一块剪刀片作为自卫武器,配上袋套藏在身上,平时参与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搞情报工作,并要求战时参加救护工作,甚至参与作战。此外,妇抗会还组织妇女成立战地救护队,学习救急包扎等救护常识。通过多次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大大提高了妇女对抗日武装自卫的认识,同时使不少妇女受到了基本军事常识的教育。1940年上半年在中区其连山成立了遂溪县妇女工作委员会,邓俭任书记,支秋玲、伍壅娴为委员。其时,全县各地在有青抗会活动的地方,均相继组织了游击小组等抗日武装组织。
 
遂溪青抗会为了提高会员及民众抗日武装的军事本领,先后组织了以下活动:
(一)平石门头岭大露营。〖HT〗1939年2月,中共遂溪中心支部和青抗会组织300多名青抗会员,到平石乡附近的门头岭举行大露营。这次活动设有指挥部,指挥部成员有中共遂溪中心支部书记黄其江、青抗会总干事陈其辉、干事殷杰和国民党遂溪县党部书记长司徒义。指挥部下设四个组,其中:政训组由王国强、陈炎、周程负责;军训组由支仁山、招离、王秀贞、梁翠英负责;总务组由殷杰、王乔负责。除县青抗会组织青抗工作队员和部分农民青抗会员参加露营活动之外,王国强还带领遂溪第七小学的部分进步师生参加,黄明德、唐多慧、沈汉英还回东海岛动员小学教员沈斌、王玉颜、谢其乐等带领觉民、新民小学的部分师生和一批青年农民参加。参加露营的青抗会员在遂溪县城运动场集中,自备炊具、行李、帐篷等物品,到门头岭安营扎寨。这次活动的主要内容有:1、分组学习讨论时事、抗战形势,讨论在日军进攻雷州半岛和占领广州湾之前,青抗会应如何搜集各地民枪,如何发动群众捐款购枪,动员民众拿起武器,做好武装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2、政训组编写大露营壁报,由王国强、支仁山、陈炎、支秋玲等撰稿。3、举行篝火晚会,陈兆荣等会员表演了活报剧、哑剧等抗日文艺节目,如《放下你的鞭子》、《反抗》等。此外,还进行了军事操练、实弹射击、攻守训练、游击战演习等。经过历时三天的露营活动,使一批青抗会员和进步师生学习了基础军事知识,提高了武装抗日的思想觉悟,加强了组织纪律性。
 
在这次露营中,国民党遂溪县党部书记长司徒义趁机宣扬“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反共言论,鼓动青抗会员加入国民党。中共遂溪中心支部书记黄其江和青抗会总干事陈其辉等对司徒义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从而使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不能得逞。
(二)同文岭大野营。1939年4月,遂溪县党组织以青抗会的名义在西区同文岭一带组织了一次大野营活动。青抗工作队、农村青抗会员和西区各地的大刀会、兄弟会、姐妹会等组织共1000多人参加,进行了实弹射击、摸营演习等军事训练。野营结束后,山家夜校的老师从青抗会员中挑选一批积极分子,在新村、老村、东村分别成立了村队,其中新村村队长李华安,老村村队长李绍香,东村村队长李昌菊。三个村队共100余人,新村村队有18枝步枪,老村村队有6枝步枪,东村村队有10枝步枪。武器来源主要是通过“族老”把村中保存的枪枝集中起来,另外用消费合作社的经费购买一部分。
 
(三)参加张炎学生队。〖HT〗1939年7月,中共遂溪县工委从青抗会员中选派60多人,到高州参加了抗日将领张炎组织的第四战区南路特别守备区学生队。这60多人中,有中共党员40多人,其中有郑仲珏、庄梅寿、陈宏柱、郑光风、谢鼎、谭平贵、王椒园、陈伟荣等骨干,领队人钟如谋。在学生队学习期间,共产党员在学生队中建立党支部和党小组,钟如谋担任党支部副书记,郑仲珏、郑光风任党小组长。党组织在学生队中实行单线联系,并发展了一批党员。学生队主要是培训军事骨干,初期以政治训练为主,后期以军事训练为主。这批党员和青抗会骨干通过参加学生队训练,掌握了一定的军事知识,为后来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作了准备。
 
四、努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遂溪党组织于抗战初期重建以后,即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广泛团结各界进步力量一致抗日,为青抗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从而推动了全县城乡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形成。
 
当时,遂溪和广州湾存在着三大地方势力。陈学谈是法国殖民者的“红人”,担任法租界广州湾公局长的要职多年,操纵着广州湾的治安大权,由于他有法国人做靠山,广州湾内的各界人士都必须仰其鼻息,因此,广州湾便自然成了陈学谈的势力范围。而曾任国民党广东省参议员和省党部干事,多年来一直操纵着国民党遂溪县党部的高在湘,以及私枭出身并控制着遂溪地方政权的戴朝恩(诨号“铁胆”),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和牟取个人利益,分别在遂溪圈出各自的地盘,并将所圈范围的人划为自己的派系中人(城月、沈塘一带划为“高”派,其他大部分地区划为“铁”派)。遂溪青抗会成立后,盘据遂溪的高、铁两派代表人物,为了收买人心和将全县知识青年收归自己的旗下,均借抗日之名竭力拉拢青年。在这种复杂环境下,遂溪党组织遵循“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根据三个地方派别的具体情况,积极开展教育团结进步青年、争取上层人物和乡间绅士支持的统战工作,以利于推动全县城乡抗日救亡运动的顺利开展。“争取上层,掩护下层,化阻力为助力”,这是中共遂溪党组织进行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在开展抗日运动中,遂溪党组织首先做好地方势力上层代表人物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然后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去掩护党组织在下层和广大农村工作,如果下层出现阻力,便通过上层施加压力,努力使阻力变为助力。因此,遂溪党组织的统战工作在全县城乡及广州湾都开展得较为顺利,并且收到较好的效果。 
 
在遂溪、广州湾面临沦陷的危难关头,共产党员黄其江、陈其辉等抓住高、铁、陈三派代表争权夺利的心理,串连遂溪、广州湾一批进步青年,秘密商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问题。他们决定首先利用国民党遂溪县后援会和遂溪县统率委员会的名义,组织下乡工作队,开展遂溪的城乡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针对当时遂溪的派别斗争问题,发表了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团结抗战,以挽救国家危亡的宣言。在此基础上,黄其江、陈其辉等进一步发动各界青年成立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在推荐确定青抗会领导机构的人选时,共产党员黄其江、陈其辉、邓麟彰、殷杰、王国强等参加了干事会,并安排了国民党员周程、卢震、李品三、黄枫和进步青年陈炎等参加干事会,共产党员陈其辉任总干事。因此,青抗会的领导权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了。
青抗会成立后,党在遂溪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通过青抗会来开展,共产党员陈其辉、殷杰在对国民党遂溪县当局和地方派别开展统战工作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效果也较为显著。当时遂溪的统战工作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具有广泛性。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除了汉奸卖国贼之外,凡是愿意抗日的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地方派别(如高在湘、戴朝恩、陈学谈等地方派别),都包括在统一战线内。虽然有些人在大革命时期杀害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已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这些人只要愿意抗日,共产党人都和他们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因此,当时除了汉奸分子王英儒、周益和等人外,对其他愿意抗日的人士,中共党组织都捐弃前嫌,尽量把他们争取过来,共同对敌。二是没有公开的国共合作组织形式。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遂溪党组织鉴于地方政治环境的限制,不便以公开的面目出现。但党组织通过对取得合法地位的青抗会的直接领导,以青抗会的名义大力开展对遂溪国民党党、政和各地方派别势力的统战工作,成功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政策,有效地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行列。三是巧妙地运用了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党组织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遂溪的进步力量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压制和打击,对此,中共遂溪党组织决不回避,而是针锋相对地揭露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行径,以斗争求团结,有效地维护了抗日统一阵线。
 
高在湘、戴朝恩、陈学谈三个派别头子为了争夺地方的权益,既互相矛盾,又互相勾结和利用。高在湘常以国民党的正统派自居,自称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在抗战初期,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既得利益,公开表示抗日并一度支持遂溪青抗会。戴朝恩一贯顽固反共,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既得利益,也表示抗日,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过青抗会。陈学谈在法租界广州湾经营多年,在面临广州湾沦陷后其利益将遭严重损失的情况下,也表示抗日和同情青抗会的抗日活动。
 
遂溪党组织针对高、铁、陈三派头目的个人动机,采取了不同的工作方法和策略。如高在湘自吹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党组织便以抗日是捍卫民族独立和利益的理由,促使他支持遂溪青抗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党组织通过青抗会安排周程、黄枫、苏国鎏、唐钦明等人做高在湘的工作,消除他对青抗会受铁派利用的疑虑,争取他对青抗会给予支持。在对戴朝恩的统战工作上,中共遂溪党组织一方面抓住他为保住在遂溪和广州湾的重大经济利益,从主观上同情抗日的心理;另一方面向他晓以民族大义,指出抗日是每个中国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并利用戴与爱国将领张炎曾结拜为兄弟的关系,通过张炎去坚定戴对抗日的态度,争取他对青抗会的支持。在对待陈学谈的问题上,青抗会则利用法、日两国在广州湾的矛盾及其对个人利益得失的考虑,促使他反对日军对雷州半岛和广州湾的入侵,支持青抗会在广州湾的抗日救亡活动。
 
遂溪的统战工作以铁派为主要对象,因为铁派是掌权的。遂溪党组织在开展对三个地方派别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中,把重点放在掌握遂溪地方实权的“铁”派上。当时,中共遂溪中心支部有五名支委,便分工陈其辉、殷杰两人负责做铁派的工作。如此分工有其特殊原因。因为:戴朝恩自认为殷杰是他的亲信和得力助手;陈其辉是第一区的人,属铁派控制的范围,也被认为是铁派的人,因而两人都受到戴朝恩的信任。开展对铁派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一是所谓铁派势力范围内的进步力量大,共产党员多,且负有主要职务,地位高。二是戴朝恩其人本质虽然反动,但在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日的形势下,他没有公开表现反动。原因是发动和组织青抗会的共产党员是秘密的,他还没有察觉遂溪有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所以把一些共产党员当作是他的派系中人,在不少问题上往往给以支持。三是铁派里面顽固势力小、中间势力大。四是戴朝恩表面上支持青抗会,公开表示抗日,其目的是为了与高在湘争夺地盘,争党、政、文、财权,争选票和争人才。他见青抗会有这么多知识青年,并认为青抗会里多数是他的人,这一群体对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本很有利,因此他愿意为青抗会提供活动经费。青抗会的日常开支相当大,其中第一笔是工作队的生活开支;第二笔是书店的补贴费,因为青抗会在遂城和寸金桥开办两间书店,用以销售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及共产党的报刊,为了扩大推销,廉价出售,需要补贴;第三笔是农民夜校的课本费;第四笔是青抗会的公杂费、印刷费及驻会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等。这几项费用,合计每月要开支1000多元。1938年冬,工作队开始下乡后,当时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条:一是向私人募捐;二是在赤坎演出抗日话剧,义演筹款。这两种筹款办法,都得到两派的支持,两派都有人出面为青抗会向私人募捐。公演话剧时,高派的陈定清和周程上台当主角。戴朝恩本人还出面为青抗会找免费剧院,他的许多亲属也都出来为青抗会派售戏票。1939年春以后,社会上的抗战热潮渐渐低落,以上两种筹款渠道已难通行,青抗会的经费来源开始发生了困难。这时,陈其辉、殷杰两人把经费困难的情况向戴朝恩反映,戴当即表示以后每月均由他个人按开支计划给青抗会提供活动经费。由戴独力承担青抗会的活动经费,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呢?中共遂溪中心支部为此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如果不接受戴的拨款,青抗会必将发生经费困难,农村工作及其他工作就难以继续坚持下去;但如果接受了戴的拨款,他就会以此为由对青抗会进行控制,强行要青抗会充当其派别斗争的工具,甚至替其干各种坏事。经过反复讨论之后,会议最后决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利用戴的钱开展革命工作,但决不能被他控制,决不能当铁派的工具,更不能替铁派干坏事。会后,殷杰把青抗会每月经费开支的计划送给了戴朝恩。后来,戴便按月拨给青抗会1000多元。
 
国民党遂溪县长符麟瑞和县党部书记长司徒义对青抗会在农村办夜校及在县城、寸金桥开办书店极为不满,千方百计想搞垮青抗会。但是,由于青抗会有戴朝恩的支持,他们的心里有所顾虑,不敢轻易直接向青抗会开刀,只能在平时找机会向戴讲青抗会的坏话,企图拉戴和他们一起整垮青抗会。如他们拿着农民夜校用的课本《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去找戴朝恩,说这是共产党搞赤化宣传的证据,要求戴支持他们取缔青抗会。中共遂溪党组织知道此事后,立即安排陈其辉、殷杰先去做戴的侄子戴旭光及其堂弟戴朝鎏的工作,然后一起去面见戴朝恩,向戴介绍了夜校所用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这两本抗日书籍的内容,说明这是教育和发动农民抗日救亡,是符合全民族的利益的,符麟瑞和司徒义企图取缔青抗会,目的是帮助高派去打击铁派。戴朝恩觉得有理,便把符麟瑞和司徒义找来,把他们训了一顿,并警告他们不要陷害青抗会的青年。自此之后,符、司二人凡是到什么地方搬弄是非,党组织都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他们,把这股顽固势力孤立起来。在1939年的一年中,遂溪的顽固势力无法拉拢戴朝恩来打击青抗会。
 
遂溪青抗会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自始至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正确地运用了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既争取和利用了地方派别上层人物对青抗会的支持,又排除了顽固势力的种种阻挠,使青抗会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从而广泛地团结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大大地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
 
五、打入国民党乡镇政权
国民党遂溪县党部书记长司徒义和县长符麟瑞见无法拉拢戴朝恩一道破坏青抗会,便密谋耍出新花招,以巩固国民党的基层统治,更广泛地发动民众抗日为籍口,着手筹建乡镇政权(当时只有县、区级政权,尚未建立乡镇级政权),妄图用乡镇政权来控制青抗会在农村的活动。他们为了建立起为其所用的乡镇政权,定于1939年秋在麻章举办乡政干训班,并于事前张贴布告,公开向社会招聘培训对象。
 
针对国民党遂溪县党部和县政府的这一举动,中共遂溪县工委决定将计就计,立即派人报名参加乡政干训班,以便尽可能多地把乡镇政权掌握在手中,从而掩护青抗会和共产党组织在农村的革命活动。于是,县工委在工作队活动的区乡中挑选了几十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参加了乡政干训班。初进乡政干训班的12名共产党员,建立秘密党总支部,党总支书记何森,组织委员王福秋,宣传委员王国强。中共遂溪县工委给干训班党总支两个任务:一是在干训班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用革命思想去教育群众,批驳国民党顽固派在干训班里散布的各种反动言论;二是在干训班中吸收进步学员入党,发展党的组织。干训班中的中共党总支认真执行县工委的决定,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先后吸收一批进步青年加入了党组织(该总支党员后来发展到40多人)。干训班将结束时,高派骨干黎鸣岐在班中大讲三民主义,说什么一国之内只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强调每个学员都要参加国民党,才给予分配工作。对此,干训班党支部领导学员同遂溪当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与此同时,遂溪县党组织还派殷杰等人到高州向国民党广东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炎反映情况,请张炎出面支持。张炎随即找国民党遂溪县长符麟瑞,促使国民党遂溪县当局取消不合理的规定,大胆任用抗日青年。由于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使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员被派到乡镇政府去任职。结果,国民党遂溪县当局苦心建立起来的乡镇政权,大部分都掌握在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手中,成为“白皮红心”的政权。其中:陈开濂任界炮镇长、张鸿谋任副镇长兼自卫队长,陈荣典任队副,潘立中任服务员(文书);王国强任黄略乡副乡长,陈同德任自卫队长,陈锦文为服务员;陈兆荣任志诚乡乡长,陈良喜任副乡长;招离任北靖乡乡长,房启章任副乡长,陈柳文为服务员;陈章任其连乡副乡长;宋禹任洋青乡乡长,郑德瑶(郑世英)任副乡长;陈德生任义和乡乡长,陈成吾任副乡长;陈汝翼任杨柑镇副镇长,梁志远任服务员;曾惠清任城里乡自卫中队长;支立臣任支屋乡乡长;李继松任下洋乡乡长;梁乔栋、苏良分别任豆坡乡和深沟乡服务员;李炳麒、张鸿洲到山家乡任职;陈醒亚任北坡镇副镇长(未到职即被党组织调往化县)。此外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了保、甲长之职。
 
这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乡镇政府任职后,本着廉洁奉公、节约爱民的精神,先后废除了除市面捐外的其他苛捐杂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共产党组织掌握了这些乡镇政权之后,主要开展了如下几项工作:(一)维持社会治安,调解民间纠纷;(二)保护党组织和革命人员的安全;(三)搞好统战和群众工作;(四)为群众减轻各种不合理的负担。
第二节 坚持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随即对其侵华战略作了调整,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而对国民党则由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这一变化,导致了国民党统治集团抗战态度的进一步分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将其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随后陆续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法》等,企图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加以限制、打击和消灭。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决定。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要求国民党停止各种限制、排挤、污蔑、迫害抗日部队和共产党的行为。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为正确开展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共中央提出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求全党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时局向有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很快波及华南。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限共”政策,3月间就由到渝参加会议的伍智梅(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等在广东传达贯彻。顽固派的活动逐步加紧,于4月间改组了第四战区政治部,由反共分子邱誉任主任,排斥、打击在政治部第三组工作的共产党员,尚仲衣、石辟澜、孙大光等被免职。随后,各地倾向进步的县长陆续被撤换。是年1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抵韶关,“大唱反共、反八路军”的调子,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还说“华北背包袱打游击的都是国民党员,不是共产党员”,声称要“严防共党活动”,要对共产党实施“法律制裁”。反共顽固派在广东的活动,更加有恃无恐。反共声浪在广东各地迅速蔓延。
在遂溪,顽固派首先将矛头指向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对青抗会加以迫害甚至企图取缔。为此,中共遂溪县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的斗争措施。
 
(一)利用《青年阵地》同顽固派作斗争
1938年8月28日,青抗会干事会决定在《南路日报》开辟《青年阵地》副刊(三日刊),作为青抗会的机关刊物,宣传抗日救亡,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青年阵地》由干事会干事陈炎负责编辑,郑体诗负责校对。
 
《青年阵地》于1938年9月3日出版第一期,该期载有吴定瀛刻的版头画、编者的发刊词、青抗会成立大会宣言、陈其辉和黄其江在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等。以后各期的作者主要有:黄其江、陈炎、王国强、唐才猷、郑体诗、郑光海、张鸾玲、招离(木刻画作者)、吴定瀛(木刻画作者)、黄明德、邓麟彰、沈汉英、殷宝田、陈兆荣、莫怀(文言文作者)、何森、支仁山、王福秋、曾锡驹等。《青年阵地》坚持团结抗战的办刊宗旨,其中有一期发表了郑光海写的一篇介绍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文章以及吴定瀛的木刻画《毛泽东像》,很受广大读者欢迎,但却遭到国民党海康县党部书记长李祖舜的恶意攻击。《青年阵地》还有一期刊出了编者的《回顾与希望》一文,回顾了创刊以来的工作,对作者和读者提出了一些希望。后来,香港某报发表了一篇评述文章,在谈及《南路日报》时说该报的副刊《青年阵地》办得很有出色,很有吸引力和影响力。《青年阵地》能得到这样的好评,都是青抗会坚持进步、共同努力耕耘的结果。该刊出版约100期后,改为周刊,并由王国强任编辑。
1939年秋,国民党遂溪县长符麟瑞以青抗会出版《青年阵地》有异党言论为由,企图禁止继续出版。对此,中共遂溪县工委派王国强、王福秋、殷英、王乔等前往县政府与符麟瑞交涉,进行说理斗争,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但是,由于形势不断恶化,《青年阵地》在继续办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被迫停刊。其后,青抗会又于1939年9月16日开始出版小报型半月刊《新南路》,继续利用报刊宣传抗日。
 
(二)召开西田武装动员大会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和争取时局的好转,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公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其时,中共遂溪县工委针对国民党遂溪县反动当局积极反共和极力破坏青抗会的情况,决定以党组织控制下的遂溪县第八区民众抗日自卫大队的名义,在第八区西田村举行“遂溪县民众抗日自卫武装动员大会”。
 
事前,遂溪县工委委员、青抗会总干事陈其辉等人赴第八区进行筹备工作,通过遂溪县第八区民众抗日自卫大队公开发函,邀请全县各地的民众自卫武装队伍和青抗会员、抗日少年先锋队骨干、部分学校师生以及广西学生军等前来参加大会。此外,陈其辉还在其连山青抗通讯站召集卜国柱、支秋玲、陈章等人开会,传达中共遂溪县工委的有关指示,分工由卜国柱主持大会,陈章负责其连山等村群众的动员、筹粮及会场布置、治安等工作,支秋玲负责后勤接待。县工委指示其连山、竹山、洋青等村的党支部密切配合,积极发动群众捐献大米、番薯、南瓜等食物,以便在大会期间能保证粮食供应。洋青、其连山一带群众的积极性很高,纷纷把家里仅有的一升米、一只南瓜、几斤番薯都捐献给大会。
 
1939年9月下旬某天下午,各地的乡村青抗工作队、青抗会员和县、区民众抗日自卫大队(共2000多人,配备步枪、大刀、三叉、红缨枪等武器),以及洋青周围小学的师生、各村庄的群众和广西学生军(100多人)等共约一万人,陆陆续续会集到西田村。殷英、唐才猷、支仁山等由县工委委派前来秘密指导大会。会场设于西田村祠堂前的一片空旷地上,晚饭后正式开会。大会开始时,先由卜国柱点名检查各地来参加开会的队伍,继由其连山村的群众向东放了十八响土铁炮(意为向东洋鬼仔开炮)。卜国柱致开会词后,第八区民众抗日自卫大队长周文熙(周斌)接着演讲,向大家阐述当前的抗战形势,指出雷州半岛正面临沦陷的危险,号召遂溪及雷州半岛人民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投降、分裂,坚持团结抗战,共同消灭日本侵略者。周文熙的讲话,引起会场上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和口号声。随后,妇女代表(黄琴)、农民代表相继登台讲话,控诉日本侵略者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动员广大民众团结和武装起来,支援抗日前线,投身抗日队伍,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国民党遂溪县第二区的代表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代表发言完毕后,接着由演剧队作化装表演。在一个节目中,招离化装成苏联人在台上演讲,另一个人化装成翻译,向大家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声明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人民,是支持中华民族的正义战争的,中国人民是一定会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他们一唱一和,演出很成功。陈兆荣在另一个节目中,化装成东北人,表演了在东北沦陷后,人民备受日军的蹂躏,被迫到处流浪,无家可归的悲惨情景。随后,各地的群众团体还进行了歌咏比赛,公开演唱了《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会场很热闹,群众的抗日情绪很高。最后,各地的抗日自卫武装队伍和儿童团还作了队列和一些军事技术表演,接受大会的检阅。第二天,各地自卫武装队伍集中进行攻防、偷袭、瞄准等训练活动。各队分散活动时,其连山、文相等村自卫队拉到泥地进行了实弹射击等训练。
 
这次武装动员大会,规模比较大,在遂溪县以至广东南路地区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当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加紧制造反共磨擦的时刻,这次大会对于坚定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决心和信心,是具有很大的作用的。
 
(三)集会欢迎爱国将领张炎
1939年春,国民党遂溪县党部书记长司徒义和县长符麟瑞就阴谋解散遂溪青抗会。为此,中共遂溪县党组织派殷杰等人前往高州,向主张抗日爱国的广东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炎将军请愿,请他支持遂溪青抗会。张炎热情接见了殷杰等人,称赞遂溪青抗会工作成效显著,表示一定支持和保护遂溪青抗会。随后,张炎在许多场合称赞遂溪青抗会,令遂溪的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散遂溪青抗会有所顾虑。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制造反共磨擦,在此形势下,张炎继续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支持进步力量,支持遂溪青抗会。
1939年11月,张炎亲自率领南路特别守备区学生队前来遂溪作军事训练,借此表示支持遂溪青抗会。其时,遂溪青抗会组织了遂溪和广州湾1000多名青年在赤坎寸金桥广场集会,欢迎张炎将军及其率领的学生队,以表示遂溪、广州湾人民对张炎坚持团结抗战的拥护和支持。大会先由大会主席陈其辉致欢迎词后,接着请张炎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表示: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要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如果日军敢于入侵南路,他誓与南路父老、兄弟、姐妹共同抗敌,誓与国土共存亡。张炎的演说,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但参加大会的广东第八行政区专员邓世增讲话时,讲的都是国民党顽固派的滥调,听众则以沉默回答了他。这一鲜明的对比,表明了人民群众对团结抗战的拥护和对分裂投降主义的反对。大会之后,遂溪青抗会属下的“七七”剧团在露天舞台演出了《夜之歌》、《死里求生》等独幕剧。这次活动,给张炎和他的学生队鼓舞很大,遂溪和广州湾的青年也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四)慰劳抗日前线将士
1939年冬,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扩大侵华战争,将战火蔓延到广东南路地区。11月,日军攻陷钦防,大举进犯邕宁,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抗日将领蔡廷锴率部英勇抵抗。中共高雷工委决定组织遂溪和广州湾各界人民慰劳团,前往钦廉前线慰劳蔡廷锴将军及其所部,从而鼓励前线部队继续抗战,激励后方人民进一步支援前线。高雷工委通过遂溪中心县委将劳军任务交由遂溪青抗会去完成。
 
在遂溪青抗会担任总干事的陈其辉和干事王国强等共产党员负责筹组慰劳团,向遂湾各界人民发出倡仪,大力宣传钦廉前线抗日将士英勇作战事迹,广泛征集慰劳品和发动写慰劳信。其时,正值寒冬,前方将士给养不足,生活困苦。青抗会发出倡议后,各界人民纷纷响应,在短短数天内便献捐了大批寒衣和慰劳品。
 
钦廉前线慰劳团由陈其辉为团长,王国强为秘书长,陈善良、韩天态、黄琴、陈秀珍、洪天道、周莲旋、李炳荣、王素如、陈玉河、黄瑞英以及农民代表等20多人组成。慰劳团一组成,就仿效战地服务团的做法,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团内建立党团支部,有严格的组织纪律。1939年12月24日上午,广州湾和遂溪的文化界在赤坎同乐戏院举行“欢送遂溪青抗会慰劳团暨广州湾救护队大会”。会后,慰劳团和救护队肩负行李、慰劳品和药品等从广州湾出发,步经遂溪县城,傍晚抵达廉江县安铺镇。镇内国民党的军队早已撤走,学校停课,商店闭门,敌机不时地轰炸,人心惶惶。留在镇内的少数乡兵,在街上巡逻,所有居民,早已疏散到他乡,镇内冷冷清清。慰劳团在一间商店的空房里住下,第二天沿着已被破坏了的公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向廉州城进发。抵达合浦县时,剩下的是一座空城,国民党的正规军早已撤退,城内只留有少数警察在维持秩序。
 
慰劳团住进学校不久,即有合浦县政府的王秘书和新闻记者进来。那位王秘书知道是遂(溪)湾(广州湾)慰劳团的,开口便说:八区专员公署和合浦县政府接到遂溪县政府的电报,要遂湾慰劳团速返遂溪,不准去钦防前线劳军。对国民党顽固派这一手,慰劳团早已有思想准备,当即严正地向王秘书指出:慰劳团是代表遂湾各界人民去前线劳军的,任何人都不应加以阻挠。那个王秘书又说:八区专员公署和合浦县政府也都不准许你们去前线劳军,要你们迅速离开合浦城。但慰劳团决不退让,坚持一定要去前线劳军。
 
国民党合浦县政府迫于无奈,只好同意慰劳团的要求,但却附带上一条禁令,不准慰劳团在去前线的途中对群众和战士搞“赤化”宣传。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的险恶用心,慰劳团狠狠地给予了驳斥。
 
慰劳团途经张簧,抵达灵山县城时,国民党顽固派还遣人跟踪和监视。灵山县政府也想干扰,但慰劳团经过说理斗争,很快便接到蔡廷锴将军欢迎慰劳团到他司令部去的通知。慰劳团打着红旗,抬着慰劳物品,抵达灵山县六峰山蔡廷锴的司令部。蔡廷锴在司令部岩洞的大厅迎接,并和慰劳团全体人员一一握手。在热烈的掌声中,慰劳团向蔡廷锴献锦旗,赠送慰劳品,致以崇高的敬意。蔡廷锴获悉慰劳团在途中受阻表示愤慨,并对慰劳团表示谢意。
第二天,慰劳团即深入连队开展劳军活动。在10多天的劳军活动中,慰劳团为战士缝洗衣服,代战士写家书,教官兵唱抗日歌曲,与战士们促膝谈心,问寒问暖,与战士交朋友,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同时,慰劳团还对附近的居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鼓励群众支援抗日军队,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慰劳团要离开部队时,官兵们依依不舍,留下了难忘的惜别情谊。
 
(五)创办《老百姓》刊物
1940年初,中共遂溪中心县委创办机关刊物《老百姓》。该刊物面向农民,刊头“老百姓”三个字也是出自黄略村农民王勤生之手。《老百姓》在创刊时,便在发刊词中表明了该刊的政治立场,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老百姓天不怕,老百姓地不怕。
老百姓神不怕,老百姓鬼不怕。
老百姓一切妖魔鬼怪都不怕!
日本仔来也不在话下,何况国民党反动派?
总之一句话:老百姓啥也不怕!
……不相信吗?就请瞧事实吧!我们老百姓从来不讲大炮话。
……老百姓要讲话,老百姓要有权。
老百姓要管理天下,谁讲老百姓从来只能耕田种庄稼?
《老百姓》是一种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具体编辑和发行工作由中共遂溪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陈华和王乔负责。该刊物的宗旨是宣传时事和党的政策、路线,拥护团结抗日,反对投降、分裂。文章的形式多种多样,通俗易懂,说理深入浅出,并且多数是利用问答对话的形式,以适合农民阅读,很受群众欢迎。但由于政治形势所限,该刊只出版三期便于同年7月被迫停刊。
 
(六)散发革命传单和开展罢课斗争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中共遂溪县委根据南路特委的统一部署,布置各地党支部把八路军总部有关抗议国民党军队政治部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传单,散发到遂溪城、广州湾和遂溪县政府所在地黄略村等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面目,教育全体党员警惕反共逆流,并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反逆流斗争。4月,高州学生队的共产党员周崇和、文允武二人,因散发传单而被捕。中共遂溪县委组织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遂溪青抗会代表团,由团长王国强带领前往高州,向罗翼群、张炎请愿,要求无条件释放周、文二人。
 
1940年4月起,中共雷州师范支部(当时校址设在遂溪第四区古庐山村)领导师生开展反对学校反动当局禁止学生宣传抗日,无理开除学生的斗争。在该校读书的共产党员金耀烈、翁泽民、陈理祥和进步学生唐庆时等利用墙报和读书会,进行抗日宣传和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反共政策,被反动校长邓时乐、训育主任刘铁成开除出校。随后,雷师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组织全校学生罢课,强烈抗议邓时乐等人贪劣失职和无理开除学生。次年秋,遂溪县党组织再安排一批党员考进雷师,继续领导学生开展斗争。10月,斗争再次进入高潮,学生到校部请愿时与顽固分子发生冲突,庶务姚子树开枪恐吓学生,斗争进一步激化。事后,邓时乐、刘铁城、姚子树被迫辞职或被撤职。11月中旬,邓时乐引兵包围雷师,党支部书记梁和、委员全国明等9名学生和进步教师李昭伟被拘捕,次日被开除出校。
 
(七)召开反汪大会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后,遂溪国民党当局大造反共舆论,将矛头对准遂溪青抗会,扬言要解散青抗会,企图将遂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镇压下去。面对时局的不断恶化,中共遂溪县委根据中共南路特委的指示,决定以遂溪青抗会的名义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汪大会,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
 
1940年4月4日晚上,遂溪青抗会在中共遂溪县委的领导下,在国民党遂溪县政府所在地黄略村举行反汪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东海岛觉民小学、新民小学和遂溪第七小学、南强中学的爱国师生,东海岛、太平、赤坎、西营等地的部分农民群众,遂溪东区的群众、黄略村的全体青抗会员、遂溪各地青抗会员代表和遂溪各区的农民群众代表,共7000多人。与会群众手持大刀、长矛、三叉、木棍、盾牌、土枪,妇女救护队臂佩红十字袖章,儿童团肩托红缨枪。
 
大会由王国强主持。大会主席陈其辉宣布开会理由后,接着由中共遂溪县委副书记邓麟彰登台演讲,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阴谋,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汪精卫,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黄明德登台用哭“东海嫁”的形式痛斥了新上任的反动县长陆匡民:“姓陆县长名声臭,全县人民气难消;投靠汉奸反抗战,枉吃人民饷和粮。”黄琴代表妇女界在会上发言,愤怒声讨了汉奸卖国贼的罪行,揭露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遂溪县当局企图解散青抗会,破坏团结抗日的阴谋,宣传共产党的“三坚持三反对”政治主张,并申明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斗争原则。新任国民党遂溪县党部书记长林景仁大唱反调,在会上散播“共产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等反共言论。共产党员、农民代表陈明景上台讲话时,痛骂汉奸汪精卫,并挥刀插在台上说:“谁敢解散青抗会,我就对他不客气!谁反对共产党,我就同他拼命!”这时,群情激愤,口号彼伏此起,林景仁等顽固分子被吓得慌忙离开会场。自由演说时,不少青抗会员代表纷纷登台演讲,愤怒声讨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行径,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的主张,抗议国民党遂溪县政府企图解散青抗会。当夜,国民党遂溪县政府调兵到黄略,在村内外加强警戒,以防止参加大会的群众暴动。
 
黄略反汪大会后,中共东海岛支部根据遂溪县委的部署,也在东山圩举行了抗日反汪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西山、调文、东参、西坑、大塾、龙湾、山内、三明、迈旺、三盘等10多条村庄的群众和觉民、新民、海文小学师生共数千人。他们手持大刀、斧头、木棍和土枪,抬着用绳捆绑着的日本兵和汪精卫的画像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汪精卫等口号。
 
二、转变斗争方式 巩固和发展党组织
中共遂溪县委在黄略等地以反汪的名义召开群众性大会,同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斗争,一方面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团结抗战的迫切要求,显示了抗日民众的威力;另一方面,使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地方组织有所表面化,引起了国民党遂溪县当局对中共及其领导的青抗会的极度顾忌。1940年5月,国民党遂溪当局勒令解散遂溪青抗会,并通缉一批共产党员和青抗会骨干分子。
 
由于形势的迅速恶化,中共遂溪县委随即采取应变措施,采取了政治上坚持斗争,组织上进行撤退转移,以保存、发展力量的方针。一方面把暴露身份的干部调往外县,如:王国强到信宜,陈其辉到电白,邓麟彰到南路特委机关,陈兆荣、周斌到化县,陈醒亚到茂名,陈醒吾到梅菉等;另一方面,青抗会的组织形式必须立即改变,学校里的青抗会员可组织“读书会”,在广大农村中的青抗会员则以“帮工会”、“护贫会”、“娶妻会”、“功夫馆”、“大话馆”、“田头屋”等形式进行隐蔽活动。斗争形式进行及时调整之后,中共遂溪党组织得以了进一步巩固,不因出现反共高潮而被削弱;同时,这时的农村中还出现了一些小领袖,如梁汝新、马如杰、邹文西等,他们在群众中都很有威信,是村中的“革命绅士”,与反动绅士可以分庭抗礼。
 
遂溪青抗会虽然被国民党顽固派强行解散了,但是,遂溪青抗运动所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国等革命思想,已在遂溪的广大城乡以至南路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青抗运动中,对于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等问题,遂溪党组织已作了初步的探索并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事实证明,1943年雷州半岛沦陷后,中共遂溪党组织在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都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有坚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遂溪党组织领导的青抗会和青抗运动,在当时的广东来说,其规模和影响是仅次于广东抗先队的。但是,它也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是工作开展得不够平行,党在遂溪县南部、西南部和中部一些地区的工作还不够深入。在当时的有利形势下,党组织是可以动员更多的知识青年下乡的,甚至可以动员外县的知识青年到遂溪工作的,但由于经费上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上担心外县人的语言不通,拒绝了一些要求来遂溪工作的革命青年,至使抗日救亡运动的广度和深度还未达到更高的要求。
从1940年初到1942年底,全国的政治形势处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之中。这段时间,中共遂溪党组织的任务和工作方针相应作了调整,革命斗争由公开转为秘密。1939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巩固党的组织为中心任务;制定了政治上进攻,组织上保密,实行组织工作向群众工作转变的方式和策略;要求克服右的倾向和防止“左”的言行。1940年2月,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在高州召开各县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并根据广东南路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隐蔽、巩固”的四字方针,要求党组织一方面发动群众和利用统战关系,同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将组织隐蔽起来,进行巩固,以应付突然事变。这时公开的口号是:三坚持三反对。一些公开反对国民党的传单一般不再散发,只能秘密散发一些《新华日报》等。当时局逆转时,中共中央于1940年4月指示广东:“必须认识时局的严重性,纠正对广东环境特殊的乐观估计,迅速采取办法以保存党的力量,缩小各级领导机关至短小精干的程度”。周恩来也指出:“领导机关要隐蔽起来,干部要职业化,隐蔽在群众中。”5月4日,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遂溪党组织在贯彻“隐蔽、巩固”方针过程中,重点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求党员活动方式、工作作风要彻底改变。要停止一切容易引起党组织暴露的政治口号和政治活动,以社会化、群众化的形式出现,并按照周恩来提出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要求,在社会化的职业掩护下多交朋友,多做群众工作,多做统战工作,多接触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切实转变活动方式,避免暴露。二是在政治上已经暴露,或被国民党当局怀疑了的共产党员要尽量安排撤退。在这一原则要求下,中共遂溪党组织先后安排了一批党员骨干撤离遂溪,如殷杰撤到粤北,唐才猷、陈明景撤到合浦,莫怀撤到廉江,邓麟彰撤到茂名,黄明德、王福秋撤到化县,陈兆荣、支秋玲撤到徐闻,等等。这些人员撤离遂溪是一种积极的撤退,一方面避免了敌人的破坏,保存了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加强了外县外地中共组织的干部力量,开辟了新地区的工作,有的成为当地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1940年2月唐多慧、莫怀分别任中共廉江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黄其江调任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书记;6月陈醒亚调任中共茂名县委书记;7月王国强调任中共信宜县特支副书记,12月任书记;1940年5月陈其辉到电白县负责党组织领导工作,9月任中共电白县特支书记;8月周斌任中共化县特别支部宣传委员;12月黄明德调任中共化县特支书记,等等。遂溪党组织在这段执行撤退隐蔽方针时期,不但巩固了党的组织,而且还开辟了很多新村庄,因为有不少共产党员通过亲戚朋友隐蔽到新的村庄去,在新村庄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基础。当时东区的丰厚村被称为“小延安”,这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党组织在村中办班,群众主动站岗放哨,党组织在这里感到很安全。尽管在这个时期出现过一些问题,国民党曾包围过革命村庄,有的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坐牢,甚至被杀害。
 
遂溪的共产党员较多,并在青抗运动高潮中发挥了先锋带头作用。由于党组织的保密工作做得好,这些党员的政治面目绝大部分没有暴露,这对于坚持原地工作较为有利。当时,大部分留在本地区坚持斗争的党员和干部,一方面改变活动方式,巩固党的组织;另一方面把工作伸展到新的村庄壮大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如:中区的泮塘党支部、文相党支部、风朗党支部先后发展了42人;东区于1940年后成立了一批党支部或党小组,共发展党员50多人;西区共发展党员100多人,其中女党员11人;西南片发展党员10多人;沈塘片建立了一批党支部,共发展党员50多人;太平一带发展党员50多人;东海岛的党员增至40多人。
1941年1月,遂溪党组织根据撤退干部后的情况变化,对各级领导机构作了调整。这时,中共遂溪县委书记支仁山,委员唐多慧(管组织),陈恩(当时任中共南路特委青年干事,由特委安排参加遂溪县委、兼管宣传工作),县委青年干事庄梅寿,妇女干事邓俭。各区的区委书记:东区区委书记沈斌,中区区委书记沈汉英,西区区委书记陈熙古。纪家、乐民、沈塘片的党组织分别由李晓农、唐勤、洪荣等人负责。
 
中共遂溪党组织由于在青抗时期在广大农村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农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因而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下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和损失,这在南路地区以至广东来说是较为少有的。1941年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到南路检查工作,对遂溪党组织的建设工作给予了肯定,他指出:广东如果有十个县像遂溪党组织有这样好的农村基础,整个广东的局面就大不相同了。从张文彬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遂溪党组织的建设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三、审查教育党员和纯洁巩固党组织
中共遂溪党组织,是在抗战初期重建,并在公开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党组织比较年轻,尚未经过艰苦的磨炼,在国民党反共高潮的逆境下能否经受严峻的考验,这是遂溪党组织当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1941年5月,中共南路特委对南路地区党组织进行了调整,决定撤消原各县委,成立雷州、高州、合浦三个中心县委。雷州中心县委统一领导雷州半岛各县的党组织,由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兼任中心县委书记,陈恩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委员支仁山分管遂溪工作,唐多慧负责海康、徐闻工作。雷州中心县委成立后,遂溪东、中、西三个区委在中心县委以至南路特委的直接领导下,于1941年下半年起至次年初,对全县党员进行审查和开展阶级教育、形势教育、党性党纪教育、气节教育等工作。当时,首先集中区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到广州湾参加南路特委举办的训练班学习,继而先后在遂城长毛庵、赤坎陈屋港村、颜村(钟江家)、吴村(唐才猷家)、杨村(吴定瀛家)等地举办党训班,对各区委、支部负责人和党员骨干进行训练教育。随后,各区委按照雷州中心县委的布置,分别在老马、西田、丰厚、鸭港、寇竹渡等地举办农村党支委、党员训练班。在开展党员教育中,尤其强调党员要保持革命者的气节,对党忠贞不渝,不暴露和破坏党的组织,甘愿为保存、巩固党的组织而英勇牺牲。在开展审查党员工作中,根据广东省委的要求,要在政治上弄清楚每个党员,看是否内奸分子,政治上可不可靠;同时审查是否符合党员的条件。但重点是审查党员是否内奸分子,是不是对党忠诚。通过对党员的审查,从政治上弄清问题,达到对外能隐蔽,对内能巩固的目的,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1942年 6月,中共南路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ZW(〗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ZW)〗学习运动的指示》,在中共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均予的主持下成立特委中心学习组,组织各县委领导成员在赤坎沙湾学习延安整风文件。其时,陈恩参加特委中心学习组,支仁山、唐多慧、沈汉英等人组成雷州中心县委学习组。随后,雷州中心县委学习组组织遂溪各区委成员进行学习。这次整风学习,主要是联系实际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加强党性教育,反对各种个人主义;二是反对主观主义,强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
 
1942年秋,南路特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吸取粤北省委被破坏的教训,通知各地撤消党委制,实行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分片负责的领导方式。此时,雷州中心县委撤消,由陈恩任中共雷州特派员,统一领导雷州半岛各县党组织。遂溪县党组织也采取相应措施,分三个片进行领导,每片设一名特派员。其中:东、中片特派员支仁山(1944年8月后沈汉英),遂西片特派员唐多慧,遂南和海康、徐闻片特派员庄梅寿(兼,1944年7月后沈斌)。 东、中区特派员沈汉英,西区特派员陈兆荣(1944年8月陈章,1945年2月周斌),南区特派员陈同德(1944年11月后谢华胜),东南区、东海特派员沈斌。 这时,南强中学、雷州师范、四维中学的党组织,分别由沈潜、王福秋等人具体负责,统一归遂东片特派员领导。
 
第三节 开展联防抗日斗争
一、遂溪沦陷后的形势与任务
1943年2月间,日军为夺取广州湾,占领雷州半岛,以封锁华南沿海对外之交通,断绝中国海上补给线及掠夺沿海物资以支持其太平洋战争,派遣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向雷州半岛进犯。2月12日夜,日军舰5艘、汽艇20余艘,集结于广州湾海面。16日(即农历正月十二日)拂晓,敌一股1600余人,汉奸武装300余人,在8架飞机掩护下,分乘各舰艇于海康下岚、广州湾通明两港登陆,入夜侵入海康城(雷城)。17日,日军占领广州湾之东海岛,同日,占领海康之日军沿公路进占客路镇,18日,进占遂溪城月,19日,敌军分两路进占遂溪城、洋青。接着,遂溪的豆坡、北坡、杨柑等圩镇和螺岗岭、乌蛇岭、城里岭、马头岭等制高点,也相继被日军占领并设立据点。日军在遂(溪)海(康)、遂(溪)湛(江)等交通要道密筑碉堡,各据点、碉堡均驻有重兵,并配备机枪、火炮,对遂溪实行严密封锁和残酷统治。另一股日军500余人于2月17日晨在西营(今霞山)登陆,经赤坎攻陷麻章,与进犯遂溪之日军相策应。
 
日军在进军中沿途开枪发炮,利用飞机散发传单等。在日军占领遂溪之前,国民党遂溪县长王辉已带领五六十名官员及家眷逃往化县,戴朝恩及其雷州独立挺进支队也“挺退”到廉江以北。原驻防高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一五五师(师长邓锷)也望风而逃,向信宜溃退,并在逃跑之前抢走洋青、豆坡的田亩谷1万余担。广州湾原为法国殖民地,日军占领后,日、法帝国主义达成《广州湾联防协定》,表面保留法国广州湾领地行政官长(归属法国印度支那总督管),实为日军统治。当时的广州湾和雷州半岛,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汉奸、走狗、土匪、鸦片烟鬼等,到处抢劫勒索,群众惶惶不可终日。
 
日军占领雷州半岛后,整个高雷地区的形势产生了特殊的变化,就是抗日战争的硝烟直接漫延到高雷,是一个战争的形势。此时,南路地区出现了一大片敌占区,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整个南路形势中一股经常起作用的力量。日本在雷州半岛已占领了几个县,从廉江到海康已形成了一个敌占区。雷州半岛这个占领区,是日军南进过程当中的一部分,作为南进的据点,其目的是封锁港口,掠夺物资,把这里的国民党力量赶出去,以确保南进交通线的安全,支持太平洋战争。因此,日军在把国民党力量赶出去之后,没有发动大的军事行动,主要采取培养敌伪势力,利用敌伪势力统治沦陷区,扶植王英儒、符永茂等汉奸和伪军,建立伪政权,利用和依靠这股势力为其服务。就国民党方面来说,雷州半岛沦陷后,海康、遂溪等几个县城被日军占领了,对国民党是个沉重的打击,但这种打击并不很大。它在这几个县的统治垮台了,但基本力量仍保存下来。然而,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守军、几个县政府的官员不放一枪,便仓皇逃跑,这使其在南路人民当中威信扫地,引起人民的极度不满。它放弃守土职责,消极抗日,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放弃抗战的政策,但对人民的统治和控制并没有放松,尤其是对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团结抗日主张等,不但不支持,反而采取敌视的态度。
 
在国家沦亡的危难关头,一些民族败类,投靠日军,充当汉奸,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些国民党基层乡政人员及土匪流氓,则乘人心恐慌之机,大发国难财;日伪军则更是疯狂地到处实行“三光”政策。日军侵占遂溪后,给遂溪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尤其是日军为了战争和掠夺的需要,在遂溪县城之西的风朗村一带修建军用飞机场,使这一带的风朗、西边岭、大稔山、沙坭坡、边塘、头岭、陈纯等村庄惨遭蹂躏,800多间民房被霸占或烧毁,不少无辜农民倒在日军的屠刀下,数以千计的青壮年被抓去修筑飞机跑道、工事和哨所。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在头岭村的坎沟里设了一个“杀人坑”,每筑好一项工事,就杀害一批民工。据此可见,日军对遂溪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罄竹难书的。
 
国民党的统治区变为日军占领区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为了抗击日军的侵略,保卫国土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中共南路特委毅然肩负起抗日的历史重任,根据雷州半岛沦陷后的形势,部署当前的工作:(一)动员和教育共产党员要坚持敌后斗争,不当逃兵;(二)以“联防自卫,保卫家乡”为斗争口号,深入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人民,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建立联防区和联防队、自卫队,领导广大民众抗击日本侵略军。中共遂溪县党组织在南路特委的领导下,迅速担负起领导全县人民抗战的责任,一方面向全县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揭露国民党放弃抗战责任和压制人民起来抗日的反动政策;另一方面在党内进行战争动员,强调坚守岗位,坚持敌后斗争,同人民群众一起并肩战斗,加紧筹集枪枝弹药和扩大抗日游击小组,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二、放手发动群众 组织抗日武装
雷州半岛沦陷后,中共遂溪党组织根据沦陷后的形势和南路特委的指示,部署各区、乡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以“联防自卫、保卫家乡”为口号,放手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人民,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建立联防队、自卫队、游击小组等抗日武装,以此领导广大民众抗击日本侵略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中共遂溪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县各地党组织采取将保卫祖国同保卫家乡、维护民族利益同保障群众生命财产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的方式开展工作。当时,遂溪党组织主要采取如下四种形式发展武装:一是建立抗日联防区,组织抗日联防武装。这种形式顺应了前线和敌后群众的自卫要求,也与南路特委的要求相一致。它把发动群众和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武装抗日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抗日爱国力量,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二是各级党组织的工作要全面转入军事斗争,特点是要以党支部为核心,发展游击小组,这是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基础。游击小组以党员为骨干,吸收积极抗日的中青年群众参加,其任务是收集枪支弹药,筹粮筹款,演习军事技术,探取日伪活动情况,伺机打击小股敌人等。三是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派党员或进步分子打入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武装队伍,一方面推动他们积极抗日,另一方面伺机控制这些队伍的人和枪。四是分化瓦解伪军,主要对象是符永茂的“和平队”。
 
其时,遂溪人民在党组织的宣传发动下,积极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人出人”的口号,纷纷参加民众抗日自卫队和筹集武器装备。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及两面政权的密切配合,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在各乡、村迅速组织起乡队、村队、游击小组、巡薯队、自卫队、联防队、常备队等抗日武装。在筹措枪枝弹药方面,有祖偿公产的村庄采取“私买公助”的办法,由祖偿给买枪者补助三分之一或一半的费用,枪为私人所有;没有祖偿公产的村庄,则靠私人想办法筹款购买,有的几户凑钱买,有的向亲戚朋友借钱买,有的卖牛、卖田地来筹钱买枪。不少村庄组织了购枪小组,前往外地买回枪枝弹药。如深坭塘、梁村仔等村,由群众推选办事公道的卜国汉、李树德、卜登远等人组成购枪小组,先后到广西灵山等地购买枪枝弹药。
由于各级党组织的大力发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遂溪的各地抗日武装随之相继组建起来。至1943年夏,全县各地先后组建了如下抗日武装:
西区:筹集到400多枝长短枪、5000多颗子弹、1000多颗手榴弹,其中筹枪较多的村庄有:山家40枝(包括原有的共81枝),金围38枝,山内村25枝、子弹2000多颗,老马31枝,曲水泊37枝。党组织在山家村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抗日常备队,队长李绍香;马如杰、陈开濂、马朝伟等在老马、安塘村一带组建一支10多人枪的抗日自卫队;张鸿谋、张立明在金围村一带组织一支10多人枪的抗日自卫队;何珍、李直光等发动下溪仔、布政塘等10多个村庄成立一支100多人、20多枝枪的抗日游击小组;肖光章在龙湾、后田等村庄成立一支100多人的抗日游击小组,配备枪二三十枝;界炮乡长全子瑛在界炮乡成立了一个抗日自卫中队,中队长陈炳崧;张鸿谋、张鸿洲、张立明等人向原界炮乡长张德安及其弟张德星等借得七九步枪4枝、九响步枪3枝、六八步枪3枝,从而充实扩大了金围保队(共有15枝步枪、9枝手枪)。不久,在雷州特派员陈恩和遂溪县党组织领导人支仁山、唐才猷、沈汉英等领导下,山家、山内一带建立起一支200多人的联保队;马如杰、马德光等人以老马村巡逻队为基础,成立了三四十人的联防队;张立明等人在金围以原保队为基础,组织了30多人的联防队;周锡典等人在斗仑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联防队;马康贵等人在担水塘村组织了20多人的联防队;在涧水河南部地区何珍、李直光等人集中民间枪枝,组织了10多人的巡逻队。1943年8月,豆(坡)山(家)乡抗日自卫队成立,共15人枪,队长钟羡余,事务长何珍。同月,成立山内常备队,30多人枪,郑世英、李仁廉、陈慎辉分别担任正、副队长。
中区:陈希古在其连山、文相、竹山、风朗等村组建一支7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中队,陈希古任中队长兼指导员,副中队长陈益光,副指导员陈洪宜;梁立在百桔仔成立一支20多人枪的抗日自卫队,队长梁立(后梁廷有任队长,梁立任指导员);李晓农在深坭塘村组建一支四五十人的抗日自卫队;陈伟荣、陈理祥在泮塘、其连山一带组织一支三四十人的抗日自卫队;陈华荣在陈屋塘、鸭乸塘、东边村组建一支10多人的抗日游击小组。
南区:1943年3月,遂溪党组织根据陈恩、支仁山的指示,在卜巢山组建了雷州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卜巢山中队,中队长黄其炜,副中队长陈希哲,党代表陈同德,全队50多人,30多枝枪;不久,周立人在官田等村成立一枝20多人枪的抗日自卫队。
西南区:黄色伍在库湾村发动群众购买枪10多枝,成立了一支10多人枪的武装巡逻队;黄廷瑶、朱日成在港门发动打铁村等10条村庄,成立了一支50多人的武装巡逻队。
东区:陈志群在陈村组织了30多人的抗日游击小组。
 
三、以深坭塘为中心的信和乡抗日联防斗争
深坭塘村由五个自然村组成,共四五百人口,全村姓卜。该村有两户有影响的人物:一户叫卜登勋,是全村威望极高的父老,他的第三儿子卜国柱是遂溪中学的学生,在抗日战争初期遂溪党组织重建后较早加入了共产党,他因受儿子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明,主张抗日;另一户叫卜建中,曾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连级副官,1942年前退役返乡,他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但也主张抗日。
 
遂溪沦陷后,共产党员李晓农根据党组织的布置,以教书为名来到深坭塘村,发动群众抗日,并组织了一个秘密游击小组。1943年夏,遂溪中区的党组织领导人沈汉英到达深坭塘村,向李晓农等共产党员布置了如何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公开成立民众抗日自卫组织等工作。随后,该村16至50岁身体强壮的男性青壮年,被发动组织起民众抗日自卫队,共有七八十人,并由村民推选卜建中为队长,卜国伟为副队长。深坭塘村民众抗日自卫队成立后,党组织随即做好该村老弱妇幼和财物的疏散工作,进行坚壁清野,以减少群众的损失和消除自卫队的后顾之忧。几天后,驻洋青伪军20多人到园塘仔村(10户以下的小村,离深坭塘二三华里)扫荡,抓了人,还抢了许多粮及牛、猪、鸡等物资。深坭塘民众抗日自卫队闻讯后,个个义愤填膺,立即拿起刀枪直奔园塘仔村,打击进犯之敌,夺回了被抓去的人和被抢去的物资,取得了首战的胜利,战后,党组织为了防止敌人前来报复,决定立即加紧做好有关准备工作:一是设法扩充武器装备。二是整编自卫队,把队员分为两线:第一线队员40多人为基干队员,由游击小组成员和骨干分子组成,晚上要在村外露宿和巡逻警戒敌人,早上练习射击、投弹,有敌情时要随时投入战斗;第二线队员为年纪偏大或体质弱者,平时不集中,如有战事发生,则立即归队参战。三是进一步疏散老弱妇幼和一切财物。
 
深坭塘民众抗日自卫队率先打响了雷州半岛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之后,遂溪党组织随即抓住这一典型,向遂溪各地进行宣传推广。同时,以百桔河为界,要求河以北(即遂(溪)廉(江)边界地区)各村采取深坭塘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人民,积极筹集武器,公开组织合法的民众抗日自卫队,开展抗日自卫斗争;河以南(包括洋青乡在内)的村庄,因靠近敌人据点,反动统治势力大,不宜公开成立民众抗日自卫队,可普遍成立游击小组,采取秘密活动形式,宣传教育群众,筹集枪枝弹药,除奸防特,搜集日伪情报,配合和支援深坭塘一带人民的抗日斗争。同年9月,李晓农和在信和乡公所的地下党员梁怀明(梁立)根据沈汉英的布置,进一步发动群众,成立了以深坭塘村为中心的信和乡民众抗日联防委员会,由各村代表选出10人为委员,卜登勋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梁怀明、卜建中。李晓农在委员会中挂文书职务,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并代表党组织对这个地区的具体领导。委员会刻有印章,成立后取代了原乡政权,具有民主政权性质,行使乡政府权力,统一指挥全乡抗日联防自卫队的各项事宜。信和乡民众抗日联防委员会成立后,再次掀起群众性的买枪热潮,仅深坭塘村就买了60多枝步枪,整个联防区共买回七九步枪200多枝,大大地加强了联防队的武器装备,提高了战斗力。随后成立了信和乡武装常备队,加强联防区内作战机动力量。常备队是从深坭塘村第一线自卫队员中挑选表现好的为基础,并通过沈汉英从洋青、横山等地抽调来七八名共产党员担任骨干。常备队人数由最初成立时的30多人发展到50多人,每人配枪一枝,弹药发足。队长卜建中(挂名),副队长卜国伟、郑贤儒(共产党员)。下辖三个小队:第一小队长李锦章(共产党员);第二小队长陈景春(共产党员),后郑杰;第三小队长陈伟荣(兼事务长,共产党员)。为了加强党对常备队的领导,秘密成立了常备队党支部,书记洪荣(公开职务是军事教练)。经过积极的宣传发动和扩编联防自卫武装,党组织在信和乡布下了联防抗日的天罗地网。
 
1943年11月4日,驻洋青的日、伪军突然袭击深坭塘村。抗日常备队奋起迎敌,并掩护群众撤退和掩蔽起来。该村50多岁的农民卜炽,挑着半担粮食藏到村边的甘蔗林里,被敌人发觉抓住。在敌人审问他时,他不予理睬,并伺机夺过日军曹长的指挥刀,举刀向曹长的脑袋砍去,随即闪身冲入甘蔗林里,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当时,驻安铺镇的国民党雷州独立挺进支队的两个大队,正好开抵与深坭塘仅一村之隔的廉江县横山乡边界上。当战斗打响后,这两个大队在原地按兵不动,后得知卜炽夺了日军曹长的指挥刀,便设法把刀骗走,并作为他们的战利品邀功讨赏。此事引起遂溪人民对挺进队的极大愤慨。
 
日、伪军联合进攻深坭塘村受挫后,扬言要调集更多的兵力,不惜一切代价,铲平深坭塘村。深坭塘党组织认真总结了这场战斗的经验教训,并抓住孤胆英雄卜炽的典型事迹,广泛深入地教育发动群众,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使全体自卫队员从思想上、战术上得到进一步提高。
 
11月中下旬间,驻洋青据点的日、伪军为了对深坭塘一带的抗日武装进行报复,纠集了200多人向信和乡进犯。敌人越过百桔河后,一路由日军化装为伪军,经百桔仔村从正面进攻深坭塘;一路经打铁塘村右侧包抄深坭塘;再一路往桐油村直插深坭塘背后,企图切断深坭塘联防武装的退路。但是,敌人刚过河,就受到百桔仔和桐油村的自卫队的阻击。之后,敌人企图甩开那里的自卫队直冲深坭塘。可是,百桔仔枪声一响,深坭塘常备队就直奔桐油村前线,自卫队则直插百桔仔,同时克须塘、打铁塘自卫队也到达百桔仔以西,分别同那里的自卫队一起抗击敌人。整个联防区都动起来了,螺角声、枪声、喊杀声汇成一片,敌人到处挨打,部署被打乱,“摧毁深坭塘”的美梦被打破,最后只好抬着几具死尸退回洋青据点去了。信和乡联防区军民无一伤亡,大获全胜。
 
1944年春,敌人再次调集步兵和炮兵400余人、骑兵30多人、铁甲车2辆,趁着更深夜静,悄悄地从洋青出发,到达田头仔附近时兵分三路:一路(东路)由高岭、赤界子过百桔河进攻桐油,再转向百桔与深坭塘之间;一路(西路)由马群、古村东过河,经新龙村、打铁塘、龙头堀再转向克须塘与深坭塘之间;一路(中路)分为两股过百桔河,一股进攻百桔,一股进攻百桔仔。敌人东、西两路都以骑兵为先锋,步、炮兵随后,部署的意图很明显,是企图用步兵、骑兵、炮兵从东西两路迅速把联防区的常备队、自卫队压缩包围到百桔埇、园塘仔之间,加上中路的堵塞,形式全面包围,从而一举歼灭整个联队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但是,联防区军民早已严阵以待,各路敌人刚渡过百桔河,踏进信和乡联防区时,便陷进联防区人民所布下的天罗地网。各村的螺角齐鸣,敌人正面、侧面和背后都响起枪声和喊杀声。常备队集中在桐油、百桔村之间,早晨就同敌人接上了火,阻止敌人向前推进;各村的自卫队也按部署赶到各路前线,遇上敌人集结在一起时,就集中优势兵力,用“放排枪”的办法(几枝、几十枝步枪按口令齐放,威力胜过机枪)打击敌人;当敌人用密集炮火还击时,联防武装则分散活动或转移到新的位置上。初时,敌人的骑兵和铁甲车很猖狂,发现联防队密集枪声后,骑兵即纵马冲杀过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常备队员卜华周、卜振堤等人急中生智,立即用抬枪,对准冲过来的骑兵射击,铁砂、铁片、钢珠在敌人的马群中炸开,冲在前面的敌人连人带马倒在血泊中。敌人见势不妙,纷纷转头后退。联防武装即奋起直追。当敌人发觉追击人数不多而组织反击时,联防武装又立即分散隐蔽起来。由于联防武装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见机进退,队形多变,有时2至3个人甚至是一个人组成一个战斗单位,加上甘蔗园、田基、水沟多,视野不清,目标不定,敌人的骑兵、大炮和铁甲车起不了作用。这种麻雀战术,使敌人想打打不着,想抓抓不到。而敌人的正规队形目标大,又明显,便于联防队利用甘蔗园、田基、水沟来回穿插打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二三点钟,敌人在园塘仔会合后,匆忙向洋青方向退走。这次战斗,联防区牺牲自卫队员1人、群众2人,负伤的常备队员1人、群众2人;而敌人则留下一滩滩血迹,抬着十五六具死尸、1匹死马和一批伤兵,在铁甲车的掩护下败退回洋青老巢去。这一仗,充分显示了民众联防自卫和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的巨大威力,有力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在深坭塘一带民众英勇抗击日、伪军期间,退避到廉江而遭到人民群众嘲笑的国民党雷州独立挺进支队,为了挽回面子,曾对驻洋青日、伪军发动过一次进攻,但结果失败了,名声更加狼藉。挺进队因此脑羞成怒,以深坭塘和信和乡联防区有共产党为籍口,逼当地的父老调查上报,企图破坏联防抗日。在这压力下,以卜登勋为首的绝大多数群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卜建中和极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却动摇害怕。在这种情况下,沈汉英及时来到信和乡,与深坭塘片的党员和卜登勋、卜国伟等人商量,决定必须在广大群众中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教育群众坚定联防抗日的决心。同时,为了防止国民党的继续破坏,沈汉英决定联防区常备队中的几名外来共产党员暂时撤离,李晓农仍留深坭塘教书,继续负责联防区、常备队和自卫队的工作;对卜建中则采取“既要批又要拉”的方针。此后,信和乡联防区、常备队和各村自卫队仍然坚持战斗,但由于卜建中等一些动摇分子的消极影响,斗争的热情已有所减弱。1944年8月,遂溪党组织为了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决定将深坭塘自卫队和信和乡联防区常备队共六七十人,全部拉到界炮山内村集中,以便编入起义部队。当晚,卜建中由于察觉事态有变,便偷偷地带上几十名心腹投奔戴朝恩的挺进队,走向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深坭塘民众抗日自卫队,是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发展壮大起来。初期由深坭塘村一个自卫队,发展到信和乡的20多个自卫队,由70多人扩充到400多人,由10多枝土枪和大刀长矛发展到400多各种不同类型的枪枝,〖JP2〗由一条村四五百人口的联防自卫扩大到一个半乡七八千人口的联防自卫。联防区的常备队和深坭塘以及其他各村的自卫队,经历了大小10多次战斗,由深坭塘自卫队抗击20多个伪军开始,到以后抗击配有现代武器装备的日、伪军一二百人甚至400多人的联合进攻,在自卫的原则下,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经过这段抗日斗争的实践,锻炼了人民,促进了武装自卫的发展,扩充了武器,培养了骨干,为中共遂溪党组织于1944年8月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各地联防区的建立和对敌斗争
(一)各地联防区的建立
信和乡联防区人民的对敌斗争,为中共遂溪党组织领导和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同时也大大地鼓舞了遂溪人民的斗志。遂溪党组织及时向各区宣传和推广信和乡联防区的经验和做法,有效地推动了遂溪各地抗日联防区的相继建立和发展。
 
在中部地区:先后建立了泮塘联防区和洋青联防区。其中泮塘联防区包括10条自然村,联防区主任陈仁耿,各村建立村队,还建立10余人的武装常备队,由陈贵负责;洋青联防区,主任陈世连、陈拨(党的领导人),每条村都组织村队和游击小组,常备队30多人,队长陈马仁,副中队长陈树启,指导员陈理荣。
 
在西部地区:1943年7月前后,共产党员李鸿基根据陈恩、唐才猷等领导人的布置,利用中共党员李琼伦担任山内村保长的身份,联络界炮镇附近的内客、黄江美、南坑、曲水泊、沙古塘、大基头等六个保和洋青乡的平坦塘、古村西、蒲岭仔、司马塘等共10余条村庄,成立了以山内为中心的抗日联防区,由李琼伦任联防区主任。联防区内成立抗日联保队,由李仁廉任队长;同时在联保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一支50余人枪的常备队,队长郑世英,副队长李仁廉,指导员陈慎辉。1944年春,山家一带的村庄实行联防自卫,动员18岁以上青壮年男人参加联防队,并从中挑选三四十人组成常备中队,中队长李绍香,指导员洪德(兼常备中队党支书)。同年春,北潭、北潭坡、甘定园一带村庄,也组建了联防区和联防队,并建立一支25人的常备中队,中队长全德秋。1944年3月,党组织根据团结抗日的政策,同北坡乡长秦荣升和走私分子杨起德等人商量抗日事宜,决定界炮、豆坡、杨柑、北坡4乡实行联防抗日,由秦荣升任联防区主任,陈炳崧为副主任;同时成立一支90多人枪的联防中队,由杨起德任中队长,下辖三个小队,分别由共产党员李锦章、莫振生、马康胜担任小队长,联防区还有二个小分队驻山家、山内等地,分别由李绍香、李鸿基任小队长。
 
在西南部地区:1944年8月,成立祥川、吾良抗日联防区,主任陈镇南,副主任陈嗣敏、蔡裕盘;联防区内建立一支30多人的抗日联防队,队长陈进理,副队长陈安天。同月,成立田西抗日联防区,主任黄廷瑶,副主任朱秀升;同时建立抗日联防中队,20多人,中队长黄廷瑶。
 
(二)各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斗争
在信和乡人民英勇抗击日伪军期间,全县各地的人民武装也对日、伪、顽军展开了斗争。
1943年6月,东区党组织根据地下党员蒋如信(在敌人内部当伪保长)提供的情报,了解到设在黄略村王氏宗祠的黄略日伪乡公所有伪乡兵20多名,枪枝弹药平时全集中在祠堂东边的房里,门口仅设一个岗哨,伪乡长和乡兵每晚都回家吃饭,晚饭后大多数乡兵都集中在祠堂隔壁的一间小屋里赌钱,于是决定由梁甫组织游击队袭击黄略伪乡公所。行动前,梁甫安排陈昭道化装成赶集人,前往黄略村探清路线和侦察乡公所外围的情况;梁汝义负责准备好几担茅草,以便化装行动;同时,通过黄略村党组织派出游击小组成员王英、王婉玲二人进一步侦察敌据点内外的情况。有关准备工作就绪后,梁甫带领10名游击队员化装出发,对黄略日伪乡公所发动突然袭击,一枪不发便俘虏了据点内的10多名伪乡兵,并缴获步枪20多枝、军毡20多张,以及子弹、药品一批。后来,东区党组织利用这次缴获的武器弹药,于1944年2月组建了一支70多人的抗日武装中队,中队长黄桂,副中队长梁汝新,指导员廖华。1944年四五月间,该中队袭击了崩家塘日伪税站,中队长黄桂和小队长梁友牺牲,指导员廖华和两名战士负伤。
 
日军占领遂溪后,一些民族败类便当起汉奸,依靠日军作威,残害人民。为了铲除这些民族败类,遂溪中区党组织经周密部署,组织游击队于1943年夏镇压了一批日伪维持会长和汉奸分子,同年9月又袭击了沙坡伪维持会,缴获13枝步枪和一批弹药。在此期间,赖理带领30多人的抗日武装袭击了到道孟村抢劫的小股日军,俘杀日本兵一名。10多天后,日军派兵包围了道孟村,把群众集中到空旷地上,恐吓群众说出游击队的去向,并要交出被杀日本兵的尸首。该村群众宁死不屈。日军恼羞成怒,便恶狠狠地枪杀了几名群众,并放火烧了村庄。
 
界炮乡枫树村流氓头子周之墀投靠日军,被任命为自警团团长之后,常带领三四十人的伪军在杨柑一带打家劫舍,奸淫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党组织早就想除掉这股伪军,但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1943年9月22日,中共老马村党支部获悉周之墀偕同老婆陈惠珍(绰号“黑肉鸡)潜回老家,并到毗邻的赤坎仔村饮酒作乐的消息。马如杰、张世聪等当即安排叶爱、叶大林、叶高三兄弟和马康胜、马如琼、马康贵、马朝清、马朝荦等组成精干小分队,化装前往赤坎仔,伺机镇压了周之墀,但周的老婆陈惠珍却乘机漏了网。次年1月20日,驻洋青日、伪军约100人出动扫荡山内村一带,在龙头窟、山内河附近遭到山内常备队和各村抗日联防队的阻击,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至上午9时左右,马康胜、叶爱带领联防中队驻界炮小队赶来增援,从侧面打击敌人。敌人在游击队的左右夹攻下,不支而退。这次战斗中,界炮小队副队长叶爱(共产党员)英勇牺牲。另有几名队员负伤。战后,遂溪党组织在界炮圩主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发动界炮乡附近的10多个乡、保长抬柩送灵,并组织数千群众参加公祭。这次追悼会,场面盛大,气氛悲壮,参加公祭的群众义愤填膺,愤怒地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更加坚定抗日的决心和信心。1944年2月1日,西区党组织为了消灭陈惠珍任团长的伪军自警团,于当晚将山家、老马、赤坎仔、竹子山、金围、斗仑等村和杨柑、豆坡一带的游击队集结于后田村,准备奔袭驻杨柑东边田村的自警团。行动前,张世聪作战斗动员和进行统一编队,宣布界炮片游击队120多人为一个中队,由马成彬任中队长;杨柑片游击队80多人为一个中队,由肖光章任中队长;整个战斗由黄其炜负责全面指挥。次日晨,游击队对驻东边田村之敌发动突袭,活捉了陈惠珍和陈永汉等10余名伪军,缴获长短枪10多枝。接着,游击队根据陈惠珍的口供派出两个小队共50多人,由张世聪、黄其炜带领,于当天下午开往白水塘寻找武器,途中与日军遭遇而发生激战。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牺牲黄其炜等14人,张世聪等人负伤。白水塘之战后,游击队押着“黑肉鸡”等伪军,转移到老马村,召开群众大会公审“黑肉鸡”,然后将她处决。同时,党组织为了做好善后工作,进一步激励群众抗日,一方面布置党员分头安慰烈士的家属,派人到白水塘战场运回烈士的尸体;一方面与中区和廉江等地的党组织联系,准备组织慰问团;还一方面召集附近各村父老,商量举行追悼会事宜。在举行追悼会那天,城月、洋青和廉江县等地的慰问团前来参加,会后逐村逐户慰问烈士家属。烈属们万分感动,广大群众亦深受激励,都表示要继承烈士遗志,抗战到底!此后,群众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再次掀起了筹枪热潮,进一步发展武装力量,为下一步的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何珍、林德、李方远等还带领豆山乡自卫队几次袭扰驻豆坡圩的伪军,并杀掉10名汉奸和反动顽固分子。
 
党组织在西南部地区的抗日斗争也很活跃。1943年11月,党组织通过中共埠头村支部书记陈巨源,对在国民党海(康)遂(溪)边抗日联防大队第三中队任中队长的胞兄陈其谋开展工作,在征得陈其谋同意后,从中区、西区和东区抽调郑世英、张鸿谋、陈希古、马观福等10余名共产党员连人带枪加入该中队,郑、张、陈三人还分别担任了小队长。为了改造影响这支抗日抗日联防大队武装,中共党组织为了掌握该大队的人员和武器,设法做好该大队长陈展的工作,在大队内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政工队,政工队长金耀烈,副队长杨美经,政治指导员周斌,军事组长郑世英、陈巨源,宣传组长陈理祥、黄色伍。 不久,党组织再从西区调来陈质、陈界等10多名党员及积极分子组成第七中队。后来,海遂边联防大队发展到9个中队和一个政工队,共200余人,驻扎在纪家曲港圩。1944年2月,该联防大队转移到徐闻县迈陈圩,拟与徐闻县长陈桐联合抗日。因陈桐提出要把联防大队拉到青桐编入他的部队,政工队编入徐闻县宣传队,周斌、金耀烈等认为陈桐不怀好意,于是决定将队伍就地疏散,把枪枝埋藏起来。至此,党组织意图改造和掌握该大队的计划没有最终取得成功。1944年3月,中共党员陈希哲、陈进宜等将原在陈其谋中队的一些战士和各村的进步青年共20多人集中起来,从徐闻嘉山岭运回部分武器,拉起了一支队伍,陈希哲任队长,后曾利用关系加入挂国民党旗号的林春辉中队。陈希哲在该中队里任副中队长,陈进宜任事务长。后来,陈希哲率原有队员驻扎江洪港中炮楼,遭日伪和平队纪家符亚兴中队围攻,队伍被打散。同年4月,中共党组织派黄培桂在纪家一带发动群众,利用宗族关系筹集枪枝,并以国民党遂溪县政府名义,在后坑圩成立一支40多人的抗日中队,中队长黄培桂,副中队长廖思仁,该中队建立后,在后坑圩一开展带活动。8月,朱日成、黄廷瑶根据西南地区党组织指示,在田西、库湾和港门一带村庄发动群众,组建了一支抗日游击中队,共50多人枪,中队长黄廷瑶,指导员朱日成。该中队曾在下黎圩仔打击由北坡圩前来扫荡的日伪军10余人,群众大受鼓舞,队伍很快便发展到70多人。陈熙哲在江洪港成立一个40多人的武装中队,陈熙哲任中队长。在此期间,由党组织安排打进海康莫荣光伪军和平队任副大队长的唐协森,带领30余人的队伍到达港门,与纪家中队和港门中队一起活动。
 
共产党领导的遂溪西南部地区人民抗日武装的相继建立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恐慌。1944年8月27日上午,国民党雷州独立挺进支队戴冠廷部50多人,配轻机枪2挺,对驻港门圩的港门中队留守部队(10多人枪)发动袭击。是日,戴部乘船由北地村上岸,先派出便衣队混在趁圩群众中潜入圩内,其后续部队到港门圩北时,把两名哨兵打死,潜于圩内的便衣队也同时杀了两名收税员。枪声一响,武祖桂、周才当即指挥留守战士关上碉楼大门,并马上登楼鸣枪示警。接着,圩南枪声大作,戴部用机枪向南逃的趁圩群众扫射,一群众被打死。戴部旋即集中火力围攻据守在国民党乡公所碉楼的抗日武装。留守战士据楼还击,居高临下地打击顽军。战至中午,戴部无法攻克据点,便派吴家村一个吸鸦片的地痞和两名士兵用湿棉胎和木台掩护,窜至楼下挖洞,企图将楼炸毁。在此危急之际,一名留守战士把一颗手榴弹掷过去,结果将正在挖炮楼的地痞炸死,两名敌兵被炸伤。戴部再也不敢挖楼,但仍继续围攻,至下午4时才退回吴家村。当晚,留守部队撤出港门圩,转移到枫树塘村。次日,唐协森部与纪家、港门中队在枫树塘村会合。唐协森合编纪家、港门一带部分武装为一个中队,唐协森为中队长,黄炳任副中队长。后来,该中队在乐民与遂溪人民抗日联防大队会合整编。
 
第四节 独立自主抗日武装和敌后根据地的建立
一、卜巢山抗日中队
卜巢山抗日中队,是在日军的铁蹄踏进雷州大地,雷州人民面临亡国亡家的危急关头,由中共遂溪党组织建立的第一支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力量。
 
1943年3月,中共雷州特派员陈恩、中共遂溪特派员支仁山决定,集中遂南一带的武装骨干,在遂南的卜巢山区建立一支由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的,能打、能走、机动灵活的武装队伍。接着,遂南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庄梅寿到沈塘,找到莫志中和黄其炜,传达上级党组织关于组建卜巢山中队的指示,任命黄其炜为卜巢山中队队长,陈同德为中队指导员,陈希哲为中队副,洪荣和莫志中负责军需,林和庚、周德安、王乔英负责外围工作,陈耀、陈海、周超群、周立人等人负责组织联防队进行配合。整个中队的组建工作由支仁山全面负责。分工明确后,庄梅寿等立即分头工作。为了搞好中队的物资供应,筹备更多的枪枝和经费,庄梅寿派莫志中以乡长的身份与黄其炜一起到化县,拟找逃到那里去的国民党遂溪县长王辉要“手令”,并找国民党雷州挺进支队长戴朝恩要委任状,以便于争取经费和利用“合法”旗号发展党的武装力量。但是,戴朝恩十分狡猾,发给委任状之后,提出把部队拉去化县参加他们的队伍才发给军饷。支仁山看穿了戴朝恩的阴谋,坚决拒绝了他。随后,莫志中、黄其炜、陈同德、曾锡驹、洪荣、陈希哲等分别到中区、南区和东海岛等地通知队员到卜巢山集结,并着手布置外围组织搞好交通和统战工作;平余、平衡、茂莲、揖花等村庄的党组织则将所掌握的武器弹药全部搬上卜巢山上。
 
约半个月后,陈同德、黄其炜主持召开卜巢山抗日中队的成立大会。4月中旬,支仁山前来卜巢山给中队指战员作动员报告。从此,卜巢山中队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活跃在遂南一带,给日伪势力以狠狠打击。
 
1943年5月中旬,卜巢山中队伏击了汉奸陈文斯。陈文斯原是城月一带臭名昭著的无赖,日军占领雷州半岛后,他被日军封为城月圩维持会长。陈文斯上台后,狐假虎威,无恶不作。群众对他恨之入骨,特编了一首唾骂他的雷歌:“陈文斯,陈文斯,卖国求荣真可耻,皇天若是开了眼,公打雷劈这死尸。”为了除掉陈文斯,卜巢山中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掌握了陈文斯每逢二、五、八圩日必带若干赌徒去太平乡买“花会”(也叫“吊花会”)的习惯,于是派出陈希哲、唐林、黄英、黄其富等六名队员,采取化装伏击的办法,伺机杀掉了陈文斯。同年五六月间,卜巢山中队两次袭击调丰日伪维持会,杀掉该维持会会长,缴获步枪10多枝、手枪1枝;6月中旬,先后在坡湖、土扎、太平、造甲、通明等地收缴日伪维持会长和地主枪枝;9月,攻打官田日伪维持会据点,杀掉该维持会会长,缴获步枪10多枝。1944年初,卜巢山中队派出20多人,乘洋青乡伪乡长在其连村祠堂抽大烟之机,将他抓出村外正法。
处决了陈文斯和洋青乡伪乡长以及一批日伪维持会长之后,群众拍手称快,大、小汉奸都胆战心惊,在一段时间内没人敢轻易出任维持会长,被迫出任的必须先征得卜巢山中队同意,并与卜巢山中队订立有关协议。
 
卜巢山中队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驻城月一带的日、伪军为了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这一支武装队伍,纠集伪军和平队、保安队等反动武装数百人,对卜巢山和卜巢村进行疯狂围剿。1943年秋的一天,400余日、伪军由城月出动扫荡卜巢山,因找不到游击队,又因卜巢山地形复杂,不敢贸然进山“清剿”,便转而扫荡卜巢村。该村群众发现敌情后,即慌忙向村外逃走。66岁的老农民林宜春因赶着一条耕牛,走得慢了一点,被日军打死在家门外。日军进村后,逐户搜劫财物,纵火烧屋,在村内拉满大小便,连村中唯一的一口水井也被填下头发、垃圾和粪便等物。据不完全统计,全村当时被烧掉250多间房屋,烧死耕牛3条、猪5头,被烧掉和抢走的物资不计其数,没被烧毁的房屋均被捣毁屋顶。卜巢全村560多人,遭此劫难后,大多数人没有房屋住,只得挤在村中的祠堂里。后来,日、伪军又频频扫荡卜巢村,害得全村群众有家不能归,有田不能耕,只得躲到附近的山林里去。
 
面对敌人的扫荡,卜巢山中队利用卜巢山的有利地形与之周旋。卜巢山方圆10多华里,位于遂溪、海康与广州湾的交界处,山南是城月河,与通明港相连,河的下游宽阔,没有船、艇很难通过;山北是连绵的山丘,树木茂密,杂草高过人,且径回路转,不是本地人根本就找不到路进山。同时,卜巢村及其附近的平余、平衡、茂莲、后溪、吴村、南夏等村庄的党组织和群众,为部队站岗、放哨、送情报和粮食物资,为卜巢山中队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卜巢山中队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一有时间就帮助群众耕种和发展生产,同当地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由于有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因此,卜巢山中队在敌人的多次围剿下都取得了胜利。
 
有一次,卜巢山中队主力外出执行任务,敌人从广州湾、麻章、城月纠集700多名日、伪军前来袭击。留守队员随即掩护群众撤上山掩蔽起来。敌人几次试图拨开一条路进山,但都没有得逞,因为敌人在明处,游击队在暗处,当敌人靠近时,游击队的大吉喷(粉枪)等武器就立即开火,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
 
敌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妄图用长期围困的办法把卜巢山中队和群众困死在山上。可是,卜巢山中队已预料到敌人会来这一手,早已把群众捐来的粮食和公偿做清明用的稻谷集中藏在山里,还安装了石磨,挖了一口水井等。无论敌人日夜在山外如何大喊大叫,卜巢山中队始终隐蔽在山中,以逸待劳地伺机打击敌人。敌人的长期围困阴谋破灭后,便老羞成怒地对卜巢山附近的村庄进行疯狂扫荡,见人就抓,稍有嫌疑就杀,林宜轩、林宜春被当活靶射击,卜巢村的茅屋被全部烧光,村内稍坚固的民房均被改作碉堡。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少群众的牺牲,陈恩、支仁山于1943年10月初来到卜巢山,指示卜巢山中队分两路转出山外活动:主力由黄其炜、陈希哲带领转移到洋青东南一带,另一小部分队员由陈同德和莫志中带领转到文里一带。其后,队员们的生活更加艰苦,活动经费主要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靠动员爱国绅士资助以及没收敌伪、汉奸的财产作补充,中队长黄其炜回家,多次说服母亲,瞒着父亲从家中拿钱拿粮来维持部队。但是,由于中队经常打仗,弹药消耗很大,上述经费远远不够开支,队员们常常连蕃薯饭、咸萝卜干也吃不到。由于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再加上水土不服,几乎每个队员都生过病,尤以患疟疾较多。那时中队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物,全靠群众上山挖草药为队员们治疗,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直至伤病员恢复健康。广大群众对卜巢山中队的支持,使队员们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1944年初,卜巢山中队挥戈西下,与老马一带的抗日武装会合,一举拔除了杨柑东边田村伪军据点,生擒伪军自警团团长“黑肉鸡”。2月2日,在进军白水塘途中遭日军伏击,中队长黄其炜等14人壮烈牺牲(其中有3人被俘后英勇牺牲)。后来,卜巢山中队参加了党组织领导的遂溪老马抗日武装起义,编入雷州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肩负起更加艰巨的战斗任务。
二、老马起义
1944年春,中共南路特委书记周楠由遂溪起程,赴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和请示工作。董必武、王若飞、林伯渠、张明等人听了周楠的汇报后,指示南路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尤其要开展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王若飞强调指出:与当地国民党区乡政权建立联防队,这种联合抗日的武装斗争有时是起到作用的,但单靠这种形式是不够的,而且有被他们吃掉的危险。因此,必须搞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遂溪老马村有几十个党员,有马如杰等坚强骨干,为什么不搞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呢?我们党有了自己的武装,一可以自卫,二可以自主地打击敌人,群众才拥护我们,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根据地。
 
1944年7月,南路特委书记周楠从重庆回到广州湾,随即召集特委成员和有关干部传达南方局的指示,并决定以老马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武装队伍。接着,周楠来到老马村,召集支仁山、唐才猷、马如杰、陈兆荣等人开会,传达南方局董必武、王若飞等领导的指示和南路特委的决定,指出:“我们应立即砸掉国民党的招牌,摆脱他们的指挥,迅速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队伍,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同时,周楠还向大家总结了前段抗战工作的经验教训,指出当前南路工作的方针和雷州半岛敌后斗争的紧急任务,强调必须迅速建立独立自主的武装队伍,在遂溪西北地区首先搞起一个大队。最后,周楠还对举行起义和建立大队等有关工作作了指示。会后,支仁山、唐才猷即领导开展各项准备工作:一是加紧筹集枪枝弹药,扩充各游击小组、自卫队、联防队的武器装备;二是派骨干人员到界炮、山家、豆坡等联防队去控制武装,待机率队参加武装起义;三是加紧筹集粮款和其他各种军用物资。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准备工作,起义的条件已臻成熟。1944年8月9日凌晨,游击队首先把界炮联防队中杨起德的手下全部缴械,然后拉到老马村。与此同时,山家、豆坡的联防队也采取以上做法,把队伍拉到老马村。天亮后,信和乡常备队和深坭塘自卫队的部分队员以及老马、山家、后田、乾留尾、龙湾仔、斗仑、金围、山里等村的游击小组,都全副武装地集中老马村,进行武装编队。其中:老马、竹仔山、金围、斗仑等村的游击小组和原界炮联防队编为第一中队;山家、豆坡、后田、龙湾仔等村的游击小组和原山家、豆坡乡的联防队编为第二中队;山内村游击小组和深坭塘一带的部分常备队、自卫队人员编为第三中队。三个中队合编为一个大队,共200多人。
 
上午10时左右,武装起义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开始,支仁山代表中共南路特委宣布遂溪人民抗日联防大队正式成立,并宣读了委任令:马如杰任大队长(该大队撤离老马后由唐才猷任大队长),陈兆荣为大队政治委员,林杰为大队参谋,陈开濂为联防区主任。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洪荣,指导员陈慎辉;第二中队长郑世英,指导员李绍香;第三中队长李鸿基,指导员李晓农。接着,支仁山在大会上向大家分析了雷州地区的敌我形势,并以深坭塘人民英勇抗击日、伪军的生动事例,鼓舞人们的斗志,激励指战员们坚定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同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面目,指出只有组织起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武装队伍,依靠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的支持,才能战胜敌人,保卫家乡,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接着,大队政委陈兆荣宣布了大队的性质、任务和纪律。
 
这次武装起义,是遂溪人民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雷州半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转上了新的阶段,大大地振奋了雷州半岛以至南路地区人民的斗志,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可是,当地的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却大受震惊,迫不及待要把这支新生力量扼杀于摇篮之中。1944年8月13日晨,国民党遂溪县长黄兆昌率县属反动武装并纠集界炮乡杨起德、秦荣升的反动乡队共400多人,直扑老马村而来。其时,起义大队在支仁山、唐才猷的指挥下,以中队为单位,分散驻在老马村外围,只留少数部队驻守老马村及龙湾仔、后田村一带,早已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当顽军向老马村进攻时,起义大队便在江头村附近予以狙击,打退了顽军的多次进攻。8月18日,戴朝恩率国民党雷州独立挺进支队并联合黄兆昌部共700余人,分南、北两路再次围剿老马一带。在顽军兵力3倍于起义军的情况下,起义大队沉着应战,由第一中队狙击界炮方面的黄兆昌部,第二中队狙击来自豆坡方面的顽军,第三中队则跨过涧水河,折向牛牯围,直插南面之顽军后方,在第三中队的包抄袭击下,顽军措手不及,慌忙溃退。从北路进犯的顽军由于失去照应而同样败北。9月7日,黄兆昌、戴朝恩又纠集县属反动武装和雷州独立挺进支队共1000多人马前来围剿;与此同时,驻下担的杨起德部亦倾巢出动配合。顽军从东、南、北三面进攻老马一带,妄图逼起义军向西撤退,进而聚歼于北部湾海上。然而,当顽军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向老马一带进犯时,起义军只留下一个中队,在各村队的配合下,利用夜色与其周旋,其余两个中队则突出包围圈去,分头袭击杨起德的老巢下担和黄兆昌的大本营界炮圩。顽军见起义军分南、北两路捣其老巢,便急忙连夜撤兵回营,退守据点。顽军的第三次围剿,结果又以失败而告终。
 
在粉碎顽军的三次围剿之后,支仁山、唐才猷、唐多慧根据南路特委的指示,指出目前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起义部队不能久留老马一带,应立即打出外围去,以保存力量,扩大队伍。因此,起义部队在做好老马一带群众的思想工作,安排好群众暂时外撤和稳定干部战士的情绪之后,于8月22日撤离老马,转移到杨柑一带活动。队伍到达杨柑后,在龙湾仔附近又同前来进犯的杨起德部战斗过几次。数天后,起义军往东南方向经乌塘转移到螺岗岭,在泥地一带活动。
 
起义军离开老马一带之后,黄兆昌、杨起德等反动武装便窜到老马一带大肆洗劫,将老马村的民房几乎烧光。其后几天,日、伪军也前来进犯,对金围、斗仑、老马等村庄进行残酷扫荡,抢去耕牛80多头,猪、鸡、鸭等物资不计其数,并杀害一些群众。
 
9月中旬,起义军相继转移到中伙、城里、调村一带活动,继而转入卜巢山。在这一段转移活动中,一路上遇上连绵秋雨,加上路途泥泞崎岖,行军十分艰难,尤其在夜间,行军更是艰苦不堪。当时,部队没有一件蓑衣、雨伞,就连竹笠也很少,每次夜行军,战士们都被弄得全身泥水。然而,这支队伍有较好的政治素质,大多数战士是原来秘密游击小组的成员,全队三分之一的指战员是共产党员,所以,尽管一个多月来吃不饱,睡不好,天天转移,夜夜行军,多数是露宿僻野,或住在群众的厨房、牛棚里,但他们也毫无怨言,没有一个队员离队开小差。这支队伍确是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钢铁队伍。
 
在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生活里,指战员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上下团结一致,严守纪律,服从命令,爱护群众。每到一个地方,战士们都是自觉地接近群众,积极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搞生产,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政策,因而深受群众的爱戴和支持。部队每离开一条村庄,群众总是依依不舍,热情欢送,有的群众还主动给部队作向导,探送情报,或送粮送菜,有的甚至把自己的儿子、丈夫、兄弟送来参加队伍。因此,起义军每到一村一寨,都增加一些新的战斗员,队伍得到不断发展壮大。
 
起义部队到达卜巢山后,扎下营寨,休整训练10天左右。山南麓的卜巢村有200户人家,村中有党组织,群众仇恨日伪,痛恨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群众基础较好。起义军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山上休整部队,进行政治形势教育,训练军事,学习文化,有时还开班、排会议,进行谈心,谈感想;或以中队为单位,提高部队的战斗实践,以增强战士的信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此期间,支仁山、唐才猷、唐多慧等到平衡村,同当时在家养病的黄其江一起讨论如何在遂溪南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黄其江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遂溪南区还不适宜建立革命根据地,因为当时的遂溪南区四面都有敌人据点,如东面的太平圩、南面的沈塘圩、北面的城月圩、西面的客路圩都驻有敌军,所以在遂溪建立革命根据地不宜选择南区,而应选择西南区。支仁山、唐才猷等同意了黄其江的意见。
 
休整后,部队向南转移到平衡村。此时,中共雷州特派员陈恩前来指导工作。随后,部队一面派人往西南地区与该地区区负责人金耀烈、周斌联系,准备进军乐民一带;一面加紧筹集粮食弹药,做好进军西南区的准备。不久,部队顺利地进入了西南区。然而,要在西南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解决好海山村的统战问题。海山村是国民党官僚黄河沣的老家,全村有3000多人。该村地下党员黄妃来向黄其江、支仁山等人汇报情况,说黄河沣不在家,其胞弟黄河澧和以经商为业的黄汝清两人是村中的头头,要打开海山村的局面,必须做好这两个人的工作。鉴于这种情况,部队到达海山村一带后,随即对黄汝清、黄河澧开展统战工作,同时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消除群众的各种疑虑,并把村中的贫雇农40多人组织了起来。10月1日,部队开抵乐民、吾良村。这时,陈恩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了几项工作:一是发动当地群众带枪参军,进一步扩大队伍;二是惩办一些反动恶霸地主;三是整编部队;四是部署部队今后的行动计划。这里原是伪军占领区,群众对敌伪极为愤恨,群众基础较好,民枪也较多,尤其是吾良、海山等村。在部队的积极宣传发动下,青年群众纷纷携械前来参军,队伍迅速扩大到300多人。此时,陈恩代表南路特委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宣布成立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由支仁山任大队长,唐多慧任政委,参谋林杰,副参谋廖培南,军需陈开濂。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政工队,第一中队长李鸿基,指导员李晓农;第二中队长王建涵,指导员庄梅寿;第三中队长李绍香,指导员肖汉辉;政工队长陈兆荣,全大队200多人。正当乐民、河头一带群众涌跃参加抗日部队,抗日斗争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起义部队在开展统战工作方面执行了过“左”的政策,对当地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当时,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根据雷州地区党组织负责人的指示,把海山村的黄汝清抓了起来,要海山村用钱和枪枝来换人。海山村按要求交出了几千元和几枝枪之后,黄汝清却没有得到释放,而是被秘密杀了。此事当即引起海山全村群众的不满,黄河澧随即乘机组织反动武装,与共产党和革命武装对抗。正在此时,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发来紧急指示,命令支仁山、唐多慧率主力第一大队往徐闻建立革命根据地,整编后余下的40多人由黄其江、唐才猷率领继续在西南地区一带活动。
 
几天后,黄其江、唐才猷率领的40多人在吾良遭到黄兆昌率领的国民党遂溪县大队的袭击。由于敌强我弱,黄、唐只好率部撤回南区,伺机袭击了前来平衡村扫荡的100多名伪军。伪军被击溃后,平衡村1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携带10多枝枪参加了抗日部队。11月,黄、唐率部转到遂溪西北地区。
 
三、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和根据地的开拓
在遂溪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开创了雷州半岛敌后武装斗争新局面之后,中共南路特委于1945年1月上中旬间又发动和领导了廉(江)、化(县)、吴(川)、梅(菉)边抗日武装起义,并与国民党爱国将领张炎率领的起义部队协同作战。至此,高雷以至南路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进一步发展。其时,南路各县的抗日主力部队统一编为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辖两个支队,其中第一支队基本上由遂溪的抗日主力部队组成。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南路特委指示黄其江设法在遂溪尽快建立一块抗日根据地。根据南路特委的指示,黄其江对遂溪各方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敌人在遂溪西北地区的统治比较薄弱,而这里幅员广阔,人民穷苦,有较好的革命群众基础,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仅可以为抗日武装部队提供回旋余地和休整环境,而且可以支援附近地区的抗日斗争。因此,黄其江于1945年2月春节前后来到山家村,同西区区委书记陈章(玉章)研究成立西北区民主政府有关事宜,接着又召集全德珠、陈理祥、郑南(锡康)等人开会,部署筹建区政府的准备工作,明确各人的任务。
1945年2月下旬,遂溪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在山家新村祠堂门前举行。与会代表有各区党组织负责人和各联防区的领导及驻附近的部队,附近群众也纷纷前来观礼。大会主持人周斌宣布了区政府各任职人员的名单,宣传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意义,颁布了区政府的任务及施政纲领。接着,部队代表郭达辉报告张炎部队攻克国民党吴川县政府所在地塘  ,以及第二支队捕杀反动县长邓侠的情况。
 
区政府成立时,宣布正、副区长各一人,区长全德珠,副区长郑南(锡康)。下设文书、总务、财务三个部门,文书马朝伟,总务梁乔栋,财务肖光章。此外,还配备脱产交通员、保卫员、勤务员若干名。政府机关初设在山家新村祠堂,后迁至山家老村祠堂。
 
区政府下辖四个联防区办事处(相当于乡公所),配有正、副主任和文书。第一联防区办事处主任叶大茂,副主任邓成景;第二联防区办事处主任李毓淮,副主任肖光章;第三联防区办事处主任李琼伦,副主任李正纯,文书全子瑛;第四联防区办事处主任潘立中,副主任莫兴祥。
 
区政府成立之后,由于干部力量不足,故党、政、群组织的划分未明确。区政府和联防区办事处都没有正式的党组织机构,各个党员和干部都是在西北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按党的方针政策,在公开岗位上开展党的工作。如全德珠主管政权工作,而又侧重于第二、三联防区;郑南主管武装工作,而又侧重于第一、四联防区;肖光章、马朝伟等除了专管政府业务部门的工作外,还要照顾其原来所负责联防区的党组织工作。各联防区办事处的工作,着重于贯彻执行区政府所布置的各项任务。政府机关内设立一个中共临时支部,支书马朝伟,支部成员要过组织生活,并且每人都有发展党员的任务。至于青、妇界方面,尚未有建立自己的组织。
 
地方党组织的工作,着重于扩大基层组织(支部、小组),发展党员,广泛联系群众,发动、教育群众执行区政府的政策,巩固政权,保卫根据地,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党组织采取分片领导和秘密活动的形式,各片的领导由区党组织指定若干干部负责(公开上是地方工作者)。当时,第一、四联防区片由陈理祥等人负责,第二、三联防区片由梁乔栋、马朝伟负责。
 
区政府成立之后,树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行使人民政权的权力,同时组织了村自卫队,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实行村乡联防,反击敌人的扫荡,维持地方治安,保证群众正常生产。这是区政府的主要任务,也是经常性的工作。
 
在组织村队发展武装方面,区政府根据各自然村的大小,组编小队或中队,平时学习军事知识,进行军事训练,参加村内各项自卫活动。同时,各联防区均成立脱产常备中队,经常在本联防区内流动,开展群众工作,维持社会治安,进行防奸镇反活动和迎击进犯之敌,保护群众。常备中队组织较健全的是山家中队,中队长李毓保 ,指导员梁华栋。西海第四联防区成立常备大队,大队长陈理祥,政委全德珠;下辖三个中队,其中同文中队长邓成景,北潭坡中队长全康傅,金围中队长张立明。1945年4月,西北区党组织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全区的抗日武装,把区内各村队合编为一个抗日警备大队,由张鸿谋任大队长,李绍香任政委,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独立分队。
 
在联防自卫方面,区政府采取了如下做法:即每条村庄,日夜有村队站岗守卫;各条通道均有青少年和妇女轮流巡逻放哨,盘查陌生人,监视嫌疑分子。平时各村要互通情报,交换情况,一有敌情,即吹响螺角,鸣锣击鼓,通知村队迅速上阵迎敌。这种联防制度,是打击敌人的有效方法。
 
在锄奸镇反和加强治保工作方面,对敌占区里的汉奸分子及国民党反动乡、保长,采取武装镇压的措施,派遣突击队前往镇压。如1945年4月某日夜里,党组织派出一个小分队突入敌占区界炮镇附近的一个反动保长家里,把反动保长逮捕押返西北区民主政府,略审讯后即予处决。这件事对当地的反动派起到了震慑作用。
 
此外,区政府还在山家村设有拘留所,专门负责处理敌特分子。各地押送来的汉奸敌探,一律关进拘留所监禁,待审讯之后,若属部队范围的交由部队处理,属于地方政府方面的则由区民主政府处理。
 
西北区民主政府成立后,即着手抓好财经方面的工作。当时,区政府的财经来源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征收出境税。即在各主要路口、渡头设立税站,征收过往客商的货税,税率不定。这是主要的筹款方式。(2)发动群众和开明绅士募捐。(3)适当没收汉奸和其他反动头子的财物。(4)开设市场,征收摊位税。当时,区政府在山家新村东边的一片开阔地上开设了一个露天农贸市场,称为山家圩(或称河口圩),由马朝伟负责管理。圩内搭起数排茅棚,共有100多个摊位,可供出售粮食、副食品、布匹和日用品等。圩期是农历一、四、七,集市时间由早上八时到下午二时,赶集人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该圩场的建立,既可以增加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又能方便群众的生活。同时,还可以让来自各地的人员利用赶集的形式,顺利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当时,在群众中曾流传着一首赞颂圩场兴旺景况的雷州歌谣:“山家条圩无讨铺,暂搭茅寮影雾露,亦有野卖共野买,天光热闹到暗暮。”
 
区政府在接待部队和给部队补充装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地部队经常集中到西北区练兵、整训,近的来自遂溪、廉江、海康等县,远的来自博白、灵山等地;人数少则一个中队,多则一个支队;时间最短两周,有时则有一个多月。部队整编时,如果需要增加兵员,便从区内的常备队中抽调部分骨干补充进去,以加强部队的实力。
 
区政府在开展文教、宣传活动方面也比较活跃,一些村的学校开始筹建复办,招生上课。凡有条件的地方都办起了识字班,参加学习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读书风气很高,不逊于青抗时期的识字运动。此外,区政府和各办事处所派出的工作人员,还深入到家家户户,教唱抗战歌曲,讲革命故事。这时,村内、田间处处可以听到歌曲,景象宜人。
 
区政府还很注重开展统战工作,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依靠工农、团结中农、争取上层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级政权人员,有时也召集一些地方上层人士座谈,进行时事教育,晓以民族大义,启发他们要承担保家卫国的义务;同时,还有针对性地找个别有威信的开明人士谈话,向他们解释民主政府的各项政策,鼓励他们共同做好区内的各项建设工作,如募捐、办校等工作,就是通过他们的配合和支持而进行的。当时,山家村的几位上层分子对捐款和民兵巡逻放哨的活动曾不赞成,给群众的影响很不好。区政府针对这种情况,立即召集他们到区政府来开会,进行思想教育,收到很好的效果,终于使阻力变成了助力。
 
在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不久,遂溪党组织又以信和乡联防区为基础,派陈拨(陈樊)主持筹建遂北抗日联防区。1945年春节后,陈拨在梁村仔主持召开遂北抗日联防区的成立大会,宣布由梁立(梁怀明)任联防区委员会主任,陈华荣为副主任。陈拨代表党组织统一领导联防区的各项工作。联防区内组建了一支武装常备队和一个工作队,由梁廷有任常备队队长,杨恒万任工作队队长(一个月后由叶锦接任)。此外,还设立交通情报站、修械所、看守所等机构。这是继西北区之后又一个由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并且规模较大的抗日根据地。它东至遂溪城,西至泮塘,南至城里,北至廉(江)东南,总人口约4万。至此,遂西北和遂北两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并与随后建立的廉江新塘、大塘联防区相连,形成了南路地区规模最大并且基础最好的遂(溪)廉(江)边抗日根据地。除此之外,遂溪党组织还在各区建立了一批小规模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相互联系和策应,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大力发展抗日武装队伍 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
(一)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和继续开辟新区
1、大力发展抗日武装
在以老马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之后,遂溪县各地闻风响应,相继以游击小组为基础,集结小股武装,成立武装中队或大队,抗日武装力量迅猛发展,并与日、伪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1944年9月,西北区党组织负责人陈章在山内下村集结武装,成立了一支抗日独立中队,中队长张鸿谋,副中队长李康绪,指导员李琼伦(后改任小队长),事务长李恒生(后任指导员)。同月,肖光章等集结后田、龙湾仔村一带的游击小组,成立一个中队,中队长陈永哉,指导员肖光章,教官郑世英。10月,何珍在杨柑、豆坡、山家一带组织一个中队,中队长李亚秋,指导员何珍,事务长李毓淮(该中队后编入洪荣大队)。12月,何珍又在豆坡一带组织了20多人的武装,后与陈永哉中队合并,共约60人枪。同年9月间,西北区党组织与驻荔枝山村的洪荣中队密切配合,夜袭驻湛川宗祠敌据点,全俘伪军大队长林邦瑶以下官兵20多人,缴获长短枪20多枝及弹药物资一批。同月,张鸿谋中队开赴中区螺岗岭一带缉私,缉获关金币400多万元、大烟土20多两,后又在西北区沿海截获一艘走私商船,缴获关金币300多万元、大烟土40多两。这些财物,全部用作起义主力部队的活动经费。11月,张鸿谋独立中队和陈希古中队合编后开赴遂(溪)廉(江)公路,伺机伏击过往之敌,并惩办了洋青伪乡长宋成儒。次年2月中旬,90多名伪军分别从安铺镇和界炮圩出动,分路扫荡西北区沿海的斗仑、同文一带村庄。当敌人窜进联防区后,顿时螺角齐鸣,陈章和陈永哉、何珍带领抗日中队与李超儒、袁荣英、周锡典等带领同文、老马、斗仑等村的联防中队,利用有利地形抗击敌人,激战竞日,终于击退了敌人。是役,毙伤敌人7名,俘敌七八名。在此期间,抗日联防武装还先后围攻了曲水泊、山口塘、沙古塘一带的卜建中、何寿章等反动武装,缴获长短枪10枝。后来,卜、何等反动分子逃走他乡。
 
在此其间,遂溪各区的抗日武装进一步发展。1944年九十月间,东区成立一个中队,70多人,中队长梁甫;中区成立一个中队,100多人,中队长兼指导员陈希古,副中队长陈益光,副指导员陈洪宜;西北区成立一个沿海区队,队长全康傅,指导员陈理祥;蔡乃吉在南区成立一个中队,50多人,中队长蔡乃吉,指导员唐荣益;周德安在南区南夏村成立一个中队,50多人,中队长兼指导员周德安;黄昌侯等在南区集中平衡、吴村、卜格等村的游击小组成立一个中队,40多人,中队长黄昌侯,指导员沈潜。
 
1944年11月,中共雷州特派员陈恩将在遂溪西区、中区和南区组建的几个中队集中到西北区金围村,成立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洪荣,政委王平,副大队长郑世英。全大队约200人,编为三个中队和一个政工队:第一中队黄昌候,指导员李树德,副中队长马成斌;第二中队长李炳发,指导员陈希古,副中队长陈益光;第三中队长李康绪,指导员沈潜,副中队长梁汝钦;政工队长廖华。该大队成立后,由陈恩率领到廉江青平、金屋地一带活动,在金屋地同敌人打了一场仗,后又在廉江龙湾一带转战一段时间,配合廉江党组织开展当地的武装斗争。1945年1月初,第二大队在廉江新屋村与莫兴率领的廉江抗日中队会合后移驻金屋地。1月9日,国民党雷州独立挺进支队副司令梁传楷率所部200多人从安铺进犯金屋地。第二大队奋起迎击,打退了顽军的多次冲锋,毙伤顽军20多人,游击队也伤亡10余人。1944年11月,唐才猷、黄其江率领吾良整编后余下的武装人员到达杨柑,与东区抗日武装合编为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全大队200多人,大队长黄炳。随后,南路各县的抗日主力部队统一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周楠任司令兼政委,温焯华任政治部主任,李筱峰任参谋长。下辖两个支队,其中遂溪主力部队被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唐才猷,政委陈恩,政治处主任黄其江。第一支队800人左右,编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支仁山,政委唐多慧;第二大队长洪荣,政委沈潜,副大队长郑贤儒;第三大队长郑世英,政委王平。至此,遂溪党组织组建起来的抗日主力部队,被纳入了中共南路特委领导的南路抗日主力部队的战斗序列。
 
2、主力南北挺进
遂溪抗日起义部队于吾良整编后,根据南路特委的指示,主力南下海(康)徐(闻),编余人员再与各区骨干队伍组编成新的主力,向北推进廉江等地,实行南北挺进,从而扩大抗日武装起义的影响,推动周边地区的抗日斗争,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1944年11月,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开进海康后,在唐家吴宅村附近被邓汝模反动地主武装跟踪。第一大队发现后突然杀了个“回马枪”,消灭邓部40多人,缴获枪枝数十,改善了部队的装备。部队在海康活动时,海康廖培南、王建涵带领的队伍共110多人随队一起活动,不久编入第一大队。冬至当日,第一大队乘节日之机袭击了挺进队的周克梅大队,缴获步枪60多枝。几天后,一股伪军到塘仔村扫荡。该村是海康的老村庄,有10多人参加革命队伍,他们迫切要求去打伪军。支仁山等认为刚刚与顽军作战,部队尚未得到应有的休整,疲劳作战会对第一大队不利。但伪军是国敌,若不予打击,则会给第一大队造成不良的影响。于是,支仁山便决定去打击这股伪军。结果,第一大队一出击,伪军就逃跑了,是役,打伤了伪军队长的脚,游击队中队长王建涵也受了伤。经此两次战斗后,第一大队的声威大震。后来,第一大队开赴海康东区,驻东里圩的伪军蔡云从大队闻风四散,第一大队只捉到几名伪军,缴了几枝步枪。这几名俘虏在接受教育后,每人领了两块大洋回家过春节,并为游击队作了宣传。因此,很快又有一批伪军前来缴枪。由于这样,第一大队又陆续收缴了40多枝步枪,发出大洋90多元,还无条件释放了伪军大队长蔡云从等人。
 
1945年2月12日晚,第一大队从东里乘船入徐闻,因途中刮起大东风,航行困难,致使退潮前不能靠岸,10多条船搁浅在徐东与新寮岛之间。由于白天不方便行动,队伍在船里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后才向目的地行进。这时,又下起了毛毛细雨,路滑且陡,跌伤了不少人,10多公里的路程约花了15个钟头才走完。第一大队刚抵达目的地地塘村,顽军便尾随而至,第一大队英勇还击,打退了顽军。正月初八日,国民党徐闻县长陈桐纠集了唐启明、何麟书等三个大队及乡保队,突然包围驻边坡村的第一大队。在这严重时刻,大队领导由于存在力劝唐、何等投诚起义的幻想,加上第一大队缺乏游击战争经验,因而同顽军打了一天阵地战,造成了很大损失,共牺牲了20余人,并且弹药消耗净尽。这是老马武装起义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战斗结束后,第一大队退出徐闻县境。但此时南路特委却指示第一大队再入徐闻。大队领导根据徐闻县顽军势力强大,群众基础较差,兼之部队的武器装备缺乏,指战员战斗情绪不高等实际情况,请示特委取消了再入徐闻的计划。3月间,第一大队留下一批干部、战士在海康帮助当地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和发展武装,继而向遂溪西南区转移,在盐仓村后与海山反动联防队打了一仗,击毙反动大队长黄业兴,第一大队的邓学照等5人在战斗中牺牲。
 
在第一大队南下海(康)徐(闻)期间,随后组建的第二、三大队根据中共南路特委的指示,于1945年1月北上廉(江)化(县)边配合吴(川)化(县)抗日武装起义。两个大队在廉江龙湾与当地起义队伍会合后,接着又根据南路特委关于第二、第三大队开赴化北与第二支队会师的决定,随即向化北中垌推进,龙湾起义队伍则向廉(江)化(县)三合地区进发。第一、第二大队和第二支队主力同张炎率领的高雷人民抗日军在化北中垌会师后,一道协同作战,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武装的进攻,歼灭其一个连。2月5日,中共南路特委在廉(江)博(白)边境照镜岭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第一支队(由遂溪主力部队组成)的第二、三大队为主,并抽调第二支队第一、二大队的几个中队,组成一支800多人的主力部队,西进合浦白石水地区建立根据地,同时决定派唐才猷、黄其江回遂溪敌后重新组建部队。2月7日,西进主力部队从廉江青平金屋地村向合浦挺进,11日抵达白石水金街同合浦大队会师。为协同作战,成立前线指挥部,黄景文、张世聪担任正副指挥,并将合浦大队一个中队同第二支队第一大队二个中队合编为黄河大队,由黄飞为大队长,陈任华、陈明景为政委。15日,顽军保安第一团、合浦县第二自卫大队、合灵边乡保队共1000余人进攻金街。抗日游击队奋起还击后转移。17日,张世聪率黄河大队连克旧州、白石水乡公所,李筱峰、黄景文乘机率主力回击金街,迫使顽军退守张黄。18日,西进主力和灵山大队、小江中队等部协同作战,连续攻克龙门、中山、江宁等据点。战后,部队进行整训,小江中队扩编为小江大队,随主力向灵南推进。2月下旬,撤退桂西的国民党第一五五师三个团为消灭南路人民抗日武装,越过日军防区返回南路,其中第四六五团与合灵地方顽固派武装联合向抗日游击队发动全面围攻。3月24日,西进主力部队开到谷埠武利江西岸,准备就地稍事休整后于当晚渡河回白石水。为此,派出洪荣大队一个中队先行渡河到东岸的黄姜坪村担任警戒。当晚11时左右,顽军第四六五团一个营和保一团由东路压来,警戒部队被迫背水作战,渡江撤退时,大队长洪荣等27人不幸溺水牺牲。
 
1945年三四月间,第二、三大队在合浦受挫后也先后回师遂溪,并与先期回到西北区的第一大队在山家老村整编,支队番号和支队长唐才猷、政委陈恩、政治处主任黄其江不变,三个大队整编为四个中队,共300多人。其中:第一中队长金耀烈;第二中队长唐林,指导员沈杰;第三中队长李炳发,指导员梁甫;第四中队长朱日成。整编后,该支队曾由唐才猷率领围攻驻豆坡乡公所的雷州独立挺进支队第七大队某中队。因乡公所据点坚固,加上驻杨柑、下六圩顽军派出100多人的兵力前来增援,游击队主动撤回山家。
 
3、重建主力及其斗争的开展
遂溪县的抗日武装相继被编入南路地区的主力部队之后,党组织为了确保遂溪的机动作战兵力,以利于巩固遂溪敌后根据地和策应各地的抗日斗争,决定在遂溪南部地区集结抗日武装,重建遂溪县的抗日主力部队。
 
1945年2月,陈同德、莫志中根据唐才猷的指示,带领在西北区整编后余下的部分武装人员和20多名骨干回到遂南地区,随即与遂南地区的党组织联系,着手筹组主力大队的工作。2月27日,他们把活动于遂溪南区和西南区的几个抗日游击中队集中起来,在卜巢山宣布成立遂南抗日游击大队(简称“遂南大队”)。由莫志中任大队长,陈同德任政委(7月后陈兆荣)。全大队200多人,编为三个中队和一个便衣队;第一中队长黄雨田,指导员周德安,副中队长陈安天;第二中队长蔡乃吉,指导员陈元清,副中队长郑杰;第三中队长陈耀南,指导员王悦炎;便衣队长叶妃通。4月,唐协森从徐闻返回遂溪,担任遂南大队副大队长(两个月后调走)。
 
遂南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后,主要活动于遂溪南部地区。当时,雷州半岛的抗日斗争形势已大为好转,不少伪军深感日军的末日将到,亲日思想开始发生了动摇。在这大好形势下,遂南大队抓住有利时机,对驻在沈塘圩的伪军保安队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瓦解敌军工作。沈塘之敌在游击队的政治攻势下,不再肆意为非作歹,其中有10个伪军弃暗投明,携械起义过来。这10个伪军经教育后有5人愿意留下参加游击队,另5人留下枪枝和伪军服后被资遣回家。
 
1945年4月,遂南大队化装袭击了驻寇竹新圩的新编伪军保安大队。当时,驻守在圩西面义和祠内的保安大队共有100多人,大多数是新兵,战斗力较弱。遂南大队根据新圩之敌的驻防情况,决定采用化装奇袭的办法,把队伍分成三路活动:一路20多人由洪田带领,负责化装奇袭驻义和祠伪军大队;一路30多人由林杰率领到新圩附近的三角棚村隐蔽,负责警戒和狙击敌援兵;另一部分30多人化装成趁圩的农民,由周德安率领,负责监视法国公局的动静和配合突击队行动。指挥部设在坡湖村,由陈同德和林杰指挥。并配有部分机动兵力,以便随时奉命出击。当天适逢圩日,各路队伍按部署开始行动,相继混在趁圩的人群中进入圩场。下午,洪田率领化装队伍干掉敌哨后迅速冲进敌据点,一枪不发便将正在吃饭的敌人全部俘虏了,并缴获到长短枪数十枝和子弹一批。其后,遂南大队又先后三次化装奇袭了法国公局设在通明的分局,缴获到几枝枪,并活捉了分局长黄明胜。
 
1945年5月,遂南大队奉命配合主力部队攻打驻下担的杨起德部。因行动时间临时推迟,致使孤军深入敌控制地区的大队部和第三中队,在金屋村遭到顽军二三百人的围击。在分批突围中,陈同德等12人不幸被俘。他们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惨遭敌人杀害,其中陈同德被反动派剖腹取肝而壮烈牺牲。突围后的遂南大队各路人马撤到沙罗塘村后,于当天下午转移到邦塘与主力部队会合,接着进行整编,大部分人员被编入第一团。嗣后,莫志中等带领整编后留下的部分骨干20多人再回遂南地区,继续发展扩充力量,于7月间在仁里村重新组建了遂南大队,大队长莫志中,政委陈兆荣,副大队长蔡乃吉。全大队300人左右,编为4个中队和一个别动队:第一中队长薛三,指导员周德安;第二中队长陈意,指导员唐泰;第三中队长蔡乃吉(兼),指导员谭国强;第四中队长谢培树,指导员唐荣益;别动队长陈耀南。同月,新成立的遂南大队对驻卜巢村的伪军保安队100多人发动袭击,毙俘敌10多人,缴获10多枝枪,并处决了10余名汉奸分子。
 
(二)保卫根据地和迎接抗战最后胜利
遂溪县抗日武装在西北区老马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之后,日、伪、顽军对此甚为震惊,相继出动重兵扫荡西北区。对根据地人民进行严重的摧残。
1944年9月,国民党遂溪县长黄兆昌带领数百人的反动武装几次扫荡老马一带的革命村庄,老马村被洗劫一空,全村房屋几乎被烧光。其后,驻安铺日军和伪军罗忠武部约400人相继进犯西北区西部沿海村庄,烧毁金围、斗仑、北潭、老马、龙塘、同文等村的民房40余间,抢走耕牛80多头,劫去猪、鸡、狗、鸭和其他财物不计其数,还有一些群众惨遭杀害。在此期间,日、伪、顽军还接连扫荡了山内一带村庄,其中山内村遭受国民党雷州独立挺进支队扫荡,被捉去6人(后由杨芹香保释)之后,不久又遭到日、伪军的洗劫,被烧掉民房21间,禽畜衣物被抢劫净尽,敌人还丧尽天良地在村内、屋内和锅、碗、井内拉下粪便,撒满头发、垃圾等杂物。1945年1月11日,金围村两次遭到日伪军的扫荡,被敌人抢走60多头耕牛和烧毁部分房屋。同年春,梁仲文率顽军扫荡山家、中溪等村,抢劫三鸟、衣物一批,还杀害无辜农民李煜农,多次到农田里抢割庄稼。敌人在遂溪西北区所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
 
为了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西北区抗日根据地,西北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联防自卫工作,除了各村加紧修筑碉楼、土墙等防御工事外,还组织群众在山家与老马、竹仔山、车板塘之间挖一条濠沟,布下第一道防线,以便阻击进犯之敌。1945年三四月间,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支队政委唐才猷在西北区山家老村,对第一、二大队进行整编之后,曾开赴豆坡围攻驻乡公所内的顽军,从而震慑根据地周边的反动势力。
 
1945年5月,中共南路特委将南路各县的主力部队整编为五个团,被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的五个主力团,相继会集于遂(溪)廉(江)边抗日根据地休整。其中:由遂溪抗日武装组成的第一支队整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亦称“老一团”),团长黄景文,政委唐才猷,政治处主任李廉东。下辖三个营:第一营营长金耀烈,教导员王平(后廖华);第二营营长李鸿基,教导员沈潜;第三营营长王建涵,教导员庄梅寿。该团是南路特委直接掌握的主力团,全团约800人,任务是围绕打开南路抗日武装斗争新局面的总目标,在各地相机行动,由南路特委指挥各团配合作战。同时,遂南大队和遂溪各区、乡的抗日武装被整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团,团长兼政委支仁山,副团长郑世英,全团约300人,主要活动于雷州半岛。此外,廉江、化县、吴川的抗日主力部队被分别整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第四、第五团。这时,全南路的抗日主力部队共约3000人,其中由遂溪组建起来的主力部队达1300多人,另外遂溪还拥有不脱产的区、乡抗日武装1500多人。在整编训练南路主力部队期间,除第三团外的其余四个团全部集中在遂溪西北区东部的山家村一带,遂溪人民在为主力部队补充兵员和提供粮良、弹药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山家整编之后,第一团即挥师南下,会同遂南大队攻打驻下担杨起德部,后因情况变化而转攻北坡,未克,接着北上杨柑,部署围攻杨柑反动据点和阻击黄兆昌、戴朝恩各路顽军。当时,第一团派两个连分别在荔枝山和旧庙伏击戴朝恩挺进队,其余兵力全部集中到杨柑西面的蚊仔塘与月塘村之间的山坡上设伏,负责伏击黄兆昌部。当天上午,黄兆昌闻报杨柑据点被困,立即率部东上援救,上午9时许进入伏击圈,当即遭到游击队伏击,双方激战竟日,黄兆昌坐骑被打死,率部仓皇溃退。杨柑顽军中队待援无望,被迫缴械投降。在战斗中,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食物上战场,为子弟兵消饥解渴,表现出高度的拥军爱军精神。是役,共俘顽军官兵3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多枝;第一团指导员陈慎辉牺牲,4名战士负伤。
 
杨柑之战后,第一团转移到西北区的东部,驻防于山家、白露村、桔仔树一带。这时,戴朝恩、黄兆昌纠集700多人的反动武装自西向东卷土而来,企图追击第一团和扫荡西北区。为了粉碎顽军的追击和扫荡,有效地保卫西北区抗日根据地,中共雷州特派员陈恩召集支仁山、唐才猷等在山家开会,研究御敌方案。会议决定立即抓紧做好如下四项准备工作:一是于当天(6月3日)上午在山家东村晒场召开军民誓师大会,由唐才猷作战前动员,激励军民的斗志,会后举行饮血盟誓仪式;二是组织群众,加紧构筑工事,力争于几天内在山家东村的东面挖一条半环形战壕;三是组织约300名群众担负弹粮供给和抢救伤员任务,并准备好50副担架,具体工作由山家联防队负责;四是由唐才猷具体部署作战方案,决定以青水溪西岸为前沿阵地,坡禾地一带为第一防线,芒溪与上溪村一带为第二防线,山家水沟以西为核心阵地。各个阵地的兵力部署是:前沿阵地由第一团某排和山家联防队一个班负责,任务是伏击敌人;第一防线由第一团第一营第三连布防,任务是阻止敌人长驱直入山家;第二防线由广西博白的“白马”大队布防,任务是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以上三个阵地的武装在完成任务后要迅速撤回核心阵地,以便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第一团第二营由郑世英、李鸿基率领在核心阵地严阵以待,负责扼守核心阵地;第三营和第一营一部为预备队,指挥所设于山家东村。此外,还决定在游击队所驻扎的村庄周围布下地雷,并要求各分队于6月8日天黑以前进入阵地,待机打击进犯之敌。6月9日凌晨,雷州独立挺进支队司令戴朝恩和遂溪县长黄兆昌率顽军700多人从杨柑经豆坡、青水而来。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金耀烈、教导员王平指挥前沿阵地和第一防线的战士,在青水溪、桔仔村、月弓村一带狙击犯敌。顽军遭到突然袭击,死伤了10余人,便改变进攻队形,采取战斗队分散进攻的办法,以缩小目标和分散游击队的火力。上午9时许,第一营的第一步阻击任务基本完成,随即部队转移到长田、上溪一带,进入第二道防线,协同“白马”大队和乡村队继续阻击敌人。当时,山家村农民李毓汉(共产党员)发现敌人前来扫荡,急忙跑回村去通知群众撤退,半路上却碰上另一股敌人,便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竭力阻止敌人前进,但终因寡不敌众而英勇牺牲。与此同时,老马一带的联防队在袁荣英等人的带领下,利用战壕、碉堡,凭借颓垣破壁,狠狠打击前来扫荡的界炮圩伪军。战斗至下午三四点钟结束,共毙伤顽军、伪军30多人。这次战斗,抗日主力部队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有力地打退了顽军和伪军的联合进攻,充分显示了人民游击战争的巨大威力。战后,党组织在山家村举行会议,追悼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七名战士和群众,并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广大群众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纷纷歃血盟誓,表示誓死保卫家乡,保卫西北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山家村随后成立了“复仇大队”,由李绍香任大队长,发誓向敌人讨还血债。
 
击溃顽军和伪军的联合进攻后,第一团旋即转移到合沟一带休整,并在合沟周围布雷设防,以防敌人袭击。1945年6月27日晨,驻安铺镇日军和驻界炮圩伪军罗忠武部共400多人,从东、西两路夹击而来,其中东路之敌由界炮直扑合沟,西路之敌经均村仔直插金围。第一团发现敌情后,立即部署各营分路迎击敌人;同时,金围联防大队也配合第一团布防在东北面的荒岭上,以墓堆为掩体,伺机歼敌。其时,西路之敌窜到金围、红埠一带,当即遭到金围联防大队的阻击。接着,第一团第二营和北潭、南坪等村的联防队也相继赶到。西路之敌不支而退。西面的战斗打响后,第一团第一营迅速冲向上龙岭,以便抢占有利地形,但冲到崩塘村至上龙坡地时,敌人却从上龙村高地向第一营扫射。这时,第一营教导员王平带领一个排英勇冲向敌阵,崩塘村自卫队也绕到云上村向敌人冲锋。由于敌人占领了有利地形,并且装备良好,在敌人密集火力的扫射下,教导员王平等9人英勇牺牲,排长陈景春和陈希平等也相继负了伤,战至中午,第一营终于占领了上龙岭。下午,敌人败回安铺,沿途丢下钢盔军帽100多顶。是役,共计击毙日兵8名、伪军30多名,伤敌数十名。第一团第一营教导王平、第二营第六连连长陈巨源和排长李真富等11人英勇牺牲。第一团在西北区军民的密切配合和英勇作战下,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有效地保卫了抗日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在高雷地区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全国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了抢夺南路人民的抗战果实,派遣第六十四军由桂西开进钦县,第四十六军由广西玉林、贵县向高雷地区推进。为了避免与国民党正规军发生正面冲突,中共南路特委率领南路人民抗日主力部队向海(康)徐(闻)地区转移,以便与琼崖人民抗日武装取得联系和见机行动。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遂溪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共遂溪党组织领导遂溪人民广泛开展抗日运动和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大力发展党组织,在遂溪沦陷后普遍建立抗日游击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约有14万人的抗日根据地,全县的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到3000人左右,曾在本县及外县先后同日、伪、顽军进行了80多次战斗,为雷州半岛以至南路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日战争结束时,遂溪党组织发展到1400多名党员。
 
第五章 为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而奋斗
 
第一节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一、抗战胜利后的形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遂溪人民同全中国人民一样,为此欢欣鼓舞,热切渴望实现和平民主,重建家园。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这时却加紧策划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内战的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地,遂溪的革命形势再度严峻,中共遂溪党组织又面临着重大的考验。
 
早在日本宣布投降前,中共中央就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的发展方向。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示全党全军立即争取和保卫抗日胜利果实。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和平和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
 
根据以上指示和方针,中共南路特委于8月中旬率领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进驻海康县杨家、扶桥一带,促令伪军和平队符永茂部向抗日解放军投降,并派人到遂溪传达关于接受日伪军投降的指示。接着,中共遂溪党组织派东区情报交通总站站长陈军侦查广州湾日军驻兵情况,绘制有关地图,送交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部,以便抗日解放军进入广州湾接受日军投降。同时,遂北联防区主任梁立也加紧布置做好与日军代表谈判、收缴驻洋青日军枪械等有关工作。
 
其时,蒋介石反动集团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加紧策划内战,一方面命令日、伪军在原地“作有效防御”,不得向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投降。驻雷州半岛日、伪军执行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拟订的《和平后对华处理细要》,将武器“完全彻底地”交付国民党方面,致使人民抗日武装接受日、伪军投降未能实现。另一方面,蒋介石于8月21日电令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副司令兼粤桂南前进指挥部司令邓龙光,派兵进驻南路。邓龙光随即率领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一八八师(10月中旬往海南)和第六十四军第一五六师,共约2万人,并纠合雷州独立挺进支队、沿海警备大队等反动军队,进驻遂溪及雷州半岛各县,以“接收”、“剿匪”为名,抢占战略要地,大肆掠夺人民,疯狂围剿中共党组织和革命武装。随后,相继成立国民党南路行署、广州湾警备司令部、湛江市政府,恢复和建立各级反动政权,起用一批地方反动势力头子,收编日、伪、土匪武装,扩充反动团队和特务。
 
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策划内战的部署中,以广东南路地区没有中共武装部队,只有土匪为藉口,对南路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革命村庄进行疯狂“清剿”。当时,遂溪是国民党军队重点“清剿”的地区,全县各大村庄和主要路口都驻扎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反动武装大体布置如下:在西部:邓龙光率国民党第六十四军一个师和一个保安团,以城月为指挥中心,在寇竹新圩驻扎一个师部,团部则驻扎在各个交通要道的重点圩镇和村庄,营以下单位分散驻后溪、田头、家寮、太平等较大的村庄。在中部:除洋青圩驻扎一个团约1000人的兵力之外,泮塘、文相、竹山、其连山、西田、新圩、卜巢、城里、迈泗、桔仔树等村庄还分别驻有一个连或一个营。在西南部:有正规军一个营和一个保安营共七八百人分别驻扎在客路、河头、乐民、港门等地。驻扎于各圩、村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经常换防,变化频繁。
 
为了配合国民党正规军的“清剿”,反动当局起用了原雷州独立挺进支队司令戴朝恩,委予其陆军少将兼遂溪县长的头衔,以便戴统揽军政大权,施行“清剿”计划。其时戴朝恩以原“挺进队”为基础,组建起近500人的遂溪县自卫大队,并起用了一批反动分子和土匪、流氓等,恢复了乡保甲三级政权,组织起附属于乡保政权的反动武装;同时还制造白色恐怖,实行强迫“自新”运动。至1945年11月,遂溪全县40多个乡的反动政权和武装均建立了起来。各乡的反动武装有:界炮乡队30至40人枪,豆坡乡队(包括河图仔、葛松村反动武装)40至50人枪,县驻杨柑乡自卫中队约60人枪,北坡乡队20多人枪,义和乡队20多人,洋青乡中队50多人枪,老麦田、古村东联保队30多人枪,洋青乡队有80人左右,官田乡队50多人,城里乡队50多人,迈泗乡队30人,迈隆乡队30人,维新乡队30多人,调丰乡队30多人,城月镇兵60至70人,遂城警兵30人,乐民城、海山、调神、盐仓等村反动武装约150人,吴家村反动武装40人,双村、田西等村反动武装约50人,西域塘等村约20人,周家、后坑等村约30人,河北等乡反动武装约300人,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到1946年全国内战爆发前,遂溪县乡保甲反动武装达2000多人,全县的地方反动武装达2400多人。此外,在中共遂溪西北区党组织活动范围内的国民党反动武装还有:驻安铺镇的廉江县自卫大队约500人枪,廉江永桐乡队数十人枪。反动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以“剿匪”、“清乡”为名,到处围剿、扫荡,公开向人民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二、主力部队西进和党组织工作的调整
面对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分散坚持”的指示精神,于1945年9月20日向全省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对广东长期坚持斗争的工作布置》的指示,提出了“一方面是坚持斗争,保存武装,保存干部;一方面是长期打算,准备将来合法民主的斗争”的工作方针,并指出,南路坚持斗争的地区应在“十万大山及勾漏山”。根据广东区党委的指示,9月下旬,周楠召集中共南路特委委员温焯华、中共雷州特派员陈恩等人,在湛江市赤坎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认为部队留在雷州半岛会被动挨打,而十万大山地形好,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敌人兵力较为空虚,有回旋余地,因而决定:(一)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以第一团为主,并从各团抽调部分力量,由团长黄景文、政委唐才猷率领,挺进十万大山,以保存主力;其余各团迅速返回原地,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依靠人民群众、党的基础、统战关系与敌周旋,坚持自卫斗争。(二)调整各县、区主要干部,已暴露身份不宜留在原地区坚持的调换工作地区。会后,周楠到遂溪中区分别向各团传达特委的决定。
 
其时,为了适应形势的急剧变化,南路特委抽调黄其江、支仁山、邓麟彰三人,协助雷州特派员陈恩工作,加强对雷州地区工作的领导。同时,遂溪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也作了调整,采取分片领导的办法,由沈汉英先后负责东区、中区、南区(文里、太平部分)和西北区一带;陈兆荣负责南区(部分)和西南区;沈斌负责东海岛、五九区和南区(部分);郑仲珏负责南区(部分);黄明德初在东区协助沈汉英工作,1945年10月后主持中区全面工作,不久,沈汉英调往东南区,东区交由黄明德负责。10月,成立中共湛江市特别支部,余明炎为书记,廖铎为副书记。
 
在调整党组织的同时,以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为主组成的西进部队,根据中共南路特委的指示和形势急剧恶化的实际,决定分批突围西进。9月下旬,团长黄景文带领在遂溪中区和西区一带活动的一个营进行首批突围。他们夜行晓宿,隐蔽穿插行军,沿途与堵截、追击的国民党军战斗多次,其中在廉江塘蓬与敌700多人激战一天,毙伤敌70多人,黄部牺牲3人,营长金耀烈负伤(金负伤后,第一营营长由教导员廖华兼任)。10月中旬,黄部到达廉江、博白边境马子嶂地区。黄部在塘蓬与敌人激战前后,唐才猷率领在遂(溪)海(康)交界活动的两个营抵达遂溪,与转移后由于和团长联络不上而又重返遂溪的一营二连两个排隐蔽于西区和中区的风朗村一带,准备第二批转移。其时,廉江县党组织送来一份情报,说首批转移部队在西进途中,遭到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的拦截和追击,前进十分困难。与此同时,风朗村地下党支部和一营二连也送来一份情报,说遂溪飞机场存放着一大批武器弹药,机场内守敌不多,只有100多人,如果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袭击机场,定能成功。唐才猷接到这两份情报后,即召集在附近隐蔽的几个连、营级干部研究,认为敌军主力部队正在忙于追击转移部队,对遂溪的防守必然比较空虚,同时,敌人刚接管日军机场不久,目前内部戒备定然不严,如果藉此机会,乘敌不备,袭击遂溪敌飞机场,从而迷惑牵制敌人,以利第一团迅速转移到十万大山,并利用缴获的武器弹药充实西进部队的装备。于是,一面向中共南路特委请示报告,一面与遂溪中区党组织取得联系。
 
遂溪机场位于县城之西,距县城约3公里。这里,在日军侵占雷州半岛以前曾座落着风朗、大稔山,新屋仔、西边岭、上沙泥坡和下沙泥坡等7条村庄。由于遂溪县城靠近湛江,在战略上是雷州半岛的一个军事要地,而风朗村周围又是地面开阔,一马平川,是个天然的飞机场。因此,日军在1943年侵占雷州半岛以后,便看中这块地方,把风朗等7条村庄的群众赶走,霸占了这里所有的民房和耕地,修起了一个军用飞机场。这机场虽然不大,但敌人在四周却筑有几道铁丝网,铁丝网内还挖有一条很深的壕沟,壕沟内侧围着一圈竹篱笆,里里外外,各种工事构筑,非常牢固。当地群众杨少梅、陈村嫂等人在机场厨房内给敌人做杂工,第二批突围部队便决定利用这个关系,派风朗村地下党支部委员谭少芳化装进入机场内,查明敌人夜间的岗哨位置和人数等情况,同时,还派出五名侦察员化装成民夫混入机场,侦察敌军的枪械弹药库、油库和敌军住房的位置等。此外,还派人到敌人机场外围进行侦察,经过几天的侦察后,弄清了敌情,知道机场内敌人的营房设于风朗村,驻有一个警备连和30多个飞行员以及机务人员,共150多人。机场附近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师,其中一个团驻在遂城,一个团驻在西边岭,一个团分散驻于下沙泥坡和新屋仔、西溪、石狗、芙蓉等5条村庄。在上沙泥坡和大稔山还分别驻有未缴械的日军600名和已缴械的日军400名。根据敌情,第二批突围部队作了战斗部署,决定速战速决,于是,决定组织五个战斗小组,共约25人,分别攻打敌警备连营房和敌飞行员宿舍、弹药库以及敌步哨等四个目标。第一、二战斗小组以团部手枪队为主,并从各连挑选部分精悍的战士组成,共约8人,分别由林三和陈贵担任小组长,由突击队长洪田带领,主要负责袭击敌警备连驻地;第三小组8人,由陈蔡、陈安天带领,主要负责攻打敌飞行员和机务人员驻地;第四小组3人,由团部手枪队指导员唐森带领,主要负责袭击敌军火库和汽油库守敌,接应和配合搬运队行动;第五小组是个长枪组,共5人,由一营二连副连长李池当组长兼轻机枪射手,负责掩护第一、二小组进攻敌警备连驻地。此外,二连副连长左成带领10多个人,负责警戒遂溪方面的敌人;三营第八连则由文化教员朱日成带领,作为预备队,负责协助中区民兵搬运武器。为了便于指挥作战,在机场内外还分别设有现场指挥所和全面指挥所。现场指挥所设于机场四个袭击目标的中央,由突击队长洪田和一营二连指导员沈杰负责;全面指挥所设于飞机场外面西南角的风朗河边,由团政委唐才猷和一营副营长陈炳崧负责。战斗部署完毕,突击队便于当天化装成农民,隐蔽于机场西南面的凤凰村附近,待命出击敌人。
 
1945年10月10日零时,突击队直插飞机场外,干掉了敌人的哨兵后,在敌营大门被躲在暗中的敌哨发觉,跟着便开枪打过来。枪声一响,酣睡中的敌人就立即惊醒。于是,突击队一面开枪击毙敌人的哨兵,一面冲进敌营。在长枪组的掩护下,一、二战斗小组迅速冲进敌警备连驻地,随即分开打击敌人。第一小组直逼敌据点大门,用火力堵死门口,防止敌人冲出,以便一举歼敌;第二小组分散控制敌据点的五个窗口,向屋内扔手榴弹,狠狠地杀伤敌人。敌人仗着人多装备好,抵抗得十分顽强。第三小组冲击营房后即将飞行员和机务人员的宿舍包围起来,一面开枪射击杀伤敌人,一面开展政治攻势,敦促敌人投降。此地的敌人全是飞行员和机务人员,战斗力比较弱,在突击队的猛烈打击下,除了一部分被消灭外,剩下的8名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很快便投降了。一个被俘的敌人被突击队押向军火库,逼他向军火库的守敌喊话。这样,突击队便较顺利地消灭了敌军械库和油料库的守敌以及机场西门的敌哨,迎入搬运队,一起搬运武器弹药。但是,敌警备连比较顽固,虽然在突击队的打击下伤亡很大,但这时仍在负隅顽抗,毫无降意。突击队为迅速解决战斗,防止敌人援兵赶至对游击队不利,便搬来一桶汽油,泼在破棉絮上,点着火,扔到敌据点的周围,顿时敌营四周便着起火来。这晚刮着东北风,敌人的营房着火后,火借风力,风助火威,霎时间敌营火光冲天,各种爆炸声响彻夜空,震得敌人心惊胆跳。本来,机场与遂城相距不远,敌人在周围驻有重兵,却一动也不敢动。就这样,西进部队得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迅速解决了战斗。
这次战斗,歼敌150多名,其中俘敌8名,缴获敌20毫米机关炮2门、75毫米加农炮1门、重机枪3挺、飞机用机枪8挺、日式步枪130余枝,以及其他枪枝弹药一大批。西进部队伤、亡各1人,以极小的代价赢得了夜袭机场的重大胜利。战斗结束后,参战部队迅速撤回山内村与其他部队会合。这时,追击首批西进部队的国民党第四十六军一个师连忙从廉江赶回遂溪。第二批西进队伍即绕过敌军的封锁线,越过遂(溪)、廉(江)边境北上,10月下旬到达马子嶂,与第一批转移部队胜利会合。
 
西进部队会合于马子嶂后,随即进行整编。全团在整编后仍保持三个营的建制。第一营营长廖华,教导员陈熙古;第二营营长涂明坤(涂沙),教导员林敬武;第三营营长王建涵,教导员庄梅寿,全团共800余人。整编后全团进行了西进十万大山的思想动员,提出“打到十万大山去,坚持斗争,争取最后胜利”的战斗口号。由于广东国民党反动派正在部署向各地人民武装发动进攻,南路特委决定派原特委委员杨甫到第一团,传达特委关于第一团迅速挺进十万山区的指示,并协助做好进军途中同地方党组织联系的工作,以支持和配合西进部队的活动。11月底,杨甫到达马子嶂向第一团干部传达了特委的指示,便与唐才猷、黄景文一起率部西进,经灵山县南部的古文水,与灵山部队会合,休整后经钦县小董以北地区,向十万山区挺进。
 
第一团沿途得到廉江、博白、合浦、灵山和钦县党组织、地方武装的有力支持,于1945年12月中旬到达十万大山东部的钦县贵台地区。首先消灭驻守贵台的反动武装30余人,并占领该圩。之后又收缴了反动头子张瑞贵家卫队的步枪20多枝,并打退两广地方反动民团接连三天的多次骚扰。部队进驻贵台的第三天,尾追的广东省保安队已逼近,从广西北部往南压的反动武装正在途中,敌人企图趁第一团立脚未稳而一举歼灭。第一团连夜向马启山转移。翌日清晨,敌保安队和地方民团共3000余人大举追击,企图在第一团进入十万大山纵深地带之前聚歼。为了摆脱敌人,团领导决定利用该处有利地形,予敌狠狠打击。战斗于拂晓打响,持续至晚上9时许,第一团主动撤离战场。是役,敌军伤亡100余人,第一团第七连连长廖培南等2人牺牲。部队撤离战场后,即取道防城的天堂、那勤、小峰,向十万大山纵深地带挺进,于1945年12月中下旬到达十万大山西南麓的那良地区大勉村,与防城人民游击大队胜利会师,后又移师至与越南毗邻的峒中地区, 与当地人民武装开辟与建设游击根据地。
 
第一团到达十万大山后,斗争非常艰苦。部队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峒中后,即深入到群众中去访贫问苦,宣传发动群众,依靠少数民族人民,在防城党组织原来开展工作的基础上,开拓与建设峒中游击根据地。这时,中共防城特派员谢王岗赶来部队,会见了杨甫、唐才猷、黄景文等,共同商议坚持十万大山的武装斗争问题。一、以营为单位展开活动,协同地方人民武装部队,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及收缴其武装,拔除反动据点,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扩大群众基础;二、地方党、武装队伍发动群众,全力支持和配合第一团的斗争;三、防城人民游击大队在军事作战行动上,归第一团统一指挥。会议刚结束,敌保安队从钦县向峒中追来。第一团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
 
第三营插向北仑、北基一线,利用群众基础好和有利地形与敌周旋,伺机打击敌人;第一营退出那湾,向华石、防城推进,威胁敌统治中心;第二营坚持在峒中、滩散地区,打击正面敌人;组织武工队插入光坡、企沙、湾滨地区筹措给养,骚扰牵制敌人,配合山区斗争;团部与防城县游击大队部移至中心区域大勉村,指挥各部行动。
 
第三营第八连在北仑首先与敌接触,接着第二营第四连与进犯峒中之敌300余人在滩散附近的竹叶隘发生激烈战斗;其他营、连接连在峒中、板贞、茅坡、华石等地,相继袭击了刘瑞龙等反动地主豪绅的据点,缴获了一批武器。其中第一营推毁了军阀陈济棠侄子陈树尧的官僚地主庄院,击毙原国民党团长陈树丰后,乘胜前进,一举攻下曾任反动军队师长陈克强的老屋,给予敌人很大的打击和威胁。第一团在反扫荡斗争中,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他们依靠峒中游击中队和少数民族领袖人物马文初、黄志瑞等,在峒中深入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深受群众拥护。团长黄景文、第二营政委谢森和峒中中队指导员等与黄志瑞饮血为盟,誓为革命同生死共患难。1946年1月,召开各族群众代表大会,成立了防城县第一个乡人民民主政权——峒中乡人民政府,建立了乡兵大队。长期受歧视、受欺凌的峒中各族人民首次取得政权,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热情。在红色政权支持下,部队和群众患难与共,群众情愿忍饥挨饿,也尽力为部队献粮献草,救护伤病员,在危急关头,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支持部队,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敌保安队和地方反动武装扫荡计划失败后,1946年2月,国民党第六十四军一五六旅旅长刘镇湘,率领该旅主力第四六七团及二个保安总队和地方反动武装2500余人,对十万大山山区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避敌锋芒,第一团在与敌进行几次战斗后,经请示中共广东区委和征得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同意,于1946年4月2日撤入越南休整。部队转移时,黄杰瑞只身阻击敌第四六七团一个连的进攻,迎战一天,毙伤敌10余人,他身体七处中弹负伤仍坚持战斗,终于赢得了时间,掩护了主力部队安全转移。
 
至此,以遂溪主力部队发展和组建起来的西进主力团,经两个余月的艰苦奋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歼图谋,实现了战略性大转移,并开辟了十万大山山区游击根据地。入越后,部队进行了整训,帮助越南革命。尔后回师滇桂黔边区,与当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并肩战斗,成为滇桂黔边纵主力之一。这个转移的战略意义在于:(一)保存了主力,使敌人妄图一举消灭南路人民主力武装的阴谋落了空;(二)转移到外地去作战,吸引了一部分敌人,减轻了敌人对雷州地区的“清剿”压力,为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人民武装和党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三)用武装力量去协助兄弟地区打开新局面,也为自己的游击活动开辟了新的天地;(四)为粤桂边区、滇桂黔边区革命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最后的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三、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还没有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为了欺骗人民,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用事实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毅然到达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于10月10日同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又正式达成《停战协定》,双方同时颁布了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1946年2月,广东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广东党及广东人民当前的紧急任务:“迅速打破国民党所造成的内战危机,争取和平的到来。”
2月初,广东区党委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对南路作了指示:《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公布以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党的工作中心将由农村的游击战争转为城市的民主运动;南路应迅速做好开展城市民主运动的准备;南路将来的民主运动的中心是湛江市;为了开展湛江市的民主运动,必须立即着手做好争取地方民主势力和中间势力的工作,推动他们组织湛江市的民主团体。
 
中共雷州特派员陈恩根据上级的指示,派黄其江等对遂溪高在湘派和湛江市陈学谈派中的民主人士、中间分子进行教育动员工作,鼓励和支持他们建立民主团体,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合法斗争。经过教育推动,他们拟建立湛江市民主同盟,推举吴林为主席。当建立民主同盟的筹备工作正在顺利开展时,中共南路特委派陈恩通知黄其江,根据中共中央新的指示,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为了民主人士的安全,立即停止争取和平民主的公开活动,马上着手应付内战的准备工作。
 
在对国民党军方面,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党中央、广东区党委关于争取和平民主的指示精神,中共南路特委在领导部队坚持武装自卫,继续反对国民党“清剿”斗争的同时,布置各地党组织和部队展开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在政治上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挑动内战的阴谋,宣传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主张。在中共雷州特派员陈恩的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对敌展开了和平攻势。2月1日,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公开发表《致陈公侠先生代电》,敦促广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陈公侠执行停战协定的政协协议,呼吁陈公侠“体恤南路人民痛苦”,“停止一切清乡反共行动,化干戈为玉帛”。
 
在此期间,中共遂溪党组织在沈塘茂连村设立油印所,先后印发了《双十协定》、《停战协议》等传单,大力宣传共产党要求和平民主的主张。1946年春节前夕,黄其江、支仁山和曾锡驹写了一首诗:“岁首欣逢内战和,神州齐唱太平歌;高雷何尚烽烟漫,桑梓依然患难多;固执清乡陈政策,还操剿共旧干戈;执言仗义凭公辈,共把匡时重责荷。”他们将这首诗印在贺年柬上,以雷州人民解放军名义向各界进步人士散发。各界进步人士看了都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内战的罪行,赞扬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其后,黄其江、支仁山还写了一份和平呼吁书,在雷州地区广泛散发,号召当地国民党当局执行《停战协议》,并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热情。在共产党的政治攻势下,雷州独立挺进支队司令兼遂溪县长戴朝恩被迫派卢震为代表,与雷州地区中共党组织进行谈判。雷州地区党组织派黄其江、支仁山为代表,与其进行了两次谈判,第一次谈判在遂溪南区太平圩附近,第二次谈判在保安圩附近的砖瓦窑进行,谈判环绕“和平”、“停战”进行。黄其江、支仁山谴责国民党当局继续“清乡”扫荡是违背《停战协议》,提出签订一个协议,保证今后不再采取敌对行动。但卢震并无诚意谈判,以“请示戴县长再说”为借口而一走了之。与此同时,周楠还指示陈信材与国民党粤桂南前进挥指部司令邓龙光进行谈判。谈判地点在东区丰厚村,邓龙光派秘书为代表,谈判进行了三天。谈判中,陈信材谴责国民党进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和残酷扫荡游击区、屠杀抗日有功人员和群众的罪行,要求国民党方面执行《停战协议》,停止对人民武装及游击区的一切军事行动。但是,邓龙光拒绝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正当要求,谈判也无结果。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肆意破坏,中共遂溪党组织争取和平民主的活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通过斗争而撕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伪装,暴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嘴脸,使广大人民群众逐步觉醒了起来。当时,在各阶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烧错炮仗,拍错手掌,搭错彩楼,迎错老蒋。”由此可见,人民群众的反蒋情绪已成不可遏止的怒潮。
 
四、反抗国民党的“清乡”扫荡和“三征”暴政
(一)国民党的残酷“清乡”扫荡
在主力第一团西进,其他各团回本地分散活动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南路各游击区及游击根据地的“清剿”扫荡,企图用最短的时间消灭革命武装力量。
 
1945年10月20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为首的广东国民党当局,在广州召开“绥靖”会议,讨论如何策应内战、限期“清剿”等问题。会上,张发奎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不顾华南抗日纵队存在的事实,公然宣称华南地区“没有共军只有土匪”,不存在执行停战令问题,妄图在停战协定签字之前,以“剿匪”名义,一举将华南人民武装消灭。会后,粤桂南前进指挥部司令邓龙光即命令第六十四军第一五六师第四六七团,尾随追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至十万大山;同时在湛江市设立粤桂南绥靖指挥部,以“剿匪”为名,指挥各县反动团队大举“清乡”扫荡。进驻南路的第六十四军和第四十六军(一部分已到海南岛,尚有一部分留在南路),大规模地深入游击区,占据城镇村庄,封锁出入路口,破坏中共党组织在游击区的税收,并实行“分区进剿”,妄图断绝游击区给养,消灭分散坚持斗争的人民武装力量。
至1945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在高雷地区进行“复乡建保”、恢复反动统治的计划基本完成后,便以更大规模对游击区进行“清乡”扫荡。军事上,他们进一步采用“填空格”的战术,把正规军一半以上的兵力调到遂溪游击区,实行村村驻兵,路路设哨。当时,遂溪游击区几乎每条较大的村庄都驻有国民党军队,正如群众所说:打日本时,不见国民党;日本败了,满地是国民党。政治上,他们强行实施“五户联保”的反动政策,即每村以五户为一小整体,互相担保“不参共”、“不亲共”、“不通共”、“不藏共”,如果一户犯了上述之罪,其他四户也要受株连。他们采取“拉网式”、“连梳式”的办法进行“清乡”,夜间突然包围村庄,白天反复搜索、逐户清点人口,每次清查10多条村庄。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以人民为敌的。
 
敌人对遂溪游击区的摧残最为严重,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敲诈勒索,抢劫财物,奸淫妇女,强迫自新,无恶不作。敌人在遂溪扫荡卜巢村时,烧毁房子多间,捕去群众20多人,当场杀害4人。扫荡山家村时,威逼群众为死去的反动地主、特务分子打醮招魂,跪地致祭,还剥光烈士李康生母亲的上衣抽打奶头,诬蔑她养子做“土匪”。有的村庄,如清水村、龙湾仔村等,连续被扫荡10多次,每隔十天八天一次,猪、牛、鸡、鸭被洗劫一空,不少妇女被奸污。1946年2月上旬,戴朝恩派反动团队到各区“清剿”,在中区、西北区和遂(溪)海(康)边境地区捉去一批共产党员杀害,还有60多名群众无辜被捕。接着,又多次扫荡老马、外村仔、新坡、陈屋塘、山家、青水、龙湾、百桔仔、茅村、甘霖、红屋仔等村,逮捕了约200名群众,并杀害其中数人;一些妇女还被剥光上衣,当众施刑侮辱;老马村再次被焚烧,全村只剩下一间房屋。2月中旬,戴朝恩又派出县属团队,在张德安反动武装的配合下,疯狂围剿西北区,捉去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数百人,其中李琼伦等共产党员被杀害。此外,马如杰、陈开濂、全德珠等一批党员和干部,遭到国民党遂溪县当局的悬赏通缉。中区洋青一带被杀害10多名干部和20多名群众。西北区和西区一带先后被杀害的有陈章、占景隆等10多名共产党员和20多名群众。这些被害者中,年龄最高的是斗仑村的周维道,遇难时62岁;年纪最小的是山家村的李默,他是被国民党活埋的,当时只有12岁。此外,杨柑片的清水、龙湾等村,也连续10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扫荡,村中所有禽畜、粮食、衣物被抢光,锅碗和其他家具什物被砸碎。
 
国民党洋青乡中队长卜建中,对信和乡抗日联防区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在带领反动乡中队到遂北联防区扫荡时大叫:“不信秧地里能藏得住老虎”,“不出来自首的抓住就杀”。1945年10月至11月间,洋青一带被捕去150多人,关在洋青当铺吊打,威逼群众交钱交粮才准担保释放,有的群众则被枪杀,有些在狱中受刑致死。城月的实荣村、坡仔地、新村仔和杨柑的龙湾仔、后田等村均被围村扫荡10多次,捕捉和杀害群众多人。1946年2月和8月,海山村反动联防大队100多人先后两次扫荡后六村,杀害群众两人。6月初,南区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郑仲珏在敌人的扫荡中英勇牺牲。在此期间,河头、江洪、乐民一带很多村庄先后遭敌人摧残,不少群众遭拘捕殴打,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尤其是革命家庭深受其害,有的父母或其他亲人被捕拘禁多次,进行勒索,或吊打、灌辣椒水,或被押送到国民党县府监狱坐牢,有的房屋被烧毁,等等。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恶残暴,与日本法西斯的“三光”政策无异!
 
(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清乡”扫荡,吓不倒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相反,更激发了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更坚决地为保卫党和人民的利益而英勇战斗。
 
1945年九十月间,遂溪党组织根据国民党大军压境后的严峻形势,对广大党员进行革命形势和革命气节教育,从而坚定广大党员的革命意志,巩固党的组织。在敌人的“清乡”扫荡中,各级党组织与人民群众同进退、共患难,领导群众对敌展开殊死的斗争。有的村庄敌情过于严重,党员白天隐蔽在村庄附近的蔗林、山洞,晚上潜回村里做群众工作。有的群众家里遭到洗劫,党组织就动员群众进行互救互助;有的群众被敌人押进监狱,党组织就千方百计进行营救;有的群众房子被敌人烧了,党组织就设法给予安置;有的群众被敌人杀害了,党组织就协助其亲属进行安葬。
 
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围剿中不幸逮捕后,均以革命英雄为榜样,对党坚贞不渝,视死如归。中共遂溪西北区党组织负责人陈章于1945年9月在遂溪后湖村被敌人逮捕,押解到遂溪洋青枪决。临刑前,当敌人宣布他的所谓“罪状”时,他怒斥敌人:“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舍生忘死,抗日救国有什么罪?有罪的是你们国民党。我们抗日的时候,你们把祖国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今天,你们又杀害抗日有功人员,杀害无辜群众,挑起内战,破坏和平。你们才是罪恶滔天,死有余辜!”最后,他还大声喊:“父老兄弟们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陈章的英雄行为,使在场群众无不流下激动的眼泪。其他被捕的共产党员在牺牲前也表现得英勇、顽强。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游击区的广大群众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也表现得象钢铁一样坚强。敌人扫荡遂溪泮塘村时,把成年人都捆绑起来,逼他们“悔过自新”和供出村里的共产党员。但他们守口如瓶,都说不知道。敌人疯狂地把大部分人都吊起来挂在屋梁上、大树上,用皮鞭抽打,用枪托撞,他们还是说:“不知道。”敌人不得不连连摇头,说:“受共产党熏陶过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真可怕!”敌人扫荡遂溪东区甘霖村时,先把村里140多名群众押到遂溪城,威逼他们把参加共产党和游击队的亲人叫回来。敌人的阴谋破产后,便残酷地把农民梁汉绑在长凳上割肚,把农民梁寿进施行“猴抱桃”毒刑(用绳绑住手脚吊起来,腹部放一块大石头),然后又把黄尚坤、黄就光、梁汝秀、梁汝成、梁德仁等5位农民押解到遂溪、麻章毒打致死。但敌人都不能从这些农民口里得到片言只字。一天,戴朝恩指使董京天带兵把甘霖全村群众驱赶到晒谷场集中,威胁道:“如果你们不把共产党供出来,今天就最少要杀几十个!”说罢便把梁德源老伯拉出来,逼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游击队员?梁德源坚决地说:“不知道”!董京天暴跳如雷,立即开枪把他打死。接着又把农民梁德明拉出来,叫士兵先向他的耳边打了一枪,然后逼问他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游击队员?梁德明也坚决地说:“我是耕田人,什么都不知道!”恐吓和屠杀征服不了英勇的甘霖村人民。董京天图穷计尽,不得不拉队离开甘霖村。像以上为保护共产党和游击队而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群众的英勇事例,在遂溪各地还有很多。
 
(三)锄奸反特 武装自卫
敌人在进行“清乡”扫荡中采取法西斯手段,对遂溪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进行严重的摧残。为了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保卫党组织,中共遂溪党组织负责人沈汉英等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锄奸保民活动,坚持自卫斗争,并布置陈拨在中区成立一个锄奸中队,积极开展锄奸反特斗争。同时,分散在各地活动的武装部队、武工队也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的掩护,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严惩那些民愤极大的汉奸、特务分子、反动保长和恶霸。当时,根据中共遂溪党组织的决定,金耀烈带领陈晋等10多名武工队员,在中区武装中队和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夜袭土扎村,活捉汉奸周妃准,缴获黄金29两,其中金裤带1条,金砖10块,金链20条,金戒指30个。在这前后,遂溪各区武工队在县内积极开展锄奸肃特活动,杀掉一批汉奸、特务和反动保甲长,其中有杀害南区党组织负责人郑仲珏的罪魁祸首以及中区车路头村汉奸特务分子、东区甘霖村反动保长等。1946年六七月间,西北区党组织负责人李晓农召集骨干人员在娘仔村开会,传达上级的有关指示,动员大家大胆地拿起武器,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积极开展锄奸反特活动,坚决镇压一批反动分子。会后,原来分散隐蔽活动的何珍、梁甫、陈冬、叶大林、周锡典、肖光章等骨干人员,立即集中起来,组成若干武装小组,由李晓农统一指挥。他们根据县党组织的统一部署,与各区武工队同时行动,于一夜之间在西北区处决了29个反动分子,后又相继杀掉10个反动保甲长。至7月底止,全区共镇压了约40个反动保甲长和汉奸特务分子,其中在磨谷湾和山塘村杀掉9个,在山内村杀掉7个,在眼镜塘杀掉4个。此外,还多次在夜间袭扰国民党界炮乡公所据点,迫使反动乡兵固守巢穴,不敢轻易下乡扫荡。那些化装成乞丐、理发佬、糖胶客之类到游击区刺探情报的特务分子,也被锄奸中队和武工队杀了一批。国民党反动派由于少了耳目,      
 
在“清乡”扫荡中就好似盲牛瞎马乱撞乱碰,大大减轻了对地方党和群众的威胁。
在进行锄奸反特的同时,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在各地活动的武装部队,还在自卫原则下寻找有利战机打击小股敌人,袭扰敌人的据点,破坏敌人的运输线。1945年12月,中区游击队在湛(江)遂(溪)公路袭击国民党的军车,缴获关金券纸币和军用物资一批。次年1月,敌人一个连扫荡遂溪中区车墩洋一带村庄,在当地活动的革命武装部队对其突袭,敌伤亡惨重,只好放弃扫荡计划。
 
在人民武装开展锄奸反特期间,一些武装土匪乘机作恶,盗用共产党的名义在农村敲诈掠夺群众,有的下农田偷番薯、稻谷,或入室盗窃财物,有的在村庄里公开抢劫等。匪风之猖獗,既严重地伤害了群众的利益,又损害了共产党的声誉。因此,人民武装在进行锄奸反特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开展肃匪工作,对于一般土匪进行教育,促使其改邪归正,对于那些不肯悔改或恶行严重者则进行武装镇压,以儆效尤。
 
(四)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1945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在进行疯狂围剿革命村庄的同时,还加紧全面恢复其乡村政权,以便配合“清剿”和加强对广大农村的统治。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清乡”“复乡”计划,利于农村革命活动的开展,中共遂溪县党组织根据广东区党委关于“选择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打进国民党党、政、军、经济、文化、教育机关和乡保政权以及三青特务系统”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挑选一批未暴露的党员和开明人士、进步群众,乘国民党急于复乡建保之机,打进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中去,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中共遂溪党组织遵照这一指示精神,除了秘密选派一些党员、进步群众及开明人士打入国民党内部充当保、甲长之外,还通过开展统战工作和武装力量加以配合,对一些已经上任或即将上任的保甲长,采取教育或武装警告的办法,尽量把他们争取过来,或同他们约法三章,不准他们对中共党组织和群众不利;对于一些顽固反动分子,则采取武装镇压的办法将其除掉,另外再由群众推选合适的人士接替。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党组织在全县建立了一批两面政权,有相当部分的保甲政权已由共产党所控制;而个别比较顽固反动的保长,因慑于人民武装的威力,也不敢轻易再为非作歹了。
 
当时,遂溪党组织在西北区建立两面政权和控制国民党基层政权方面,取得较好的成效。如:涧水河北部各保甲政权的性质结构大致为如下三类:一是“白皮红心”政权,这类占60%以上。如:老马村保长马巨登,江头村保长赵烈,担水塘村保长李文海,南昌村保长黄明勋,南坑村保长余秉桃,金邦湾保长陈秀初,科港村保长邓如仁,金围村保长张元本,上龙村保长杨廷贤,北坡仔保长毛振坤,上三墩保长林朝清。以上保长中,有的是由共产党安排打进去的,有的是抗战时期的老保长,并且一直与共产党保特联系,有的是党组织通过教育争取过来的。这些两面政权,对于掩护中共党组织在农村的工作和保护群众的利益,都起到很大的作用。如老马村保长马巨登,不但经常到界炮乡公所为中共地方党组织搜集国民党的有关情报,而且在1946年春国民党反动武装围剿老马村后,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界炮保释被抓去的12人。又如金邦湾保长陈秀初,曾为中共党组织提供反动乡长张德安企图谋杀革命干部的情报,使革命干部免于遇难。此外,科港村保长邓如仁除在平时积极带领群众抗租税之外,还秘密为地下党组织筹措了20多枝枪和一批子弹;金围村保长张元本也一直为共产党搞秘密工作,后来还协助党组织搞垮反动乡长张德安,等等。
二是持中立态度的,这类政权占10%左右。如山家新村甲长李毓彬,黄江尾保长黄焕昌,卢屋村保长卢胜和,他们一向中立,不轻易倾向任何一方。这些人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但没有做不利于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事情。
三是思想顽固反动的,这类保甲长约占20%。如红埠村保长,新坡村保长,赤坎仔甲长,山内村保长,山家东村保长等。这些人死心塌地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收集情报充当向导,协助反动派扫荡革命村庄,围捕中共党组织成员及革命干部,严重危害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类反动保长,大多数任期不长,有的很快便被人民革命武装所镇压。
 
在其他地区,建立两面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党组织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利用国民党的假民主,发动群众把党组织物色的人选上去;有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把党组织物色的人士安排上去;有的通过教育工作把国民党已安插上去的人争取过来;有的则把敌人强行安插上去的极端反动分子杀掉,然后由群众选举党组织物色的人接过来。南区平衡保和西区新宁保就是这样,国民党地方当局曾分别连续安插上三任反动保长,而武工队都逐个把他们杀掉,使反动分子无人敢当保长,后由群众选举党组织物色的人士或同情共产党的群众接任。这样一来,一些被国民党拉上去当乡、保、甲长的人,慑于武工队神威,上任之前都主动找武工队联系,与武工队“约法三章”后才敢上任。如遂溪洋青乡古村东保保长之职,原先按反动乡长叶经纬的主意安排百桔村徐××担任,此人极端反动,被锄奸队杀了,叶经纬又委任古村东村梁文霖为保长,梁害怕锄奸队杀他,上任前主动找武工队联系,在征得武工队同意后才敢上任。
 
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斗争,中共遂溪党组织在全县建立了170多个乡、保、甲两面政权。这些两面政权,对于掩护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活动,配合游击区军民开展反“清乡”和反“三征”斗争,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有党员干部不幸被捕,只要身份不暴露,他们便可以乡、保长的合法身份去保释;敌人要清查户口,他们便用预先编制好的户籍册应付敌人(这些户籍册,把隐蔽在这些村庄的党员干部或伤病员,以某某的儿子、女儿、媳妇等名义填进去);他们可以利用组织乡、保队的名义为游击区购买枪枝、弹药;还可以利用合法身份去搜集敌人军政情报,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去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各阶层人士对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利用社会舆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清乡”扫荡政策。
 
在反击敌人“清乡”扫荡的斗争中,党组织一方面坚决进行锄奸反特和武装自卫,一方面建立两面政权之外,还加强了对敌军的争取工作。1945年冬,国民党内部由于争权夺利,派系斗争趋于激烈。原伪军符永茂部被编为国民党雷州守备部队之后,国民党海康县自卫大队长邓汝模、何麟书等人为了兼并符永茂的势力,勾结第一五七师诱杀了符永茂,并将符部1000多人缴械后解散,符永茂之堂弟符春茂率其残部逃脱。遂溪和雷州地区党组织遵照中共南路特委的指示,利用敌人的矛盾,先后派翁泽民、周立人等去争取符春茂率队靠拢共产党。不久支仁山接见了符春茂等人,并先后派周立人、金耀烈、郑善卿、陈理祥等到符部工作。符春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反“清乡”扫荡斗争中起了一定作用。
 
敌人在“清乡”扫荡中气焰十分嚣张,邓龙光曾限令各地要在1946年1月以前消灭雷州地区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然而,遂溪党组织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发挥两面政权的作用,有效地反击了敌人的“清乡”扫荡,终于使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计划无法实现。
 
(五)撤退干部〓坚持隐蔽斗争
1946年3月底,党中央经过谈判斗争,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广东共产党武装力量北撤的协议。随后,在遂溪领导革命斗争的主要负责人和重要骨干黄其江、莫志中、邓麟彰、马如杰、沈潜、陈宏柱等,根据中共南路特委的指示,于4月上旬起程前往香港,6月13日与东纵北撤人员一起乘美国登陆艇离开大鹏湾,7月5日安全到达山东省烟台。
 
1946年4月,蒋介石已完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军事部署,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同月,中共广东区党委根据形势的需要,撤销南路特委,设立南路特派员,实行单线领导。其时,中共南路特派员温焯华传达了广东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广东尚有一个相当长的黑暗时期,要准备10年至15年的艰苦斗争,当前的工作方针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因此,当前必须撤退隐蔽,以保存力量,“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中共遂溪党组织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指示,将党组织划分为暴露与隐蔽两部分分别管理,暴露的进行撤退和调整,隐蔽的则实行单线领导。此时,遂溪约有1080名党员,暴露的党员占一半以上,完全暴露的有300余人,须撤退的人员比较多,除了黄其江等6人由上级安排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支仁山撤退香港(后转越南)之外,其余暴露身份的党员和干部,则由县、区党组织安排撤退到越南、广州及南路各县,以各种社会职业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但由于时间紧和经费困难,只有少数人由组织上安排撤到外地或在雷州地区内调整工作,大多数人则是自找门路和自谋职业撤退。这些党员干部到新的地区后,或经商、教书、读书,或当雇农、苦力、保姆、尼姑,等等。有的农民党员干部,因没有文化和专长,到外地难于谋生,或因家中老小无人照顾等实际问题,因而撤到外地后不久又返回家乡,有的则一直留在家乡掩蔽,有敌情时就蹲涸井、钻地洞隐藏起来。
 
在部署撤退期间,有的干部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虽已十分暴露,但为了坚持本地区的斗争而必须留下来,他们带着十个八个手枪队员与分散活动的武工队互相配合,坚持联系群众,建立两面政权和进行锄奸反特的隐蔽活动。留下来坚持隐蔽活动的干部和战士们生活是很艰苦的。他们日宿森林、山洞,夜里才开展各种活动。他们每天只靠群众送点番薯等食物充饥,当敌人搜山、围村时,往往几天几夜没有东西吃。这样的艰苦斗争历时四个多月,不少人衣破须长,面黄肌瘦。是年7月下旬,留下坚持隐蔽斗争的郑世英在遂北地区陈屋、白桔仔一带村庄活动时,连他出嫁到当地的亲生女儿也认不出他。当地群众因此编了一首顺口溜:“花郑(郑世英的别名)蹲山缺衣食,衫破须长还得力,无意行经井头过,父女相见不相识。”可见,党的干部和战士们经受了多么严峻的考验和磨炼啊!在干部撤退后,农民群众对党的干部无限怀念,他们用其特有的封建迷信观念和行为来为撤退的干部们祈祷和祝福,寄托其对干部胜利归来的期望。当时遂北地区陈屋塘一带村庄的农民群众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求神所得的“签诗”:“梧桐落叶枝,众鸟尽皆移;待到春三月,花红鸟自啼。”
 
留下坚持隐蔽斗争的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以后,有的同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潜入到反动势力雄厚的蒋管区去开展活动,不仅能安全地隐蔽自己,解决了生活困难,而且开拓了那里的工作。如遂溪西北区何珍带6人利用社会关系隐蔽身份,分头潜入到国民党遂溪县长戴朝恩的家乡下六、杨柑一带活动,不仅解决了生活困难,而且在一批村庄建立了地下游击小组,发展了个别党员,逐步打开了局面。又如周德安带领10多人潜入到湛江市郊志满、鹿渚一带,在一些村庄发展了游击小组,还在个别村庄建立了党的组织。撤退到新地区去隐蔽的干部也都以各人的不同职业为掩护,在新的地区开展秘密活动,发展各种不同形式的群众组织。由于这样,遂溪党组织在执行撤退隐蔽方针的过程中,还积极地开辟了不少新区。
撤退干部后,遂溪党组织的领导工作由沈汉英全面负责。各区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分别是:东区、中区黄明德;南区、西南区陈兆荣;西北区李晓农。1946年6月,中共南路特派员吴有恒抵达南路,接着对南路各地党组织进行调整,统一实行特派员制。此时,沈汉英被任命为中共雷州特派员,直接领导雷州半岛三县一市的党组织;原遂溪东、中区负责人黄明德调到廉江负责全面工作。遂溪各区、片特派员为:东区梁立;中区陈拨、陈伟荣(负责风朗片);南区(太平、文里部分)陈醒吾;西南区、南区(部分)陈兆荣;南区(部分)郑仲珏;西北区李晓农、梁甫(涧水河北部)、何珍(涧水河南部);湛郊新鹿片周德安,后唐克敏;廉江博教片(该片后划归廉江县)谢华胜。在做好撤退隐蔽工作的同时,各级党组织还注意对党员、干部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在国民党疯狂“清乡”扫荡的极端困难时期,各地武工队经过极其艰苦残酷的斗争,基本上保存下来了。然而,由于敌强我弱十分悬殊,加上思想上受到广东区党委有关准备十年黑暗,长期掩蔽,停止党对组织的领导等过分强调困难、消极等待观点的影响,因而导致一些党员、干部和武装人员思想混乱,苦闷徬徨,看不见前途,有的甚至悲观失望,动摇离队;有的则硬拼死搏,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党组织在布置干部撤退的同时,也布置解散了一些武装队伍,战士复员回家,只留少量武工队,但要求不打共产党的旗号,只以劫富济贫的英雄豪杰面目出现进行活动。广大干部和战士们听到这个指示的传达都很伤心,认为大家都是长期参加公开武装斗争的战士,身份都已暴露,如果放下武器复员,就只有坐以待毙;若以劫富济贫的英雄豪杰面目出现,国民党就可以借“剿匪”的名义屠杀我们。所以,大家都想不通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绝路,不愿意把枪放下,更不愿去当绿林式的“英雄豪杰”。鉴于这种情况,中共遂溪党组织负责人沈汉英等决定原来的武工队、便衣队、别动队不解散,两个长枪队的长枪暂时掩藏起来,队员组成小股手枪队分散活动,有必要时,在晚间把长枪拿出来使用。武装队伍的任务是:(一)继续进行锄奸反特活动,打击敌人;(二)配合在蒋管区隐蔽活动的干部开辟新地区,扩大党的活动区域;(三)搞经济收入,向不法地主、封建祠堂、商人征粮征税,没收汉奸财产,解决部队本身和撒退干部的部分生活费用。400多人的武装力量就保存下来了,并且坚持了武装斗争,完成了政治、经济方面的任务,为以后大搞武装斗争准备了有利条件。其时,分散在全县各地坚持武装斗争的小股武装队伍有如下数股:李晓农便衣队,何珍别动队,陈永哉情报组,占景隆小分队,张耀经济队等。
 
分散活动的人民武装队伍虽然受到一些损伤,付出了一定代价,但是由于他们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保护,以顽强的斗争意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清剿”扫荡的阴谋。敌人不但不能消灭他们,相反,人民武装队伍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勇敢和坚强。敌军经过两个月的反复“清剿”,没有达到目的。1946年春夏间,遂溪旱灾歉收,在饥荒与白色恐怖交加的年月里,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战士面临着被饿毙与捕杀的双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这些分散隐蔽的党员和武装骨干人员,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在海面上和公路上截船打车,搞一些经济收入,以解决生活上的困难。1946年春,梁甫、郑贤培、袁玲、马子汉、黄桂、潘金、李引、李炳聪、周金、李保等20多人筹备了两张船,在北潭海面上进行筹款活动。有一次,他们截击了一艘官僚资本家的商船,缴获了10余万斤大米和一批豆类、药材、布匹等物资。事后,他们把大部分大米分发给群众,将其他物资运到赤坎,交给党组织开设的地下商店出售。同年端午节前夕,李晓农、何珍根据陈永哉提供的情报,带领武工队伏击反动地主陈炳堂(绰号“滚水”)的孙陈周辉,要他们交出5000光洋。后来,经济队又在南坪一带缉获杨柑某资本家的几十斤烟土和一批走私布匹、棉纱。这些粮食及财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党员、干部的经费和生活困难问题,并救济了一部分生活贫困的群众。
 
(六)反抗“三征”的斗争
蒋介石由于发动内战的需要,在全国加紧推行征兵、征粮、征税的“三征”恶政,多方敲诈,搜刮民财。此时,雷州地区的“三征”数额大大增加,据不完整统计,当时仅一期的征兵额就达399名,征粮额达6600石,这就普遍引起了各阶层人民的不满;尤其广大农民群众在天灾人祸面前,更是走投无路,民变随时发生。其时广东国民党正规军已大部分北调,分散在遂溪各地坚持隐蔽斗争的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目睹敌人兵力已相对空虚而“清乡”扫荡仍是那样残暴,“三征”又是那样凶猛,都迫切要求进行公开的武装自卫斗争,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减轻人民的痛苦。
上述情况表明:在雷州地区发动以反“三征”为中心内容的公开或半公开武装自卫斗争的时机已经到来。
 
1946年6月上旬起,中共“七大”代表吴有恒向南路各地党组织传达中共“七大”精神和广东区党委于5月6日发出的《致各地紧急指示》(又称“五月指示”)。指出:近来东北内战扩大,华北、华中战事复起,全国内战形势紧迫,国民党频频调动军队向我进攻,因而各地人民武装必须重新估计时局,不应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而应坚持分散的自卫斗争,坚决、主动打击反动派,粉碎其一切阴谋,以保存力量,争取局势好转和停战协定的实现。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共产党是有力量取得胜利的,务须坚定信心。“七大”精神和广东区党委“五月指示”的传达,使南路地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和指战员迅速克服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坚定了斗志,为打开南路地区武装斗争的新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遂溪党组织在武工队的密切配合下,采取各种办法普遍开展反“三征”斗争。在党组织控制区内,或在敌人鞭长莫及之处,发动群众采用“抗”的办法,抗交粮、税和壮丁;在敌控制区内,则通过两面政权的掩护,发动群众推动开明绅士进行公开的请愿,开展合法斗争,借天灾人祸、少耕歉收之故,采用“拖、欠、减、避”的办法,使敌人的“三征”难以实现。如遂溪中区的城里乡,须征抽壮丁20名,并常有100多敌兵来回催征。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采取了上述办法对付,结果在两面政权的掩护下,敌人只好接受购买2名壮丁的费用了事。而对于一些反动的乡、保、甲长及其催征人员,党组织则采取震慑和打击的办法,迫使他们不敢为国民党卖命。如遂溪中伙乡西塘保要征抽3名壮丁,该保的保长为此拼命地东奔西跑,恐吓群众,当地武工队即对其进行严厉警告。结果,他只好答应接受32石购买壮丁的稻谷了事。是年7月底,陈晋带领便衣队8人,在城里村附近袭击国民党遂溪县政府税收队,毙敌2名;8月,陈连彬带领5名经济队员化装赶集,潜入城里圩,乘人群杂乱之机混入酒店,将前来督征粮税的敌乡长周大益和乡队副击毙,缴获左轮手枪和驳壳枪各1枝。经此之后,敌人再也不敢在城里圩上收税,也很少到周围村庄去催粮捉丁了。反“三征”斗争有效地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特。
 
在此期间,遂溪各地武工队对敌人的“清乡”扫荡进行了积极的自卫还击,曾在茂莲渡头截杀前粤桂清剿区指挥部参谋处副官以下3人,缴获左轮手枪1枝,在杨柑至安铺公路的主要路口杀掉带兵下乡“清剿”的特务和反动分子8人。这些武装自卫斗争与群众性的反“三征”斗争相配合,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全县的人民武装自卫斗争,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趋向半公开化。
 
第二节 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自卫斗争
一、全国内战爆发后斗争方针的转变
(一)内战爆发后的形势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于26日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为了应付内战,原驻广东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大部分北调,全省各地主要依靠八个保安总队(后改保安团)分头把守,兵力比较空虚。而驻雷州地区的国民党第一七五师第五二五、第五二三团,以及新编第一五六旅(由原第一五六师缩编)的第四六六团、第四六八团,分别于9月、11月相继调离,其正规兵力已明显不足,在广大农村相对空虚,故雷州之敌想方设法增强其地方武装力量,以巩固其统治。其时遂溪县反动政府除建立一个县属自卫大队外,还分区建立了四个联防中队和一个警察中队,共有反动武装700多人;周边各县的反动政府除了建立县直属自卫大队外,还利用各地封建宗派头子建立反动武装。湛江市除原有的自卫大队和警察中队外,又增加了一个宪兵队。因此,高雷地区之敌的反动气焰仍很嚣张。粤桂南区绥靖指挥官陈公侠在湛江市召开了绥靖会议,接着第八区行政专员林荫根、湛江市市长郭寿华又相继在湛江市召开治安会议,部署进一步“清剿”的计划。此外,还举办“地方行政干部湛(江)遂(溪)联合训练班”,培训乡镇干部和保长,派遣特务,实行“联防联剿”、“联保联坐”的反革命政策。
 
(二)调整斗争方针
中共南路特派员根据广东区党委“五月指示”,以及全国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陆续北调,南路敌军兵力较前薄弱,人民革命斗争情绪日益高涨的实际,对南路地区的革命斗争进行新的部署:(一)停止消极的撤退、隐蔽,坚持党的领导和自卫斗争;(二)集结小股主力,镇压极端反动分子,打击清乡扫荡的反动武装;(三)以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为中心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四)建立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两面政权”;(五)发展人民武装,保卫暴露地区和积极开辟新地区,建立长期坚持据点。同时,南路特派员还向广东区党委提议将撤退越南的第一团调回南路,“以民团之类的名义搞武装,以地方自治会之类的名义搞政权,扩大发展,实行割据”。
 
1946年7月,中共遂溪党组织遵照上级指示,停止撤退干部,并通知已撤退外地的党员、干部返回本县开展工作,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要敢于领导人民群众造反,革命是暴动,要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敢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各级地下党组织要在当地武工队的密切配合下,积极组建同心会、村队、功夫馆等群众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以反“三征”为中心内容的革命斗争。
 
二、主动出击 积极开展自卫斗争
1946年7月起,按照中共南路特派员的布置,各地陆续集结武装,扩大武工队和恢复长枪队。8月,李晓农根据中共南路特派员和雷州特派员的指示精神及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集结武装,打出共产党的旗号,恢复公开的武装斗争。其时,分散在西区活动的部分队伍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20多人枪的武装中队,由李晓农任中队长,周锡典、郑贤培任副中队长,陈冬任指导员。该中队一成立,即开赴长毛田村,伺机出击敌人。由于行踪暴露,遭到国民党遂溪县北区联防主任兼界炮乡乡长张德安所率反动武装的突然袭击。武装中队猝不及防,在撤退中,陈冬、周锡典两人相继负伤。李晓农撤至村边晒场附近,利用茅草片掩护,避开了敌人的追击。陈冬因患病未愈兼腿部负伤而被捕,并被押至晒场审讯。陈冬义无反顾,当众怒斥张德安等反动分子,表现出共产党人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最后被杀害于晒场上。同月,成立一个七八人的武工队,由何珍率领到杨柑、下六、北坡等地开辟新地区工作;遂溪西区武工队在湾仔村遭国民党遂溪县驻杨柑自卫队陈本序中队袭击,在突围中,宋伟卿牺牲。
这次集结武装,因国民党反动武装的突然袭击而遭到挫折,但它揭开了遂溪从分散隐蔽转上集中公开武装斗争的序幕。
 
8月,遂溪党组织根据斗争的需要,在各区恢复和扩大地下交通站,要求每区设一个交通总站(亦称中心站)和若干个分站(亦称联络站),总站站长由区派一名专职干部负责,每站配备8至10名工作人员。各区总站站长分别是:东区陈平(后蔡树森),中区宋自豪,西区梁甫,南区王立祉,西南区黄色伍。全县的地下交通工作人员约有200人。此外,广大妇女、儿童也成为义务交通员,为革命斗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9月初,遂溪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成立遂溪县军事小组,由李晓农任书记,金耀烈、郑世英分别任正、副指挥。军事小组的任务是:发动群众,集结武装,伺机拔除反动乡公所,镇压顽固反动分子,消灭分散孤立弱小之敌,筹粮筹款,解决部队给养。随后,军事小组在遂溪重新集结武装,并对原伪军和平队符春茂部进行改造收编,于月底集结300多人,成立了四个机动中队和一个区中队:第一中队长唐林,指导员陈海;第二中队长苏良,指导员钟江;第三中队长符焕英,指导员周立人;第四中队副中队长符建中;中区中队中队长陈景春,指导员周德安(10月后黄河)。以上五个中队共配备轻机枪4挺,长短枪300余枝。
与此同时,各地党组织积极恢复和发展各村村队和游击小组的活动,积极征集民间枪枝,千方百计把散落在私人手上的枪枝征集起来,组织和发展小型的武装部队。
 
革命武装斗争的恢复,使国民党地方当局甚为惊慌,遂溪县参议会要求国民党县政府迁址麻章,以便与湛江连成一气,以防万一(后没有迁)。10月16日,国民党广东第八区行政专员林荫根在赤坎召集湛江市和遂溪、海康、徐闻三县的反共头子及第一五六旅旅长刘镇湘等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四县、市“联防联剿”,加强团警机构,调整各级地方武装等有关“加强冬防事宜”。同时,粤南师管区司令部不定期勒令各县速将所征壮丁调集于湖光岩训练,以便早日训练成军,送往前线和加强地方实力。此时,温焯华传达区党委的“九月指示”,认为“华南地区集结部队过早过大”,再次强调:革命战争是长期的,广东要准备再过十年八年的黑暗时期,国民党的统治已深入到农村,普遍有特务化的乡、保、甲组织,有牢固的社会基础和较长时间的统治经验;共产党地下党组织远离主力,孤立无援,在蒋管区开展武装斗争困难极大。因此,已组建起来的人民武装队伍要尽快复员,每县最多保留50至70人;部队内不发展党员,避免采用政治形式和共产党的名义;部队和地方党组织要切断联系,不允许主动出击。
 
10月,为了执行广东区党委的“九月指示”,温焯华在返香港前,与吴有恒对南路工作作了紧急布置:(一)部队再次复员,留下适量武装工作人员,以武工队、地方队、主力队三种形式分散活动。遂溪主力分为数股:一股30多人在遂溪中区泥地一带活动;一股30人在海(康)遂(溪)边境分散隐蔽,准备将来开辟徐闻山地区;一股20余人在遂(溪)西海面搞经济活动;其余武工队到遂溪西区及海(康)徐(闻)开辟新区。中共广东区党委的“九月指示”和中共南路党组织所作的紧急布置,脱离了全国内战爆发后的形势和广东南路地区的实际,这使许多党员和武装人员产生了抵触的思想。其时,国民党军第六十四师第一五六旅将指挥部设于湛江市,并在反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以及分路合围、穿梭扫荡的战术,对各游击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清剿”。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武装由于受“九月指示”强调精简复员、消极避战等因素的影响,在反动武装的频频“清剿”下,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南方各省工作的指示》,指出:在目前全面内战形势下,南方各省乡村工作应采取两种不同方针:(一)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的地区,应立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二)凡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则采取隐蔽待机的方针,以等候条件的成熟。但其目标仍然是积极发动公开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各种条件,而不是不管条件成熟与否,一概采取长期隐蔽的方针。同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华南干部下乡或回队开展工作的指示》,强调“目前华南干部应尽可能下乡或归回部队”,“应在党内消除过去认为广东特别长期黑暗,因而必须长期埋伏之思想”。指示广东区党委应设法建立与各地联系的网络,尤应首先抽调得力干部加强粤北(曲江)和南路的领导,“广东党今后中心任务即在于全力布置游击战争”。这两项指示,严肃批评了广东在内战爆发后仍强调隐蔽斗争的错误做法。27日,广东区党委作出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向各地提出“不违反长远打算,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斗争方针。
 
11月底,中共南路特派员根据南路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和当前的斗争形势,向各地部队提出如下工作意见:(一)必须坚持自卫斗争。肃清放弃斗争的消极思想,纠正脱离群众的倾向,在任何严重的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自卫,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革命气节教育,反对投降自首,镇压叛变分子,巩固现有武装和老区,积极发展新区,同时各县组织一至二个游击队,镇压顽固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伺机打击反动地方团队。(二)广泛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大力开展反征兵、征粮和反苛捐杂税的经济斗争,充分准备力量,待机组织人民群众起义。(三)继续做好瓦解敌军和改造土匪的工作,在适当时机策动国民党军起义。
 
遂溪党组织听到中央和广东区党委的这些指示,立即闻风而动。在军事小组的指挥下,除中区中队在当地坚持活动之外,第一、二、三、四中队作为机动部队活跃于遂(溪)、海(康)、徐(闻)三县之内。11月下旬,军事小组为了迷惑敌人,也为了搜集武器改善装备,决定派苏良、钟江率领第二中队60多人,从遂溪南区通明附近乘船直奔徐闻县外罗港,拟乘虚袭击该地反动地主武装,因故未遂,乃乘敌不备袭击了外罗港之敌警察所,击毙敌警察10余名,缴获长枪10余枝。接着又袭击押运“年货”往海南岛之敌自卫队,消灭敌人一个班,俘敌官兵9名,缴获步枪8枝、左轮手枪1枝、军服9套、大米2船以及橙子、鸭、鸡等物资一大批。11月底,金耀烈、李晓农利用遂溪城月之敌镇中队的内线关系作内应,率领两个中队袭击城月镇公所,因一游击队员过早行动而未能成功。12月,李晓农、郑世英率领两个中队100多人,在遂溪至安铺公路上截击敌之盐警军车,毙敌小队长以下5人,缴获步枪5枝、驳壳枪1枝和蒋币一麻袋。次年1月18日,军事小组派出一支突击队化装成盐警和盐工,巧袭沈塘乡公所,俘敌乡长莫鸣歧(教育后释放),缴获步枪40余枝。战斗中,便衣队副队长苏吉金牺牲。
 
1946年冬,遂溪党组织根据中共南路特派员的布置,除积极开展自卫斗争外,还普遍开展党员教育工作。教育内容和目的:(一)大量油印新党章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小册子,并分发到各级党员干部和党员,逐级组织学习,以加强党员的党性观念和对革命的信念;(二)指导党员如何调查情况和开展群众工作,增强群众观点,提高实际工作能力;(三)结合斗争实际,引导党员认识形势,总结斗争经验,克服各种消极思想和现象,坚定党员干部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信心。普遍开展的党员教育工作和积极开展的自卫斗争,为南路地区“大搞”武装斗争做了积极的准备。
 
第三节 “大搞”武装斗争和扩大游击根据地
一、赤坎会议和伏击“铁胆”
1947年春节期间,中共南路特派员吴有恒召集沈汉英、唐多慧、黄明德三人在湛江市赤坎协源米铺秘密开会。会上学习了《解放日报》社论《燎原之火》和周恩来关于半年作战目标的谈话,认真分析了南路敌我斗争的形势,作出了大搞武装斗争的重大决策。吴有恒在会上强调:“部队建立起来以后,要主动打击敌人。现在国民党始终不承认我们是共产党,他们明明是同我们打仗,却说是跟土匪打。我们要打到他们非承认我们是共产党不可,叫‘共匪’也好,起码有个‘共’字嘛!”他还指出,“如果我们把国民党一些重要官员打死,他们就非承认我们是共产党不可,因为他们不会说是被土匪打死嘛”〖ZW(〗见《吴有恒谈话记录》。〖ZW)〗。会议决定: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武装,以反“三征”为号召,动员农民群众起来造反,于两个月内采取分散发展的方法,加紧收集民枪,收缴国民党乡、保队枪枝,大力发展武装队伍;继而打出解放军的旗号,成立人民政权,开展减租减息,大张旗鼓,扩大影响;进而集中部队转战各地,建立山地基础,分兵发展,全面掀起南路革命武装斗争高潮。同时,会议还对领导干部到基层掌握指挥部队、游击战术的运用、镇压国民党军政要员等方面的工作作了研究和布置。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各项方针和措施,为南路地区大搞武装斗争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这次会议,吴有恒还指示遂溪及南路各地,设法搞掉一两个如“铁胆”(即戴朝恩,时任国民党陆军少将兼遂溪县长)之类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以振奋人心,造成革命声势,以此作为大搞武装斗争的起点。
会后,在军事小组的领导下,遂溪各中队积极出击敌人。2月13日,金耀烈带领两个中队袭击江洪港乡公所,缴获步枪10余枝,击退敌援兵100余人;继于次日深夜袭击乐民乡公所,后因敌援驰至而连夜向东撤退,19日在中区泥地伏击遂溪县敌主力中队,毙伤敌人7名。2月下旬,周德安带领东区武工队在黎村仔伏击前来押运武器的国民党遂溪县机械处主任陈剑光,缴获步枪20枝、子弹3000余发。
 
在人民武装相继主动出击敌人期间,吴有恒致函在香港参加广东区党委举办的各地党组织负责干部研究班的温焯华,通过温焯华向广东区党委详细报告前段时间南路地区党组织工作、武装斗争、群众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并提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目前首先在老地区及其附近积极活动,大力发展武装,两个月后酌情抽调廉(江)、遂(溪)、化(县)的部分兵力,开往廉江北部打开粤桂边局面,建立以廉江、博白边境为中心的山地根据地,以便“东联化(县)吴(川),南联遂溪,西联合(浦)灵(山),北出广西”;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领导机关必须立即转赴农村,直接组织和指挥部队,不能只停留在作战战略的指导上。根据以上方针和指导思想,中共遂溪党组织为了解决武装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的活动经费问题,于1947年2月布置县内各地加强地下税收工作,并成立县税收总站,站长沈妈才,指导员陈伟荣。总站下设10多个税收分站,均配备武装经济队,在县内各交通要道和出海口岸征收商货税款。税站建立后,全县平均每天可征收税金600多大银。3月初,遂溪西南区武工队和海康西区武工队共120多人合编成立了遂溪西南区独立营,由陈可平(周超群)任营长,陈龙门任副营长;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长黄培桂,第二中队长林德美。不久,该营在西南区塘虱塘村遭到国民党海康县大队谢龙雨部的袭击,2名战士被敌逮捕杀害,失枪12枝。
 
赤坎会议后,遂溪军事小组根据戴朝恩为处理遂溪县政府的公务,每星期都从湛江市赤坎往遂溪县城一趟的情报,决定将四个机动中队转移到遂溪东区活动,伺机伏击他。但活动一段时间后,因戴朝恩的行踪有变,于是又将四个中队分散活动:李晓农和郑世英带领第一、二中队仍留在遂溪东区,继续监视戴朝恩的动向,同时弄点军火和搞些经济收入;金耀烈则率领第三、四中队转移到铺仔圩一带活动。其后,中共雷州特派员沈汉英又亲自到遂溪东区茅村与李晓农、郑世英一起研究活动计划,并精简了一、二中队以利行动。3月8日拂晓前,李晓农和郑世英率领精干队员60多人,到大路前村附近的湛(江)遂(溪)公路桥(亦称大路前桥)之西北设伏,布置便衣队长陈晋带领便衣队和轻机枪组埋伏于公路两侧制高点,长枪组则利用地形地物隐伏在公路附近。7时许,一辆中型客车自湛江开来,当驶进伏击圈时,游击队即令其停车检查,结果拘获敌乡政人员一名,缴获短枪一枝。紧接着,一辆小型装甲车从湛江方面驶至查车地点附近,游击队当即令其停车。这时,该车突然射出机枪和冲锋枪弹。游击队立即集中火力向敌车还击,便衣队也迅速逼近装甲车,用手榴弹轰击敌人。几分钟后,敌车被游击队炸掉轮胎,车上火力也大大减弱,但敌人仍持机枪顽抗,战斗还不能立即解决。此时,李晓农与郑世英商量,认为伏击点离湛江、遂溪都很近,若再继续战斗,万一敌援驰至,于我不利,便决定主动撤离战场。没想到在当天晚上,国民党《大光报》竟登出了戴朝恩及其4名卫士被游击队击毙,遂溪县府秘书宁可风被游击队击伤的消息。这消息,象一声春雷迅速传遍南路各地。革命军民情绪高涨,人民武装声威大震,反动派胆颤心惊。从此,遂溪以至南路地区的革命斗争开始进入武装斗争的高潮时期。
 
二、人民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
国民党陆军少将兼遂溪县长戴朝恩被击毙后,广东南路的国民党当局一片慌乱,急忙采取应急措施:在其统治中心湛江市实施戒严,勒令舟车停行;电请广东省府起用陈学谈为省府参议,敦促他速从香港回湛江协助扶持危局;派出1000余军警搜剿麻章,调广东省保警第十总队“清剿”遂溪;饬令遂溪迅速增设两个警察中队,恢复警察大队部。与此同时,还以“剿匪不力”为理由免掉国民党湛江市党部书记陈有恒的职务,由周胜皋接任党部书记;以“虚报、瞒报匪情”为理由,对廉江、化县、海康县长各记大过一次。广东省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罗卓英也急令粤桂南师管区司令林英组建“粤桂南区清剿指挥部”,由林英兼任司令员;并指令前“雷州独立挺进支队”少将副司令梁传楷接任遂溪县长之职。梁传楷因慑于人民武装威力,怕重蹈戴之覆辙,不敢接任,后在广东省府的重压之下,力辞不过,只好于1947年3月18日接事。
 
遂溪人民武装击毙戴朝恩后,中共南路特派员吴有恒立即到遂溪游击区去,召集沈汉英等人研究和部署下一步的斗争,决定放手发展武装,建立主力部队,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这个决定深得广大革命军民的拥护,戊戌中学、遂溪中学、东海岛觉民中学以及雷州师范、海康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师生,相继奔向游击区参加部队。在广大农村中,则到处出现父送子、妻送郎参军,或父子、兄弟双双带枪参军的动人情景。县内各种脱产的区、乡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脱产的村队也迅速发展起来。
中共南路特派员吴有恒根据戴朝恩被击毙后的有利形势,指示各地党组织立即抓紧时机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大搞武装斗争,要求凡有条件的各个县都组织一个团,团下不设营,直辖五个大连,每连100人左右,随时可以连为单位机动作战。在对敌作战的兵力分配上,要求采取“田忌赛马”的战术,即以民兵、游击小组牵制国民党正规军,以区中队、大连对付国民党乡队,以小团对付国民党区队,以数个小团对付国民党县大队的战术原则。
 
3月17日,吴有恒集中遂溪县四个机动中队和中区区中队,在遂溪中区望高村成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一团(简称“新一团”),团长金耀烈,政委李晓农,副团长郑世英,政治处主任陈拨(未到职,扩编后莫克为政治处副主任),军需叶卓锋。下辖五个连和一个便衣队:第一连连长唐林,指导员陈海;第二连连长苏良,指导员钟江;第三连连长王国春;第四连连长陈景春,指导员黄河;教导连连长符学义;便衣队队长唐仕宏。全团500多人,配备轻机枪5挺及其它长短枪500多枝。该团成立后,在吴有恒的率领下练兵三天,于同月20日夜袭国民党遂溪县笔架乡公所,歼敌12人,缴获仓谷100余石。当夜,国民党遂溪县警察局长李养锋率反动自卫队100余人前往援救;次日下午,新任国民党遂溪县长梁传楷命令副大队长李龙文,率遂溪县警察第二中队及警探队、麻章联防队等驰援笔架乡;22日正午,国民党粤桂南师管区司令林英又调集湛江自卫队、茂名团区新兵一大队和麻章新兵一大队等前往笔架岭、迈泗一带“清剿”。吴有恒决定避敌锋芒,率新一团北上廉(江)化(县)作战。其时,新一团在吴有恒的率领下,乘敌人南扑之机挥戈北上,会同廉江新三团和化县新四团打击反动地方武装,在月余时间内单独或与兄弟部队一道作战,先后在廉江麒麟寨和化县中垌、柑村等地与敌人进行了10余次战斗,共毙、伤、俘敌约400人,摧毁敌人乡公所13个,缴获枪枝约300枝、仓谷8000余石。新一团这次北上,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打通了遂溪与廉(江)、化(县)、吴(川)之间的走廊地带,为这些地区的开辟和群众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新一团北上期间,遂溪南区游击队与海康游击队合编,于3月间成立雷州独立营,营长唐泰,教导员欧汝颖。全营约300人,编为三个连和一个政工队:第一连连长郑杰,指导员林子枫;第二连连长陈界,指导员郑质光;第三连连长金太元,指导员陈兆昌;政工队队长吴福田。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湛江市城区党组织派出党员和游击小组成员、进步师生20多人,到遂溪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在此前后,湛江城区党组织先后两次有计划地组织党员和进步师生,到遂溪等游击根据地参加武装斗争。
 
3月25日,吴有恒率领新一、新三团,夜袭国民党廉江县南安、同南两乡公所,并与前来进攻的国民党廉江城和安铺镇之敌激战后南移至遂溪北部,继而攻克国民党遂溪县北安乡公所,缴获步枪数枝。4月初,吴有恒主持召开新一、新三、新四团负责人会议,根据三个团集中活动不利于各地发展,并易于被敌人集中兵力追击的实际情况,决定新一团抽出少数干部回遂溪发展,其余主力和新四团三个连共800余人,由吴有恒率领挺进化(县)北山地,设法打开化(县)北局面。
4月7日,温焯华、欧初由中共广东区党委委派到达遂溪。温焯华传达了广东区党委关于不违反长远打算,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指示,同时成立了中共粤桂边地委,温焯华任地委书记,吴有恒任副书记,欧初为委员兼宣传部长。同月29日,中共华南党组织负责人方方致电温、吴、欧,正式批准成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由庄田任司令员,唐才猷任副司令员,温焯华为政委,吴有恒为副政委,左洪涛任参谋长(5月到任),欧初任政治部主任。庄田、唐才猷因故未到职,乃由吴有恒分管部队。
1947年4月下旬,遂溪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从各区中队和农村游击小组中抽调一部分战士和干部,并从新一团中抽调少量骨干,在中区城里村成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二团(简称新二团),团长郑世英,政委陈兆荣,政治处主任陈拨(未到职),参谋吴群(11月任职)。下辖三个连:第一连连长郑贤培,副连长马如聪,指导员梁彪(后何德、唐至造);第二连连长黄雨田(5月后梁彪),副连长陈福,指导员王悦炎(后王如菊、林荣义);第三连(6月后编入第九团)连长黄鼎如,指导员杨美经。全团350余人,配备轻机枪和汤姆逊冲锋枪各3挺、手提机关枪1挺、长短枪340多枝,任务是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协同遂溪各区中队打击反动乡、保武装,开辟新地区和开展反“三征”斗争,建立人民政权。
6月上旬,中共遂溪党组织又以雷州独立营、东海连和新二团第三连为基础,加上没有编入新一团的符春茂部,在遂溪南区成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九团,团长兼政委宋群,副政委欧汝颖,副团长唐泰、黄鼎如,政治处主任杨美经,营长(没有直辖连)陈龙门、符学义。下辖五个连和一个政工队,全团共400余人,配有轻机枪4挺,长短枪400余枝。第一连连长唐仕宏,指导员陈汉卿;第二连连长郑杰,指导员郑质光;第三连连长陈界,指导员陈培林;第四连连长金太元,指导员林宏发;第五连连长符学义(兼),指导员陈芝深;政工队长吴福田。该团主要活动于遂溪西南部和海康东北部地区,两个月后改编为新十二团,团长陈拨,政委沈斌,副政委欧汝颖,其他团干部不变。
 
在建立几个团期间,遂溪县八个区也先后共建立了11个脱产的区中队,共800余人。其中:东区先后成立三个中队,共100多人,中队长黄永炎、王南炳、钟江;西北区(含西区)成立二个中队,约150人,中队长叶大林,副中队长张弟、王其森,指导员郑杨兆、王炳旺;北区中队80人,中队长陈生,指导员陈梓贤;中区中队90多人,中队长陈芳,指导员宋自豪;西南区中队60多人,中队长黄培胜,指导员陈庆瑞;南区中队40多人,中队长兼指导员唐荣益;东南区中队70多人,中队长杨瑞,指导员陈鸿志;东海岛二个中队,约200人,其中抗征中队长黄成海,指导员林宏发,下社中队长沈星,指导员沈兆炎。此外,各大乡还普遍成立乡队或武装经济队,每队7至10人。其时,全县已拥有2000多人的革命武装,改变了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
 
三、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的建立
(一)党委制的恢复和各级党组织的建立〖HT〗
遂溪县基本是一个平原地区,它东靠国民党广东南路的反动统治中心湛江市,西临北部湾。从其地理环境来看,没有多大回旋余地,易遭敌人的摧残,是不利于坚持游击战争的。但遂溪人民有着光荣而悠久的革命传统。早在十九世纪未,遂溪人民就曾经高举抗法旗帜;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连续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自1938年重建党组织以后,党扎根于广大农村的人民群众之中,成为抗战时期雷州地区革命斗争的中心区域。地理环境对于坚持游击战争固然是个重要条件,但觉醒了的人民群众才真正是赖以坚持游击战争的最可靠的条件。解放战争开始以后,随着人民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和壮大,遂溪又成为培养和输送革命骨干力量和开展雷州地区武装斗争的基地。因此,为了创建遂溪游击根据地,开展和坚持雷州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中共粤桂边地委于1947年4月成立后,决定雷州地区除湛江城区仍实行特派员制外,其他地区均取消特派员制,恢复党委制,以加强党的领导。5月,中共遂溪中心县委在遂溪中区叶屋村成立,书记沈汉英,副书记沈斌,委员陈醒吾、陈兆荣、陈开濂。遂溪中心县委成立后,遂溪县先后成立了东、西、南、北、中、东南、西北、西南八个区的党委会,直属中心县委领导。其中:东区区委书记梁立,中区区委书记陈理祥(11月后周德安),西北区区委书记何珍,南区党组织由陈醒吾(6月后沈斌)负责,西南区区委书记谭国强,北区区委书记戴洪。是年7月,成立了中共东海区委会,书记陈志群;并以杨柑河为界把西北区分为西、西北两个区,西区区委书记何珍,西北区区委书记梁华栋;同时由东区、南区各划出一部分成立中共东南区委会,书记唐克敏(后王悦炎)。6月初,中共遂溪中心县委为了加强对遂(溪)、海(康)边境的领导,增设中共遂南县工作委员会(简称“遂南县工委”),书记沈斌,委员谭国强、林飞雄、陈质彬、周立人。“遂南工委”下设遂溪南区、西南区及海康西区三个区委会,其中:南区党组织由沈斌直接领导,西南区区委书记谭国强,海康西区(8月后划归海康县)区委书记周立人。各区委会成立后,分别在各大乡成立了党总支(每区三至五个),并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
 
1947年11月,于1946年参加东江纵队北撤的黄其江、马如杰等奉命由山东回南路工作,黄其江任中共粤桂边地委组织部长。12月,黄其江根据粤桂边地委的决定,在东海岛主持召开雷州地区领导干部会议,总结了雷州地区过去在斗争方针、政策和军事思想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正确执行政策的重要性,明确了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会上,黄其江代表粤桂边地委宣布撤销遂溪中心县委,成立中共雷州工委,书记沈汉英,副书记沈斌,委员陈兆荣、马如杰、陈醒吾、殷杰。次年2月成立中共湛江市城区工委,戴洪任书记,王戈木、林显荣、 陈华镇、林石、 梁周荣为委员。此时,中共遂溪东、中、西、北、西北区委及遂南工委、城区工委直属雷州工委领导。
 
(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
根据粤桂边地委的部署,雷州地区建立了中共遂溪中心县委后,为了便于公开号召和团结各阶层人民,统一全区的军令政令,特别公开宣布成立了粤桂边区第一军分区和雷州行政公署,由沈建华(即沈汉英)任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沈治(即沈斌)任雷州行政公署专员。从1947年5月开始,遂溪在建立和健全各级党委的同时,也相继建立各级人民解放政府,挑选有群众威望的党员干部担任县长、区长之职,并由雷州行署出布告任命周文熙(周斌)为遂溪县人民解放政府县长(周未到任),陈开濂为副县长。接着,遂溪除东南区外,其余七个区和各乡也先后建立人民解放政府。各区的区长分别为:东区区长周德安;中区区长林和庚;西北区区长周锡经,副区长梁乔栋;南区区长林惠群(林飞雄),副区长黄雄(全德珠);西南区区长黄培桂,副区长黄色伍;北区区长李志民;西区区长梁乔栋(7月由西北区分出成立)。党组织在普遍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的同时,还积极抓好两面政权工作。这时,遂溪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做法:靠近敌人据点,敌人兵力较强,党组织无法建立人民政权的地区,继续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争取建立两面政权;原已建立的两面政权,在控制区内的,如无保留必要或保留下来有危险的,则乘机缴械推倒,如果仍有作用的则保留下来,平时由党组织委任的乡长出面处理行政事务,敌人来扫荡时便由他们出面对付,进行合法斗争;在党组织无法控制的区域,则须设法将两面政权保留下来。因此,遂溪对原来已建立起来的170多个乡“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只推翻了32个,其余的都保留下来。
遂溪县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建立后,党的领导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各阶层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各级人民政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积极行使职权,在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动员和挑选农村的进步青年参军参战,组织群众全力支援前线。如西区从1947年至1948年初,先后为新一、二、八团输送了三批兵员,共约150多人。(二)开展减租减息、解放婢女,反对地主富农对农民调耕、逼债行为,稳定农民的租佃权。(三)除匪肃特,维持社会治安。如北区于1947年七八月间,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消灭了以李子才为首的股匪20多人,缴获长短枪30多枝。(四)调解民间纠纷,照顾军、干、烈属。(五)领导和支援各级交通、情报、税收、医疗、修械等部门的工作。(六)合理摊派军粮和按税收政策征收各项税款。(七)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反扫荡、反“三征”斗争,等等。
 
四、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
(一)交通、情报、税收、医疗等机构的建立
为了适应武装斗争发展的需要,遂溪县在建立各级人民政府过程中,建立和健全了以下机构。
1、交通、情报站。〖HT〗把1946年8月已初步建立起来的交通、情报站进一步调整、充实和完善。每个区都设立交通站(亦称总站),总站下设若干分站(也叫联络站)。总站站长均由区的领导干部兼任,另派一专职副站长。在人员配备上,总站一般有8至10名交通员,分站则有3至5名,全县约拥有400人的交通队伍,其中大部分为女交通员。各区交通总站按一定的线路分工,负责与湛(江)、海(康)、徐(闻)、廉(江)、化(县)、吴(川)以及桂、琼等地取得联系,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交通网。情报系统是与交通系统分开单独建立的另一套机构,其任务是专门负责搜集和递送敌人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除一般情报由交通站协助转送外,凡特殊情报或紧急情报均由情报站派专人递送。1947年5月,遂溪县情报站初建时由唐至造等5人负责;1948年3月由黄列负责时扩大为情报总站,代号为“水晶宫”,配有7名工作人员。总站下设四个分站,代号分别为“水帘洞”、“白沙河”、“山龟”、“水鬼”,共有情报工作人员16人。1949年4月“水晶宫”由杨恒万负责。
2、税站。对原有的零星税收队伍(亦称经济队)进行调整充实,建立税站,使其形成一个税收系统。县设立税收总站,站长沈妈才,指导员陈伟荣。各区根据具体情况,设立大税站3至5个,小税站若干个。每个税站都按照实际需要配备武装税收人员,小税站一般配备4至8人,大税站配备10至15人。税站初建立时没有统一的收税标准,后来逐步统一了税率,按过往货物的价格和用途的不同,征收2%至5%的税并发给税单,让货主在游击区内通行而不再纳税。税站收入是很大的,一些大税站,如东海牛姑湾和西北区南坪等沿海税站,每天收入少则几百块光洋,多则1000多块光洋。税收是人民武装和地方工作人员补给的主要来源。因此敌人把税站视为眼中钉,除了经常派重兵围剿税站之外,还经常伪装成商人,袭击税收人员。不少税收人员为坚持税收而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其中有一次,敌人伪装袭击了西北区海上税站当场打死三名税收人员。敌人为了围剿东海牛姑湾税站,曾先后三次包围税站附近的西湾村,捕去无辜群众数十人,烧掉房屋100多间,抢走耕牛50多头,还劫走粮食等物资一大批。
3、医疗站。在遂溪东区和中区各建立了一间流动医疗所,直属县人民解放政府领导,共配有医务人员18名(多数为女医护人员)。军队除了较轻的伤病员留给各地交通联络站护理之外,较重的伤员则送到医疗所治疗。医护人员的工作既艰苦又危险,他们经常东奔西跑寻找药品,敌人扫荡时,还要背着伤病员一天转移数次。病员的伤口妇女们常用口去把淤血和脓水吸出来,遇上敌人时往往用自己的生命来掩护伤病员。
4、修械所。〖HT〗在遂溪中区调罗湾村建立县枪械修理所,初建时只有招离、黄列等几个人,后扩至28人,分为制造地雷、修理枪械、翻新子弹几个组。后来,该所又一分为二,迁设于东、北两区。修械所的工作人员时刻面临着两种危险,一是敌人的围剿袭击,二是本身工作可能导致的意外事故。1947年夏的一天,敌人出动数十人围剿调罗湾村,修械所工作人员急忙向南转移至城里村,其中梁××(别号“惨伯”)因病重高烧,不能走路,当夜在树林里病死。几天后,修械所分为两个组,分别设于丁军村、斑鸠村,两组相距几里路,丁军村组由陈景才、陈德善负责,黄列负责全面工作兼管斑鸠村组。不久,一个反动分子假扮成农民到丁军村山林打柴,侦探修械所的情况。当夜,敌人兵分两路包剿斑鸠、丁军两村,企图把地下修械所人员一网打尽。拂晓时,工作人员发现敌情,随即借灌木林的掩护脱险。又如1948年下半年某日,在西北区的修械所工作人员马里生、周华生、福仔、邓发等人在上村为前线赶制一批弹药时,不幸发生严重爆炸事故,马、周、邓3人牺牲。
5、看守所。为了制止某些地区滥杀犯罪人员的现象,遂溪县人民解放政府委托中区区政府在森林荫蔽的山沟里建立了看守所,配备7个工作人员。其任务是负责监守、审查和教育改造各地送来的犯人。看守所对犯人进行教育、审查后向县人民解放政府提出处理意见,经批准后才执行。
 
(二)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
各级党委和人民政权建立起来之后,中共遂溪中心县委按照中共粤桂边地委的部署,于1947年7月中旬开始在遂溪各区发动群众,开展进行退租退押的清算斗争,当时,首先在遂溪中区新村场村清算了该村地主黄汝清,共退给农民600担稻谷、300条牛、100多只羊。接着,其他一些区也仿效着手这项工作,如遂溪北区河东乡清算了地主陈明镜等。但是,在游击根据地不够巩固的条件下,这种清算斗争的效果并不好,不仅地主、富农惊慌,农民也害怕。有的地区,工作队帮助农民清算好应退得的粮款后,农民却不敢来领取。北区河东乡的农民说:“你们把国民党的炮楼都毁了,我们就敢去领;现在,我们还不敢要。”有些群众基础差的地区,则根本无法开展清算斗争。因此,这种清算斗争很快就停了下来。接着,中共遂溪中心县委决定在遂溪全县范围内普遍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和解放婢女运动。为了利于提高党的威信,利于发动群众,沈汉英决定先从遂溪西区中共党组织工作人员陈德生的家庭开始实行减租减息。这样一来,由于群众看到共产党办事不分亲疏,不徇私情,一视同仁,就认识到共产党是真心诚意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因而很快便普遍发动起来,积极参加减租减息斗争。
 
实行减租减息和解放婢女的政策,深得广大农民的拥护。遂溪当时普遍推行的“二五减租、三七减息”政策;不仅佃户高兴,同时也容易为田主、债主所接受,因而大得人心。在执行中,有的地方进一步把减租同军粮计征结合起来,如遂溪中区对田主的军粮计征是按二五减租后的总收入四、六分成(即军粮占四成,田主得六成);遂溪北区则是按二五减租后田主的总收入对半计征军粮(军粮、田主各占五成)。其实,农民得益远不止减租减息的这一部分。因为当时不少大、中地主已逃往湛江而放弃了收租,一些小地主也因慑于人民武装威力而不敢向农民催收租、债,农民便乘机少交或不交租,至于一些公偿“死地主”的租谷,更是无人收取了,所以有些地方便无形中变成了废租废债。尤其是遂溪中区赤泥地一带农村,农民批耕多,且多是批耕外乡地主的田,因而农民得益更大。如调罗湾村有30多户农民耕种地主的田,过去每年要交给地主400至500石租谷;自实行二五减租后,每年便少交了100多石租谷,平均每户农民得谷4石。到了1948年地主不敢来收租了,几乎等于免了租,故调罗湾村的农民便每户多得了10余石稻谷。
 
遂溪各地在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同时,采取农会出面、工作队协助对婢女的主人讲清道理的办法进行解放婢女工作。由于人民武装的节节胜利,减租减息的声势浩大,解放婢女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据遂溪中区的城里、迈泗等5个村庄的统计,当时就无条件解放了婢女34名。婢女在离开主人家时,一般都由主人根据其当婢女时间的长短,适当发给安家费。她们离开主人家后,有的回到家乡,有的参加了革命队伍,当上医护人员,或成为出色的交通员,甚至有的后来还成为党的领导干部。在此期间,人民政府还明令禁止放高利贷、谷花、糖花、豆花等重利盘剥农民的行为,多方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民群众从斗争中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因而共产党深深地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爱戴和支持。遂溪之所以成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要钱出钱、要粮出粮、要人送人、攻不垮、摧不毁的革命游击根据地,就是由于有广大人民群众作伟大的中坚和后盾。遂溪人民除了源源不绝地输送大量兵员到部队之外,每年都提供了200多万斤大米作军粮。这正是革命之伟力的深远渊源所在。
(三)开辟新区 固老区
为了推动雷州地区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共遂溪中心县委在建设和巩固遂溪游击根据地的同时,指示各地要积极开辟新地区,扩大人民武装的游击活动区域。首先要做好遂溪县范围内的新区开辟工作,以巩固老区。为此,遂溪各地在新一团、新二团和区、乡武装的密切配合下,对新区采用武装队伍和统战工作相结合的方法,选派精干工作队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做好巩固工作,努力把老村庄与老村庄之间、区与区之间连成一片,尽量扩大共产党的控制区域。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党组织控制区域得以迅速扩展。到1947年冬,中区所控制的村庄由原来的80%扩大到96%;北区从1947年5月起,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就开辟了140多条自然村,加上原有的20余条,党组织所控制的村庄便占全区自然村的95.2%;西区也成倍地扩大了控制区;西南区则开辟了10多个乡,除敌人设有据点的几个圩镇外,全区农村已联成一片;此外,东南区的武工队还积极开展了湛江市近郊海头、志满、铺仔圩、新圩和太平等圩镇附近广大农村的地下工作。至1947年底,遂溪全境除少数圩镇反动据点外,广大农村已几乎属共产党控制,并且连成了一片。这对于巩固老区、建设遂溪游击根据地是极其重要的。
 
其次是加紧海康县的开辟工作。为了加强党组织对海康县革命斗争的领导,遂溪中心县委于1947年8月组建了中共海康县工委,由中心县委副书记沈斌兼任工委书记(10月至11月由陈醒吾任书记),欧汝颖、肖光章、周立人、黄轩为委员。海康县工委成立后,总结过去以大部队开辟新区不能巩固的教训,决定以大部队和小股武工队相配合的办法来进行新区的开辟工作,并通过遂溪中心县委从遂溪抽调一批骨干到海康加强武工队。当时中共海康县工委先后组建了三支武工队。其中:中区武工队队长林子枫,指导员欧汝颖,活动于南兴、东洋一带;西区武工队队长陈兆昌,指导员林亮,活动于雷城以西的杨家、企水、乌石一带;东区武工队队长李宗绿,指导员郑质光,活动于调丰、东海仔一带。在海康活动的新一团、新十二团等为配合武工队开展工作的需要,乃猛烈地打击那些反动地方武装,大力开展宣传工作。活动在各区的武工队则采取对上层开展统战工作,对下层加强教育发动工作,以教育发动下层为主的办法。一方面加强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上层社会中间势力和民主人士,使其对共产党的活动采取支持或中立的态度,以利于共产党在下层社会的群众中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则在下层社会的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发动和组织他们开展反“三征”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党员和建立支部,进一步组织地下的或半公开的武装队伍。这样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先后开辟了海康的东、西、中部和南部地区,使海康县逐步变成中共活动的半公开地区。
 
再次,就是积极开展徐闻县的工作。徐闻县位于雷州半岛的最南端,反动势力较大,党组织基础薄弱,全县在抗战胜利之初只留下8名党员,并一直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为了开展徐闻县的工作,中共遂溪中心县委于1947年10月分工陈醒吾兼管徐闻县工作,并把党员郑质光等人从海康调往徐闻。他们与当地的地下党员陈德盈等接上关系后,便到下洋、前山一带,将抗战时期曾参加地下游击小组的群众组织起来恢复活动,开展群众工作。1948年春节期间,中共遂南县工委根据上级指示派谭国强回徐闻工作。几个月后,他们逐步恢复和开展了下洋乡那板塘、枝子、边坡、下港、福场、湖仔、湾仔等60多条村庄的群众工作,收缴了敌人贮藏在那屋粮仓的武器,建立了一支拥有30多人枪的武装队伍。从此,徐闻县的武装斗争便逐渐开展起来。海康、徐闻等新区工作的开展,对遂溪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起了积极的支援作用。
 
五、大力开展武装斗争
1947年5月20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作出《接受中央二月一日指示的决议》,强调“一切都应为着武装斗争、群众斗争的发展与党及群众组织的巩固”,认为“这是南方党为接受中央指示的当前最中心的任务”,并指示“为着完成以上任务,必须……大胆放手,深入群众发动斗争,一直走上为建立新解放区而斗争。”见广东省档案馆编纂《华南党组织档案选编》第49页。
 
是年夏,遂溪县的革命武装斗争已得到广泛地开展,而毗邻的海(康)、徐(闻)地区尚未打开斗争局面。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代司令员吴有恒针对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形势,决定集中部分主力南下海(康)、徐(闻),打击当地反动势力,开辟新区。5月初,吴有恒率领新一团、新二团,以海康西区区中队为向导,拟取道海康西部地区南下海(康)、徐(闻)。当先头部队到达遂溪西南部的河头圩时,遭到驻河头之敌的阻击。在激战中,新一团第三连连长王国春牺牲,海康西区负责人兼区中队指导员周立人负伤。战后,人民武装改变行动计划,向北转移,于当天夜里转移到海康田头村。第二天,遂(溪)、海(康)之敌纠集400多人的“联剿”武装尾随而至,在田头村与人民武装遭遇。人民武装采取逐个击破战术,先击溃海康之敌,再围歼遂溪之敌,经过半天激战,共毙伤敌人40多名(其中中队长2名),人民武装伤亡数人。这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遂溪、海康两县的反动武装,挫了敌人的“联剿”锋芒,为武工队开辟海康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5月中下旬,遂溪县人民武装根据吴有恒的指示分兵活动,由沈斌带领新一团第一连和新二团第三连奔袭东海岛之敌;新二团其余各连留在遂溪各区活动;新一团其余连队则分头到原属法国租界的村庄去发动群众,收集民间枪枝,进一步壮大队伍。
东海岛位于湛江市之东南,是湛江市属一个较大的岛屿,人口约7万,面积200多平方公里,地形平坦狭长。该岛因离湛江市区较近,交通不便,党组织在岛上长期采取秘密形式开展活动,已控制许多学校及大部分农村,而敌人在岛上的兵力只有区中队及盐警队共100多人。吴有恒对奔袭东海岛的军事行动作了分析,认为:(一)利用群众基础较好的条件,出敌不意攻打东海岛,从敌人背后给予一击,逼使敌人回兵防守湛江,打乱其扫荡计划;(二)攻打东海岛,壮人民武装军威,便更有利于征集当地民枪,发动群众参军,扩大武装部队;(三)攻打东海岛造成的声势和影响,有利于党组织进一步扩大岛上活动地区,巩固和发展农(渔)村的群众组织和党组织,为进一步在岛上建军、建政和建立海岛根据地创造条件。5月31日,沈斌率领新一团第一连和新二团第三连共约200人,从遂南的通明港上船,乘夜黑直抵东海岛。登陆后,在岛上抗征中队和当地游击小组的密切配合下,于凌晨开始分兵两路出击。第一路通过内应迅速消灭了水流沟乡队,紧接着进攻敌盐警队,一小时结束战斗,共缴获步枪数十枝、轻机枪1挺。第二路首先围歼驻东山圩敌盐警总队,缴获步枪30余枝和一大批物资,继而会同第一路部队攻打国民党东山区政府和自卫中队,因地势不利,转而围攻敌区长和区队长的住宅。战斗了一整天,至深夜时,因敌援军九二旅一部将渡海而至,人民武装便停止围攻,连夜转移到调军村。次日上午在西坑村击退敌援兵的追击,后主动撤离该岛。这次攻打东海岛,不仅逼使敌人回兵防守湛江市,打乱其“扫荡”计划,而且壮大了人民武装声势,动员了100多名群众携带出100多支法国式步枪参军参战,成立了东海连,扩大了革命武装队伍,同时建立了牛牯湾税站,同年7月成立了中共东海区区委会。其后,党组织在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及分耕废债斗争的基础上,于1948年5月建立了人民政权,使这个原来反动势力统治较强的孤岛逐步发展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中共粤桂边区党委的一些重要会议和整风学习都在此岛举行,地委和区党委的电台、报社、出版社等也常设此岛。
攻打东海岛之后,新一团集中在遂溪中区调村进行整编,由五个连扩编为三个营和一个便衣队、一个政工队。扩编后,团长、政委、军需主任不变,政治处主任莫克。第一营营长唐林,教导员钟江;第二营营长符焕英,教导员全国明;第三营营长苏良,教导员陈海(后改任第二营副营长);团部便衣队长朱华,政工队长莫克(兼)。全团1000余人,配备轻机枪7挺、掷弹筒1门、机关炮1门、长短枪1000余枝。此时,各连队均建立了党支部,党员占总人数10%以上。7月上旬,吴有恒指示新一团进一步分兵发动群众,扫除遂溪和遂(溪)廉(江)、遂(溪)海(康)边境的反动区乡据点和地方反动势力,配合当地开展减租减息,建立人民政权。据此,金耀烈于是率领第二、三营到遂溪南区和遂(溪)海(康)边境活动,李晓农率领第一营到遂溪西北区和遂(溪)廉(江)边境活动。新一团在分兵活动中,除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帮助建立政权外,还积极会同兄弟部队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第一营会同廉江新三团一个连,在遂安公路伏击押送壮丁之敌,除新三团的缴获外,新一团第一营俘获警察局特务3名,缴获步枪10余枝,释放了1000名壮丁。继而又在遂溪西北区区中队的配合下,在长板塘附近伏击遂溪县敌自卫大队梁廷和中队,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数枝,毙敌3名。与此同时,金耀烈率领的第二、三营在西南区中队和武工队的配合下,相继攻克了江洪港盐警队和纪家反动教堂,除接受一个盐警队投降外,缴枪数十枝。接着,又攻打海山、余村反动据点,毁敌炮楼2座,缴枪10多枝,并击退了前来增援的敌保安团和遂溪县自卫大队共400多人。在打援战斗中,第三营副教导员陈海英勇牺牲。
 
6月底至7月初,中共粤桂边地委书记温焯华和由中共香港分局派来南路指导工作的林美南、钱兴等三人,在遂溪主持召开遂溪中心县委会议,时间三天。会议根据敌人扫荡的重点将移到遂溪,人民武装粮饷缺乏,群众负担过重(部队及地方工作人员达2000人以上)等实际情况,决定着手进行如下几项工作:(一)停止建立村人民政府,暂时不搞清算地主富农的运动;(二)整训部队,改造主力(不能依靠符春茂部为主力),在部队建立党组织和加强政治工作,暂不发展脱产部队,建立不脱产群众武装,以减轻人民负担;(三)积极开展群众斗争,实行退租退息和准备减租减息;(四)县一级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区以下党组织划分为公开、秘密两个系统;(五)布置遂溪的反扫荡斗争,主力准备移向廉江,配合化(县)廉(江)主力打击廉江的弱小之敌。
 
这次会议之后,新一团根据粤桂边地委和边区司令部的部署,于7月间北上会同廉、化的新三、新四团,准备进军勾漏山建立根据地,在进军过程中,新一团曾在廉江牛头营一带击退国民党廉江县自卫大队的突然袭击,缴枪10多枝,新一团3人阵亡;继而在廉江山底击退敌保十总队和李辉强自卫大队共500余人的联合进攻,毙伤敌20余人,新一团第一营营长唐林负伤;接着又在白花山与尾随追击的敌保十总队再次激战,新一团经过苦战后突破敌人的包围,撤出战斗,此役新一团伤亡20多人。这次进军,由于人民武装对勾漏山的地形不熟,并且当地又缺乏党的群众工作基础,加上敌人不断尾随追击,致使人民武装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没有达到开辟山区根据地的目的。
 
新二团自1947年4月成立之后,便以连队为单位,在遂溪县境内分兵活动,配合各区中队打击反动乡、保武装,开辟新区,开展减租减息、反“三征”等群众运动和建立人民政权。第一连主要活动于遂溪西区、西北区、北区和中区;第二连主要活动于遂溪东区、东南区和中区;第三连主要活动于遂溪南区和西南区。第一连在配合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击退了袭扰遂北之遂溪县自卫大队和廉江分界乡队共140余人,毙敌4名,缴枪3枝;接着又连续攻克北区坎头岭和西北区烟楼保公所,略有缴获;继而袭击了杨柑乡公所,并在西北区曲水泊和西区龙湾仔等地先后击退来犯之敌,共毙敌5名,缴枪数枝;7月底在中区泮塘村仔被敌保十总队一个加强营500多人包围,经苦战三个多小时后突破重围,毙敌7名,第一连伤排长一人。与此同时,活跃于东区的第二连,在东区中队的配合下,两次伏击黄略乡兵,共歼敌30多名(其中毙乡队长2名),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30余枝,后又相继袭击了敌之林东、南和两乡公所,缴获步枪40多枝,子弹2000余发。在此期间,东区武工队袭击冷水坑敌乡公所,缴获长短枪20多枝。
由遂(溪)、海(康)两县联合组建的第九团主要活动于遂(溪)、海(康)边境,其任务是配合当地小型武工队开辟海康新地区。该团于6月成立后不久,便围攻遂溪西南部的敌纪家乡公所,敌人慑于人民武装威力,在人民武装军事和政治攻势下,宣布投降,交出20枝步枪和5枝短枪。随后,第九团在纪家圩内出布告、开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但是,由于该团主要领导人的失误,在该圩拖延两天后才南下海康唐家圩,进驻下陈村。次日凌晨,即遭海康谢龙雨自卫大队和反动乡队共600多人的突然袭击,第九团陷于被动,直至晚上7时才完全摆脱敌人的追击。是役,第九团牺牲三人,伤一人。7月初,第九团经过总结整训后撤换了团长(兼政委),并改番号为第十二团,由陈拨任团长,沈斌任政委,欧汝颖任副政委,其余领导干部不变,所辖五个连队的编制也不变,只是抽出少量骨干组成武工队,配合海康党组织开辟新区。
 
第四节 现战略转移和重建主力部队
一、主力部队东、西挺进
(一)笔架岭战斗
雷州地区以遂溪为中心的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使敌人甚为震惊。敌人曾相继派保十、保九总队到遂溪“清剿”。1947年9月,国民党广东省府主席宋子文到任后,派省保警处处长陈沛到南路来接替林英,任“粤桂南区清剿指挥部”总指挥。陈沛于10月到南路后,按照宋子文“重点进攻”的指令,除调集保十总队和茂名、电白、化县等三县的反动地方武装“重点进攻”吴川、化县之外,还调集了保一、保二总队和保九总队一个营及反动地方武装共1800多人,“重点进攻”遂溪游击根据地,对老区实行烧、杀、抢政策,妄图彻底摧毁遂溪的革命基础,搞垮遂溪根据地,恢复其反动统治。在陈沛到任前后这段时间,遂溪游击根据地在敌人的“清剿”下,除一批无辜群众惨遭屠杀之外,先后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有西北区妇女干部李兰、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支尧光、曾被派到符春茂部工作的郑贤儒,还有南区负责人周超群、林飞雄、莫克、全德珠等,他们有的是在受尽敌人的折磨之后英勇就义的。
 
陈沛“重点进攻”遂溪的重要战术之一,就是“突袭穷追”、“歼其主力”。当时,新一团和新十二团是在沈汉英的率领下集中活动的,在遂溪西北区发现敌情时,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乃从西北区撤到中区,又从中区撤到南区,拟伺机攻打通明港之敌。但敌人仍集中兵力穷追不放,于当晚分三路向新一团和新十二团包围过来。沈汉英决定不与强敌硬拼,乃率领部队连夜撤退到中区调村一带,翌日凌晨再转上中区调罗湾村一带,以避开敌人。但是敌人还是紧紧尾追,并且所到之处,都是烧杀、抢掠,尤其在南区最为猖狂。新一团和新十二团的战士在撤退中,看到敌人烧屋的冲天火光,听到屠杀群众的狂叫枪声,无不痛心疾首,怒不可遏 ,纷纷要求给敌人以严厉惩罚。新一团和新十二团撤到调罗湾村的第二天,即1947年11月4日,上午9时许,侦察员报告约有300余敌人从调村往城里方向开过来。沈汉英随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面对死死追击的敌人该怎么办的问题。会上大家都主张“打”。沈汉英根据当时的情况,也想利用笔架岭的有利地形和当地群众基础较好的条件,伺机伏击敌之一路,以挫敌锐气。开会间,排哨报告敌人来了,但接着又报告说不是敌人,只是一群挑夫,可是话刚说完,排哨就和敌人打起来了,原来那群挑夫是敌人化装的尖兵。敌人很快就有一部分冲到司令部驻地的村边。沈汉英当即命令新一团第二连冲出村去迎击村边的敌人,接着命令其余部队抢占笔架岭上的有利地形。敌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新一团和新十二团阵地发起冲击,新一团和新十二团指战员们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英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牢牢地守卫住阵地。不久,新二团第二连和东区区中队加入了战斗。下午6时许,敌人除保一总队全部投入战斗外,又从湛江驰来400多援兵。中区的区、乡队和各村队在笔架岭之东的高阳附近,对增援之敌展开阻击,因此,整个战场延伸10多华里,战斗打得更为激烈。薄暮时分,天黑前,新一团和新十二团主动撤出战斗,而敌人也慌乱撤回了湛江市。是役,敌军伤亡100多人,新一团和新十二团伤亡48人,其中牺牲了杨伟昌、戴总保、梁彪三位连长。
这次战斗,敌军先后投入兵力1500多人;人民武装除新一团外,还有新二团一个连,新十二团三个连,以及附近的区中队、乡队和村队,共约1000人左右投入战斗。敌军人数多于人民武装三分之一,其装备也占绝对优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人民武装指战员不畏强敌,英勇战斗。敌人在战后也不得不承认其对人民武装的不怕死精神感到可怕。此次战斗,使敌人尝到了人民武装铁拳的苦头,使其妄图通过“重点进攻”歼灭人民武装主力,彻底摧毁遂溪革命基础的阴谋受挫,使根据地人民避免了更严重的摧残,根据地巍然屹立。然而从战术方面来说,这次战斗毕竟是被逼着打的,失却了主动,因而结果成了一场消耗战。
 
(二)东、西挺进
1947年11月,参加东纵北撤的黄其江、马如杰等奉命回到雷州地区,12月,撤销遂溪中心县委,成立中共雷州工委。次年2月,根据形势的变化与任务,中共雷州工委在黄其江的指导下组建了中共遂北县委,并对中共遂南县工委负责人作了调整,遂北县委和遂南县工委直属雷州工委领导。
 
此时,敌人采用“重点进攻”方针,集中保一、保二、保九、保十总队〖ZW(〗1948年初广东保警总队改为保安团。〖ZW)〗和九二旅两个营及茂、电、化三县的自卫大队,共约5000人的反动武装,已先后摧残了吴川和化县的革命基础。陈沛在全面恢复了化、吴地区的反动统治之后调回广东省府,由张瑞贵接任“粤桂南区清剿指挥部”总指挥。张瑞贵按照宋子文的指令,继续推行“重点进攻”方针,并把“清剿”重点转移到遂溪和廉江,在遂(溪)、廉(江)各条主要交通线上密筑碉堡,妄图用“固点联线,分割包围”的方法来逐个地摧残遂(溪)、廉(江),把人民武装主力压缩到雷州半岛来聚歼。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根据南路地区的敌我情况,明确指示中共粤桂边地委要在军事上“打出去”,进行外线作战,开辟新区,以吸引、分散敌人的兵力。中共粤桂边地委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决定将南路主力部队分东、西两路挺进粤中和十万大山地区,以外线作战来粉碎敌人集中兵力“重点清剿”南路的阴谋;并决定西进十万大山的部队以新一团为主,另外抽调光中团三个连、廉江沙铲大队和长山中队组成,共700多人,编为六个连,由金耀烈任团长,李晓农任政委,程耀连任政治处主任。全团配备轻机枪5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600多枝。东进粤中地区的部队由新四团的第一营(除第一连外)、第三营和茂(名)电(白)信(宜)一个连、新三团二个连、新二团二个连和新十二团大部分组成,共800多人,编为三个营,配备重机枪1挺、轻机枪12挺、长短枪800余枝,由欧初率领,由黄飞任军事指挥员,黄东明、涂沙分别任第二、第三军事指挥员,罗明任政委,陈军任政治处主任。
中共雷州工委为使主力部队转出外线作战之后能继续坚持和发展雷州地区的武装斗争,除了遵照中共粤桂边地委的决定,抽调本地区的主力部队新一团、新二团和新十二团组编东进和西进部队之外,还决定将原新二团的指挥员郑世英、陈兆荣及新一团的第八连和新十二团的第一连留下来,既作为当前坚持本地区武装斗争的主力连队,又作为下一步重建主力团队、发展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
 
西进和东进部队先后在1948年2月下旬和3月上旬离开遂(溪)、廉(江)地区。敌军发现人民武装分两路打出去之后,慌忙组织兵力追堵。敌之保九团穷追西进部队到十万大山,保二团团部带两个营赶到合浦驻防。这样,敌人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遂(溪)、廉(江),在雷州地区聚歼人民武装主力的阴谋就全部落空。由于人民武装主力部队实行东、西挺进,实现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关于“打出去”的战略意图,不仅粉碎了敌人“重点进攻”遂(溪)、廉(江)的阴谋,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兄弟地区的革命斗争。
 
在主力部队东、西挺进前夕,化县、吴川、茂名等县的党员干部和人民武装数百人,因难于在当地坚持活动,而相继转移到遂溪游击根据地进行休整,主要集中在遂溪西北区、西区和中区一带,在经费、粮食等方面给遂溪党组织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加上东、西挺进的部队急需一笔经费和大批粮食,因而遂溪的财经、粮食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强烈革命热情和高度政治觉悟的遂溪人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一方面不畏国民党的“清剿”,继续坚持斗争;另一方面在党组织的发动下,积极筹粮筹款,并派出武装人员收税、缉私,积极支持邻县部队和为东、西挺进部队筹集经费。然而,由于当时中共粤桂边地委和高雷地区党组织致力于主力部队东、西挺进前的准备工作,对组织和领导反“清剿”斗争有所忽视,而让敌人的大举“清剿”有可乘之机,致使革命斗争一度陷于被动。在此期间,遂溪西、北、中、西北等4个区先后遭敌人扫荡达120多次,共有600多名群众被捕,66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主力部队东、西挺进后,高雷地区的沉闷局面逐渐被打开,革命形势逐步恢复和发展。此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为支援外区的斗争和开辟新地区,遂溪党组织根据中共粤桂边地委指示,先后派员赴广西、合浦、徐闻、海康等地开展工作。如:到合浦的干部有陈马仁、王乔、赵笔参、叶广太、陈怀德等;到茂(名)电(白)信(宜)的有叶锦、简常、叶高、梁甫、马光、马朝亦等;到徐闻、海康的有梁新、蒋如信、吴有廉、陈康华、李超儒等。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遂溪共向外县派出干部100多人,有力地支援了外县外区的革命斗争。
二、重建主力部队 主动出击敌人
(一)1948年初的形势和遂溪党组织的调整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47年7月起在华北战场转入战略进攻以后,蒋介石妄图依靠美援经营华南,作为继续进行反革命战争的基地,乃于1947年9月派宋子文出任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于9月底到任后,在政治上,一方面更加无耻地出卖国家主权,以谋获得美援,另一方面则多方扶植、统一广东反动势力,离间、分化民主力量,拉拢地方势力,以支持其内战。在军事上,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分期清剿,重点进攻”的所谓“绥靖新政策”,把1948年划分为两个“清剿”期:第一期(1至6月)“清剿”之目的为强入游击区,歼游击区主力(即所谓三分军事);第二期(7至12月)继之组织反动地方武装,建立保甲政权,修筑碉堡,扩充特务,强迫自新(即所谓七分政治)。宋子文“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工作之后,一面动员他所有的全部兵力,包括10个保安团、3个补充旅及一切地方反动武装,互相配合……向雷州地区发动比过去更大规模的重点进攻;一面又积极扩编新的力量及收编土匪,以增强兵力,并陆续投入清剿战线……对游击区进攻一步一步地加紧进行”见香港分局1948年指示《半年工作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原文载于《华南党组织档案选编》第7页。1947年12月,张瑞贵继任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之后,在宋子文的“第一期清剿”计划指导下,把“重点进攻”从化(县)、吴(川)地区转向遂溪、廉江,把原驻化(县)、吴(川)的保安部队全部集中到遂溪、廉江来,妄图把人民武装主力压缩到雷州半岛聚歼。其时,人民武装主力部队实行东、西挺进“打出去”,诱敌分兵追击,致使敌人在雷州地区的兵力相对削弱了。1948年5月以前,敌人留在雷州地区的保安部队有保十、保一两个团和保二团一个营;而人民武装主力东、西挺进后,留在雷州地区的兵力除区、乡武装之外,主力部队只有原新一团的第八连和新十二团的第一连共180多人,另有原新四团留在遂溪坚持活动的第一连90余人。因而,敌军的兵力包括各县的地方反动武装在内,还是处于绝对优势。敌人凭借着1947年冬季以来建筑的碉堡(此时还继续建),对遂北地区进行猖狂扫荡,甚至二三十人也敢出来袭击游击区税站,残害群众。这时,遂溪以至整个雷州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尚处于被动状态。在敌人残酷扫荡下的遂溪根据地,尤其是靠近化(县)、吴(川)的遂北地区,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情绪都比较混乱,人民武装的粮食和弹药供应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1948年2月10日(春节),中共遂北县委在西北区金刚村糖寮屋宣布成立,书记马如杰,副书记陈醒吾(同年4月接任书记),委员陈开濂(兼遂溪县人民解放政府县长)、周德安(兼组织部长)、何珍(兼群运部长)、何德(兼宣传部长,同年12月接任书记)、叶卓锋。下辖东、中、西、北、西北五个区委会:东区区委书记梁立(次年1月后黄列),区长吴有廉(12月后支世杰);中区区委书记周德安(10月后杨华汉),区长林和庚;西区区委书记何珍(11月后陈耀南,次年2月后梁乔栋),区长梁乔栋(次年2月后陈生);北区区委书记何德(8月后邹发),区长李志民;西北区区委书记叶卓锋(次年5月后李炳),区长周锡经。
2月中旬,第二届遂南县工委成立,书记杨美经,副书记陈质彬(兼抓南区五、九区片的党组织工作),委员林飞雄、唐荣益(管军事)、黄廷瑶、黄色伍。下辖两个区委会:南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林飞雄(5月林飞雄牺牲后由莫克接,6月莫克牺牲,由唐荣益接),西南区区委书记由杨美经兼任(6月后黄廷瑶),区长黄培桂。次年6月,杨美经调任第七团政委,由唐荣益接任工委书记。
1948年3月下旬,中共雷州工委鉴于人民武装主力部队东、西挺进后敌情的变化,为改变武装斗争的被动局面,乃根据中共粤桂边地委的指示把中共遂北县委书记马如杰调出,负责组建主力团的工作,并调陈醒吾接任中共遂北县委书记(12月后何德)。同年六七月间,粤桂边区党委决定撤消中共雷州工委,成立中共高雷地委,任命温焯华为书记(8月由沈斌任书记,方兰为副书记),支仁山、沈斌、方兰、陈醒吾、陈兆荣为委员。地委辖遂北、遂南、海康、徐闻、湛江、化(县)南、吴川、梅茂、廉(江)东南等地区的党组织。
 
(二)第二支队第八团的建立
1948年3月,中共粤桂边地委根据人民武装主力部队东西挺进后敌情的变化及各地区地方武装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重建各地区的主力部队,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改变武装斗争的被动局面,并决定由支仁山任第二支队司令员,负责组织第二支队。3月下旬,根据中共粤桂边地委的指示,黄其江召集沈汉英、陈兆荣、马如杰、陈醒吾、郑世英等人在遂溪中区开会,传达中共粤桂边地委的指示及研究重建主力部队的问题。会议根据遂溪现有武装力量的情况,决定以原新一团第八连和新十二团第一连为基础,并从各区中队抽调部分干部和战士,组建起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支队第八团。4月7日,第八团在遂溪西区安贡村成立,团长郑世英,政委马如杰,副团长唐林(11月至次年3月陈龙门为该团副团长),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陈拨。全团300多人,编为三个连和一个便衣队:第一连连长唐仕宏(后赖理),指导员王建魂(后杨瑞);第二连连长郑剑锋(后吴世标),指导员马成斌(后王南);第八连连长陈景春(后郑九),指导员黄河(后李华安);便衣队长陈晋(后陈界)。同年5月,根据雷州工委的决定,海康连(110多人)划归第八团领导,该连连长林一枝(后吴其珠),指导员林德(后郑文光)。
中共雷州工委在建立第八团后不久,于4月间将符春茂部100余人编为新五团,任命符春茂为团长,符学义为副团长,并派出宋群为政委,符焕英为政治处主任,李卓彬为副主任。下面不设营连编制,战斗人员按班、排编队后直属团部指挥。其时,化(县)、吴(川)、梅地区也重新组建了新四团,辖四个连队,共280多人。
1948年6月,粤桂边区党委、临时军委决定,高雷地区正式成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支队,支仁山任司令员,温焯华任政委(8月后沈斌),副司令员王克,政治部主任卢明,副主任何文(12月后殷杰)。第二支队下辖新四团、新五团和第八团。
 
(三)歼敌巡逻队 巧袭杨柑圩
1948年春,驻安铺的国民党广东保二团为了控制遂(溪)廉(江)边境的主要交通线,在遂(溪)安(铺)公路上密筑碉堡,并派出一个排驻守骑牛铺仔附近的碉堡。敌人每天派出三四十人在骑牛铺仔至遂城这段公路上巡逻,或化装商人袭击人民政权派出的税收人员。遂溪北区税站陈洪芝就是这个时期在这段公路上遭敌人袭击牺牲的。其时,敌人既十分狂妄又十分麻痹。刚刚建立起来的第八团根据中共遂北区区委提供的情报,掌握了敌人的行动规律后,决定伏击这股骄横之敌。
 
4月9日黎明前,第八团在团长郑世英和政委马如杰的指挥下,第八团三个连和西南区中队分头进入掩蔽点设伏。一连埋伏在公路南边的新沙塘村附近树林中;八连埋伏在公路北边的边塘村稔仔山一带;二连两个排负责堵前,一个排负责截后;西南区中队为机动队,随指挥部留守新沙塘待命。各连队埋伏等待三个钟头,骑牛铺仔之敌尚未见动静,但驻遂城之敌却有五六十人西行至风朗飞机场附近,意图未明。第八团团部即令第二连密切监视和警戒这股敌人,其余部队继续坚持掩蔽待命。
上午10时许,驻骑牛铺仔的敌军30多人走出了碉堡,大摇大摆地在遂安公路上巡逻。当敌军完全进入伏击圈时,负责正面截击的第八连立即向敌人开火,并迅速抢占阵地,形成半包围圈;掩蔽在沙塘村附近的第一连也迅速从敌之背后包抄过来,堵死敌人的退路。这时,北区区中队从水流村冲至骑牛铺仔附近,牵制碉堡内之余敌。第八团各连迅速缩小对敌包围圈,把敌人压到低洼地,以猛烈的交叉火力射击和手榴弹轰炸。不到半个小时,敌兵除3个漏网外(这3名敌兵原作尖兵,逃入附近村庄,后被村队打死),其余全部就歼。是役共毙敌上尉营长兼第一连连长以下官兵18名,重伤2名,俘敌10余名(后在百桔村教育释放),缴获白朗林轻机枪2挺、掷弹筒(脚腿炮)1门、步枪20余枝、手枪2枝、榴弹枪3枝、子弹2000余发。战斗中,第八团2人负伤。
 
骑牛之战虽小,但这是人民武装从1947年12月以来第一次主动打击敌人的战斗,而且是一场打得干脆利索的歼灭战。它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中以小胜多的原则,大长了革命军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骄横跋扈的威风。战后,遂溪各区乡人民武装乘敌人惊慌失措之机,猛烈袭击敌人离圩镇较远的碉堡,结果全县共拔除敌碉堡26个,使敌人在遂溪实行的碉堡政策濒于破产。
 
5月初旬,驻杨柑的国民党遂溪县自卫大队第二中队参加该乡庆祝南京“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的活动,除哨兵和一勤务兵留守营房外,其余敌兵每晚均徒手到广场看戏。第八团团部根据在该中队做“内线”的地下党员提供的情报,与中共遂溪西区区委研究了具体作战计划,决定从第八团便衣队和西区便衣队中挑选10个人组成突击队,对驻杨柑关帝庙之敌进行突然袭击,其余各连负责掩护和外围警戒。5月2日深夜,“内线”依计划行事,悄悄把哨兵的机枪破坏了。接着,突击队乘机攻入敌营,速战速决,毙敌2名,伤敌2名,俘敌4名,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30多枝、短枪2枝、子弹约10000发和其他军用品一批。徒手在广场看戏的20多名敌兵,一闻枪声即作鸟兽散。“庆祝”活动就此收场,敌中队也就此被消灭。
 
骑牛岭、杨柑圩两次战斗的胜利,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打破了游击区武装斗争的被动、沉闷局面,在军事上开始变被动为主动。1948年5月,香港分局在《给西江工委指示信》中指出:遂(溪)廉(江)坚持斗争,“四、五两月缴敌轻机枪四挺,步枪数十”,这是“在反对保守逃避斗争下,坚决出击”的结果。6月,香港分局在对南路工作指示中又对这两次战斗作了肯定,强调指出:“应该保重四、五月两次出击胜利的宝贵经验,很好总结”。
 
(四)夜袭湛江市
1948年6月,敌保一团调防粤中、广州地区,南路之敌的进攻重点已转向钦廉、防城地区,雷州地区只有保十团分驻遂溪、湛江,保二团一个营驻安铺(其中一个连驻湛江)。保十团按照张瑞贵的命令,派其第二营驻湛江,其中一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驻西营负责警卫“粤桂南区清剿指挥部”,剩下两个连驻守赤坎。雷州地区之敌较前空虚,并且兵力分散。这无疑是人民武装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时机。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为了反击宋子文的“第二期清剿计划”,牵制敌人,配合其他地区尤其配合建立山区根据地的斗争,并为解决人民武装的供给困难和改善装备,粤桂边区党委临时军委书记梁广于6月下旬在遂溪召开军事会议。与会的有温焯华、黄其江、沈斌、方兰、支仁山、黄明德、叶宗玙、陈兆荣、殷杰、马如杰、郑世英等和个别情报工作人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有关指示及粤桂边区的敌我态势,制定了发展边区斗争局面的战略方针,坚持采取积极军事行动、变被动为主动的原则,作出北上化(县)吴(川)、南下海(康)徐(闻)的战略计划,以及集结高雷地区主力部队,袭击国民党南路反动统治中心湛江市的重要决定,并指定第二支队政委温焯华、司令员支仁山负责这场战斗的组织和领导。会后,参战部队多次派员化装进行实地侦察,情报工作人员还深入敌军内部对敌兵力分布和调动情况进行了侦察。经过周密了解赤坎敌军驻地分布情况之后,第二支队司令部决定:新四团和新五团负责警戒遂城和西营两方面之敌,第八团主攻赤坎之敌,建立前敌指挥部,由中共高雷地委委员陈兆荣负责,统一指挥入城部队的行动;袭击赤坎之敌的任务是重点消灭驻广荣声炮竹厂之敌保十团第二营营部。为顺利完成战斗任务,第二支队司令部决定对重点攻击目标采取突袭战术,从机关及第八团等部队和支队司令部挑选60多名手枪队员,组成几个突击队,分头担负突击任务。其中一个突击队由郑贤培、梁太安任正副队长,担负突袭驻广荣声炮竹厂之敌保十团第二营营部的任务;第八团的第八连则担负掩护郑贤培突击队进攻的任务。
 
1948年7月8日,各参战部队集结于毗邻湛江市的遂溪合流村。9日,温焯华、支仁山进行战前动员,宣布入城纪律,强调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政策。
9日深夜,各参战部队按计划进入作战岗位,突击队分头潜入赤坎,接近各自的攻击目标。10日凌晨2时左右,袭击广荣声炮竹厂的突击队首先发起攻击,仅10分钟左右的时间便消灭了炮竹厂内的大部分敌人。但在一个较大的房间里,还有几十名敌人负隅顽抗,而突击队的手榴弹和子弹此时却将打完。在这危急关头,突击队长郑贤培英勇神速地冲入另一间房子,夺过一敌兵的轻机枪,对负隅顽抗之敌猛烈射击。大房内的几十名敌人只好放下武器当了俘虏。此时,别的突击队击毙国民党琼湛工作站主任张辅森;驻赤坎其它据点之敌也在人民武装火力控制下,龟缩营房不敢出来;西营之敌因不明情况,不敢援救赤坎。不到半个小时,战斗就全部结束了。经过打扫战场、处理俘虏后,人民武装在东方日出的时候带着战利品顺利撤离市区。
 
这次战斗,驻广荣声炮竹厂之敌除一个副营长和两个士兵带了一挺轻机枪逃脱外,其余全部就歼。计毙敌连长以下80余人,伤其连长以下40余人,俘虏4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11挺、长短枪180多枝、手榴弹100多颗、掷弹筒(脚腿炮)7门、掷弹筒弹50多颗、榴弹枪11枝、榴弹枪弹110枚、各种子弹2万余发、军毡60多张;此外还捣毁敌之“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的仓库,缴获港币25000余元、蒋币3亿多元。战斗中,人民武装牺牲了3人,伤一人。第八团等人民武装在袭击赤坎之敌过程中,对工厂、商店、居民秋毫无犯,天亮后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市民都兴奋地谈论着一夜来的所见所闻,商贩们说“昨夜打进城来的才真正是八叔(八路军)”,有的市民则说“是专治恶人的天兵神将”,社会知名人士则普遍赞誉人民武装“真是仁义之师”。
袭击湛江市之战的胜利,使南路反动当局在准备实施蒋宋“第二期清剿”计划时给予毁灭性的打击,揭开了人民武装反击的胜利序幕,意义重大。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香港办的《正报》1948年8月1日发表题为《第一次打入大城市》的评论,指出:“此次人民武装的行动,予以敌人准备最近即将开始集中大股兵力进行扫荡南路解放区的企图,以主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可以说,此次行动基本上是成功的。这不仅限于军事方面由于南路人民战士的这一英勇行动,将影响于其他各地的人民队伍今后将更加大胆的向着敌人的一切弱点发动进攻,而且在政治上的影响,尤为巨大。他将给一切人民队伍,作出一个城市纪律的模范,使一切人民队伍今后在进攻与袭击城市的行动中,以这个模范做基础上,更好的掌握与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他一切人民军队所应执行的城市政策与城市纪律。而南方人民在此次行动中也得到了明白的认识,人民军队所颁布的保护工商业政策以及其他一切城市政策,不只口说,而且实做。做得不够的地方,还愿意接受人民的批评,不断改进。关于这一点,大概今天再没有什么人可以再怀疑了。”
 
(五)南北进军 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
袭击湛江之战,使敌人惊惶失措。宋子文急忙派其亲信张君嵩来湛江市担任“粤桂南区清剿指挥部”副总指挥兼新成立的“第十清剿区”司令员,负责指挥湛江、遂溪、海康、徐闻的“清剿”。但宋子文手头已没有多少预备兵力,只好将其“御林军”广东省绥靖公署第二警卫营交张君嵩带来湛江,并批准张就地组建保安第十二营(后扩编为保十八团)及水巡队。这样,敌在雷州地区就有保十团的600人,驻遂溪;保二团的一个营300多人驻遂溪廉江边境之安铺(其中一个连驻湛江);驻守湛江的有新编保安第十二营约200人,警卫第二营300多人;总共约1400余人。这些敌军都是直属于第十清剿区司令部指挥的。敌人为了加强对遂(溪)廉(江)的“清剿”,在遂溪城设立一个“前进指挥所”,由第十清剿区副司令邓伯涵兼主任,专责指挥驻遂(溪)、廉(江)之敌军。张君嵩到湛江后强调“军事清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在政治上,他迅速调整了雷州半岛三县的县长,有的县长(如海康县长陈桐)则冠以第十清剿区副司令员之衔,强调所谓“军政合一”,企图统一各派反共势力于他一身;他起用高在湘组织“民众服务大队”进行反共宣传,争取地方士绅为其帮凶;他特别重视玩弄内奸特务伎俩,积极利用地方反动势力进行特务活动,并与军统、中统驻湛机构互通情报,密切配合,组成特务网。在军事上,他提出“勤剿穷追”,“凡是有情报的就不分日夜出动,不计较收获之大小”,旨在围歼人民武装主力。他主张集中兵力“重点清剿”遂溪,妄图一举摧毁遂溪革命基础,因而把遂溪划为四个“清剿区”,每区驻一个营的兵力,并决定于1948年10月份开始实施。因此,在张君嵩的策动下,敌特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一些地区党组织领导人被敌逮捕杀害。9月中旬,中共高雷地委和第二支队司令部收到谭常德(遂溪国民党联防区主任,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进步人士)提供的关于新五团团长符春茂与敌人搭线、阴谋叛变的情报,情势十分紧迫。
 
1948年9月下旬,中共高雷地委在粤桂边区党委领导下,在遂溪西区召开会议,研究分析了上述事态。当时,化(县)、吴(川)两县的革命基础被摧毁后尚未恢复;海康、徐闻两县的武装斗争局面还未打开;主力部队第八团和新四团都集中在遂溪,而遂溪驻扎的部队及工作人员过多,群众的负担过重,一旦遇敌人大兵“清剿”,则容易陷于被动。据此,会议决定的斗争方针是:在敌人“重点清剿”遂溪的行动开始之前,第八团和新四团必须从遂溪打出去,南北挺进,先北上打开化(县)吴(川)局面,恢复化(县)吴(川)的革命基础,然后南下海康、徐闻,扩大游击区,以此吸引、分散敌之兵力,争取在运动中主动打击分散之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达到粉碎敌人“重点清剿”遂溪的阴谋,并结合解决新五团的问题。
9月底,遂溪人民武装挥戈北上化(县)、吴(川),新五团团长符春茂、副团长符学义和政委宋群都没有随军北上,新五团(此时全团只有60余人)由政治处主任符焕英和副主任李卓彬率领。在北上途中,符焕英和李卓彬遵照支仁山的指示,利用符春茂旧部人员一向不愿离开家乡的思想倾向,对他们说明北上化(县)吴(川)的斗争环境是十分艰苦的,为了照顾他们,可以让他们回家,组织上可以发给回家路费,但不许带枪回家。这样,他们大部分人都高高兴兴地把枪交下来,回家去了。只有10余个一贯表现良好的战士,不愿离队回家,被编入第八团各个连队。事后,李卓彬和符焕英都调到第八团工作。至此,新五团的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撤销了新五团的建制,消除了在符春茂胁逼下发生兵变的隐患。这样处理是符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于1948年6月所作《工作指示》中关于“对违犯纪律的地主土匪受编武装,立即改造,如不接受而有危险性的,应缴械解散,争取其中好的分子”的精神的。
1948年9月底,第二支队司令员支仁山率领第八团和新四团北上期间。新四团化装为保安团智取了廉江南圩敌据点,继而两个团一道乘胜直捣东朗和西朗,收缴了一些地主武装。此时,梁广率第一支队新三团驰至化(县)南,与第二支队新四团和第八团会合。当地反动派十分慌张,急电张君嵩派兵增援。张君嵩只好放弃集中兵力“重点清剿”遂溪的计划,令原驻遂溪城的邓伯函率领其警卫第二营及保十团一个营共700人北上驰援。第二支队在梁广和支仁山的指挥下,在廉南三块石一带对敌军进行截击。敌人恃其优势装备,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轮番向第八团阵地发起冲锋。战斗从上午8时开始,直到傍晚,敌军始终不能接近八团阵地半步。这时敌军已伤亡甚大,而新四团、新三团又在两翼逐渐包抄过来,将成合围之势。敌军见势不妙,只得对第八团阵地进行了一番盲目炮轰之后逃走。
 
三块石之战,新三团俘敌116人,缴获六O炮1门、轻机枪2挺、步枪数十枝、子弹3000余发;新四团俘敌10余名,缴小钢炮1门、轻机枪2挺、步枪20多枝;第八团因在正面追击敌人,虽缴获不大,但大量杀伤了敌人,把敌之警卫营第六连打得溃不成军。
由遂溪人民武装组织起来的第八团,在这次北上化(县)、吴(川)作战中,与兄弟部队并肩转战月余,打出了军威。至11月中旬,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化(县)南、廉(江)东地区一共摧毁了敌人的碉堡近40个;并在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拔除反动据点的同时,密切配合当地党委恢复各区、乡的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农村的群众组织,广泛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正确政策;对过去由于某些过“左”做法而受到损害的人民群众,则向他们赔礼道歉,并且在自己的战斗行动中,正确地执行党的俘虏政策、保护工商业政策和统战政策,认真做到不滥打滥杀,不报私仇,不计较过去的冤、怨。这样,人民武装的威望便又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逐步树立起来。群众说:“这是打入湛江的红军,真是好!”本来,自1948年3月以后,由于执行了党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化(县)吴(川)地区的恢复工作已经逐步开展,此次在第二支队胜利进军的影响和配合下,恢复工作的进展更为顺利。8月间,已先后建立了中共化(县)廉(江)边工委、吴川县工委等党的领导机关。吴(川)西南区是被摧残得最早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此时革命斗争也已重新活跃起来。这为以后进一步重建化(县)、吴(川)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共高雷地委在加紧恢复化(县)、吴(川)革命基础的同时,为了加强湛江市党的建设,1948年11月由方兰直接负责组建了中共湛(江)遂(溪)边委,由唐克敏任书记,黎江、林宏发、李树生、梁立为委员,其所辖地区包括霞赤城区、原遂溪东区、东南区及东硇特区。东区区委(次年1月划归遂北县委)书记梁立,东南区区委书记李树生,东硇特区区委书记林宏发。此时,遂溪县党组织分为三个单位进行领导(即遂北县委、遂南工委、湛遂边委),其中遂北县委的状况是:(1)机构设置——县委下设四个区委会,区委书记由县委委员兼任,区委内不设常委,一切日常工作由区委书记负责,每区设若干个党总支,区委委员兼任总支书记;(2)党员人数——共有750名党员,其中1942年下半年后发展的新党员有200名,10年以上党龄的占10%,3至9年党龄的占55%,3年以下党龄的占35%。〖LM〗
(六)纪家、吾良之战
1948年10月28日,符春茂、符学义在遂溪沈塘公开叛变。事发前,由于党组织对符春茂一伙的防范思想不足,未能及时通知南区一带的有关组织和个人提前做好应变准备,致使事发后符匪于当天即杀害了毫无思想准备的中共遂溪西南区区委委员兼经济队长陈妃弄、交通站站长陈龙中和海康西区区委林茂保等11人,逮捕了中共南区区委委员兼交通站站长曾宗平、西南区区委委员陈庆瑞和妇女干部李淑英等18名地方干部(次年10月被营救出来)。11月上旬,符春茂又率叛匪袭击南区河北村,杀害五九区片党组织负责人之一陈汉卿,并割其首级带回海康县城领奖。此后,符学义则纠集匪徒30多人驻在遂(溪)、海(康)边界据点纪家圩。符春茂公开叛变后,遂溪南区、西南区和海康西区、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村庄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由于符春茂、符学义等曾投机革命队伍,对遂(溪)海(康)地区的中共地方党组织和革命村庄等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因而其对遂(溪)海(康)地区革命斗争的隐患甚大,必须尽快设法将其铲除。为此,第二支队于11月中旬率第八团和新四团从化(县)吴(川)回师遂溪后,便由梁广和支仁山率领南下遂(溪)、海(康)边境,准备进攻驻纪家圩之敌及叛匪符学义部,以便拔除此反动据点,为下一步南下海(康)徐(闻)扫清道路。12月1日夜,第八团和新四团进入纪家圩,包围了圩内所有敌据点。翌日上午,第八团和新四团协同作战,攻下驻张秀梅家之敌自卫队,歼敌20余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并攻下驻小楼之敌乡公所,歼敌乡队10余人,俘敌乡长陈浩如。但对驻白马庙之叛匪符学义部多次强攻未克,遂改用火攻,战至深夜,一部分匪徒已被打死,但叛匪符学义仍在顽抗。其时,由于天黑寒冷,包围警戒不严,符学义挖墙逃脱了!其余匪徒于天亮后被迫投降。此次战斗,新四团牺牲1人,伤2人;第八团牺牲1人,伤1人。
 
纪家战斗后,粤桂边区党委书记梁广指示第二支队分兵作战,新四团再次北上化(县)吴(川),乘虚进一步打击当地反动武装,帮助当地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第八团则开到纪家以南一带活动,迷惑和伺机打击敌人,以配合新四团再次北上化(县)吴(川)的活动。12月12日凌晨,第八团进驻吾良村。其时,浓雾笼罩,50米以外已看不见人影。这时,敌军从东、北、南三个方面却突然出现在第八团的驻地周围,情况十分危急。发现敌情后,梁广、沈斌、方兰和支仁山等率领警卫连向西转移,第八团立即全力阻击敌人。来犯之敌计有警卫二营、保二团一个营、海康地方反动武装和谢龙雨大队等近1000人,由邓伯涵指挥。在三面受敌的不利情势下,第八团团长郑世英和副团长陈龙门当机立断,决定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打垮东路之敌警卫二营。团长郑世英和副团长唐林亲自率领第一连和团部便衣队直奔东边的吾良村仔增援第二连,从正面迎击敌警卫二营的进攻;政委马如杰和副政委陈拨则率领第八连利用大雾掩蔽,沿着祥川向东迂回疾进,插到敌警卫营之西北面,利用古墓群作掩体,从敌之侧背进行猛烈攻击,使敌警卫二营腹背受击。敌人因阵地处于平坡,无掩体之处,伤亡惨重,很快便狼狈溃逃。北路之敌保二团一个营在到达离吾良村五华里的林家村时逡巡不进,当看到警卫二营受挫后,便胡乱地朝吾良村发射几颗炮弹,跟着警卫二营的屁股向河头圩方面撤退。南路之敌(海康地方反动武装及谢龙雨大队)看见其主力部队已溃逃,乱放几枪后也溜回老巢去了 。
 
此次战斗,第八团在敌我力量悬殊和遭到突然袭击的被动情况下,凭着全体指战员的英勇果断和不怕牺牲的精神,集中全团300多人的兵力首先打击敌之一路,迂回穿插,配合默契,灵活机动,变被动为主动,在混战中击溃了张君嵩用全副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所谓“御林军”警卫二营,吓退了敌人的围攻,毙敌40余名,缴获轻机枪1挺,六O炮1门,步枪30余枝。战斗中,第二连连长吴世标、第八连副连长梁铁王和两位排长、九位战士英勇牺牲。
张君嵩本来寄希望于其“御林军”打几个胜仗,以振士气,树立威信,扩充部队,建立一个以邓伯涵为旅长的旅,故廉江三块石之战和这次吾良之战都有意安排邓伯涵亲自指挥,岂料事与愿违,屡次战败,引致同僚齿冷。保十团团长陈一林嘲笑邓伯涵指挥无能,说:“‘皇军’去打人家却打了败仗,难怪我们。他是在明攻失败,我是被暗袭失败,这是不同的。”
新四团于11月下旬再次北上化(县)、吴(川)之后,英勇转战,继续主动地打击当地的反动武装,拔除反动据点,配合当地党委恢复党、群组织。自1948年9月第二支队第一次北上化(县)、吴(川)至新四团这次再北上化(县)、吴(川),由于武装斗争的配合,化(县)、吴(川)革命基础的恢复工作进展更快,至12月底止,已基本恢复了化(县)、吴(川)、廉边游击区。
 
三、总结学习 整党整军
1947年底至次年春,遂溪县党组织遵照中共粤桂边地委的决定,一方面做好东西进部队的组编和后勤支援工作,另一方面组织区以上领导骨干开展了一系列的学习和总结经验活动,从而提高广大干部思想水平,克服思想上、作风上、工作上的消极因素,推动全面工作。当时,在中共雷州工委的组织和主持下,由山东学习归来的黄其江、马如杰等分头向各地党、政、军领导骨干宣讲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转入战略进攻的大好形势,并报告了他们在山东期间的学习心得。中共雷州工委还将黄其江写的学习心得《总路线总政策学习提纲》印成小册子,发给雷州地区各级党政军干部组织学习,并指示各级党组织在学习中联系实际总结自己的工作,使广大干部认清了全国的形势,坚定了克服困难、夺取胜利的信心。
 
1948年4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派梁广到南路组建粤桂边区党委和临时军委。6月中旬,梁广在东海岛西山村召开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对南路工作进行总结。参加会议的有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30余人,时间10多天。会议在梁广的主持下,回顾了1941年以来党在南路开展革命斗争的战斗历程,着重总结了化(县)、吴(川)地区的斗争经验和教训,肯定了化(县)、吴(川)地区在近一年多来艰苦斗争的成绩及其意义,分析了受挫折的原因;同时指出了在执行政策上过“左”(如在个别村庄吃大户、分余粮、分浮财、肃反扩大化等),以及在建政、作战、纪律、团结等方面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会议提出了在全区开展整党整军和进一步开创斗争新局面的任务。这次会议,使与会干部统一了思想认识,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明确了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增强了内部的团结。会议期间,中共雷州工委在黄其江的指导下先后总结了梁汝新的农村工作经验和海康党组织采取武工队形式开辟新区的经验。梁汝新的工作经验主要是:(一)他认为一切革命力量都是群众的力量。党是群众的一部份,军队也是群众的一部份,一条草、一粒粮、一寸布、一枝枪、二颗弹、一辆车子、一头牺口、一分力气、一个干部、一个战士、一个党员都是从群众中来的,都是从群众中的思想根与组织根产生出来的,有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群众组织,有了群众骨干及党的组织,就可以产生出一切革命力量。(二)要在农村中发动群众的革命力量,就要同时贯彻“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发动群众斗争;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群众,并巩固群众组织;培养群众骨干,建立党的组织”等四项基本工作。会后,雷州地区参加会议的干部立即将边区党委所作的工作总结、指示及各地的成功经验,在区(营)以上干部中进行传达,并举办干部学习班,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学习。接着,便按照粤桂边区党委和高雷地委的部署对各级党组织和部队进行了以改进思想作风,加强组织纪律,增强党内团结为目的的整党整军运动。
 
整党整军是以传达、学习粤桂边区党委关于化(县)、吴(川)地区的斗争经验总结为主要内容,用联系实际对照检查的方法开展起来的。整党整军一开始,梁广亲自与中共高雷地委的领导同志温焯华、李郁等一起,向当时撤到遂溪活动的化(县)、吴(川)、梅(菉)的地方干部和新四团指战员280多人进行传达,组织他们学习、讨论,并耐心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然后从上到下,从地委领导干部做起,层层带头开展自我批评。接着在中共高雷地委的领导下,各县、区和各主力部队都先后开展了传达、学习、对照检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
在这段时间里,遂溪党组织向区(营)级以上干部进行传达和组织学习,对各级党组织和部队进行思想和纪律作风等方面的整顿。当时,遂溪的整党工作是按照下列四项原则进行的:⑴弄清是非,找出个人成见及原因,表明态度,消除隔阂;⑵开展由上而下的自我批评,加强党内团结;⑶运用群众力量,促使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⑷对不愿改正错误的同志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通过这样的整顿和学习,使遂溪的党政干部和部队指战员统一了思想认识,提高了政策策略水平,加强了纪律性,发扬了民主作风,提高了战斗力。
 
四、统战工作的加强 西北区解放区的形成
遂溪西北区自1947年春开始掀起大搞武装斗争高潮之后,各级党组织、人民政权、革命武装普遍建立和迅猛发展,至1948年秋,除界炮圩外,全区基本为中共党组织所控制。
界炮圩是国民党乡公所的所在地,反动势力最集中,是国民党在西北区的统治中心。中共西北区党组织早想拔除界炮乡公所,但由于该乡公所据点比较坚固,防守严密,据点附近的新坡村和界炮村缺少革命群众基础,加上区内人民武装力量较少,并缺乏攻坚武器,因而一直未能对其采取行动。乡公所据点内主要有两个头目:一个是乡长张德安;另一个是乡队排长李秋生。张德安是土霸出身,为人凶狠、残忍和贪婪;李秋生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多年,有一定的军事知识,是张德安的得力助手。根据这种情况,党组织吸取过去用包围强攻的办法难拔除乡公所据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斗争策略,采用分化瓦解敌人的办法,智拔敌据点。
 
1948年春,西北区党组织与张德安约法三章:一是国民党派兵前来扫荡之前要及早向中共党组织报讯;二是其乡兵到上山、铺仔圩收税时不准带枪;三是人民武装对张的过往商船不予干扰。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双方表面上的互利关系麻痹张德安,以便派人打进界炮乡公所内部,从而随时了解敌人情况和秘密进行分化瓦解工作。这年3月的一天晚上,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三团与打进国民党界炮乡公所的“内线”内外策应,取走了敌乡队的轻机枪。事后,张德安大为恼火,盛怒之下杀掉了李秋生。李是国民党遂溪县参议员李品三的心腹,李秋生之死,必然导致了张德安与李品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于是,党组织便利用张、李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加深他们的仇隙,另一方面对张德安展开政治攻势,通过张元本(与张德安有同姓的宗族关系)去做张德安的工作,劝他辞官还乡经商,以求苟安。张德安深知自己斗不过姓李的,其本人又在界炮一带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若再在界炮一带出入,便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同时,人民解放军已在华北战场取得节节胜利,全国革命形势正日益好转,国民党政府则如江河日下,败局可见。因此,他只好与中共西北区党组织谈判,答应辞职还乡,不再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要求共产党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及其以后经商车船的安全。西北区党组织考虑到张德安的辞官还乡和改道经商虽然是出于被迫,但他离开西北区后对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很有利,因而答应了张的要求。约于1948年6月,张德安被迫辞官逃往安铺镇。
张德安垮台后,由原界炮乡副乡长兼乡队副符一掌接任其职。中共西北区区委根据符的思想实际,把他与张德安区别开来对待,并根据他与邓成中同过学的关系,派周锡经、邓成中去做他的统战工作,向他宣传革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设法争取他投诚或起义。符一掌经教育后终于认清了形势,毅然决定缴械投诚。当时,雷州半岛的反动势力还比较强大,如果符公开投诚,则会引起反动派的憎恨,而对符的安全不利。因而,西北区区委决定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掩护符一掌投诚。1948年1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袁玲按照区委的布置,带领飞鹰连突然包围界炮乡公所,向据点猛打了一阵枪,然后开展政治攻势。符一掌指挥乡队向天打枪,佯作还击一阵之后,便举起了白旗,共交出30多枝步枪和1000多双布鞋以及一批粮食。战斗结束后,中共西北区区委派邓如仁护送符一掌回家乡,后来安排他到西区港门教书;其他乡兵则全部遣散回家。
 
在此期间,马观福、周锡经二人按照区委的部署和分工,在槟榔界一带进行恢复老区和开辟新区工作的同时,还深入到老麦田、古村东两个保公所(两保组织有联保武装),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设法瓦解反动势力。后来,区委书记叶卓锋又和马、周二人深夜潜入老麦田和古村东,直接找联保主任徐春田、副主任徐文林和其他乡绅族老谈话,向他们宣传革命大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晓以利害,劝他们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尽快脱离国民党,不再与共产党作对,不再与人民为敌。徐春田等人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加上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八团等主力部队转战高雷各县,迭获大捷,军威大震,因而徐春田等人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处境和命运,当场表示愿意将功赎罪,并答应为中共地方党组织提供情报和粮食。这样,老麦田和古村东的反动联保武装,也就被分化瓦解掉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敌分化瓦解斗争和对统战对象的教育争取工作,终于全部消灭了西北区范围内的国民党乡、保政权和反动武装。至1948年12月,西北区已成为由共产党控制的小解放区,成为遂溪人民革命斗争的后方基地。
 
第五节 全面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一、陈一林起义
1948年,国民党广东保十团由于实施“重点清剿”遂溪计划的需要,从化(县)吴(川)地区移师湛(江)遂(溪)。这年中,高雷地区的反动势力在人民武装的重创下,不但损兵折将甚多,而且内部矛盾日益加深。曾在1947年秋冬“重点清剿”化(县)吴(川)中锐气毕露的保十团,自从遭到人民解放军第八团的沉重打击之后,其嚣张气焰已荡然无存,保十团团长陈一林亦开始受到顶头上司张君嵩的冷落和排挤。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对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感召下,保十团团长陈一林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着想,产生了选择新路念头。
保十团全团近1000人,团部设于遂溪城。由于张君嵩指控陈一林“吃空额”和“剿匪无能”,广东省绥靖公署派出点验组于12月中旬抵达湛江。张君嵩、邓伯涵企图乘机搞掉陈一林,于是决定在12月19日率队陪同点验组到遂溪城点验。陈一林洞悉张的图谋,决定乘张亲临点验之机,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发动起义。
19日清晨,陈一林以迎接长官点验为名在操场(今遂溪体育场)布下伏兵。上午10时许,张君嵩、邓伯涵等官员连同其警卫二营的几十名官兵一起乘车抵达遂溪城。他们一停车,当即遭到密集火力射击。粤桂南区清剿指挥部中将副总指挥兼广东第十区清剿司令官张君嵩、广东第十区清剿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官邓伯涵、广东省绥署点验组视导颜伟青、科长周光尧、第十区清剿司令部警卫营长潘耀基等以下官兵共50多人被当场击毙。当日下午3时,陈一林率起义部队攻入赤坎,与保十八团(由保安十二营扩编)、警卫二营一部展开激战。陈一林部先攻击第十区清剿司令部,攻占第一层楼后撤出,又进攻银行未克,随即全部撤回遂溪城。途中,保十团有一营长带一个连二个排逃回敌方。当天,陈一林派其秘书潘竹偕同两名警卫人员,携带信件到游击区来找第二支队司令员支仁山。晚上,中共粤桂边区临时军委(代号“红星部”)和第二支队司令部在遂溪中区泮塘村收到陈一林以全体起义官兵的名义写给第二支队司令员支仁山的信。信中说他们已打死了张君嵩、邓伯涵等人,声明他们起义,希望与人民武装联合反对蒋介石政权,等等。梁广当即召开会议研究这突然而来的重大事件。与会人员认为要坚决支持陈一林的正义行动,争取陈一林部靠拢人民,决定首先用左洪涛、杨应彬、王克三人的名义给陈一林复信(因左、杨、王三人在张发奎司令部时都认识陈一林,这样做更有利于稳定陈部军心),表示热烈欢迎他起义,并告诉他,梁广等即赴遂城与他见面。接着便命令第二支队第八团和新四团分别从西南、东北两面向遂溪城靠拢,新三团从西北面向遂城靠拢,以掩护起义部队和边区司令部的活动。20日下午,中共粤桂边区临时军委和第二支队司令部到达遂城西南郊——第八团驻地西溪村时,各主力团从三个方面向遂城靠拢的态势已形成。中共粤桂边区党委派杨应彬与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王克策马直奔遂城会见了陈一林,并请他出城与梁广见面,商议今后的行动方案。为了利于稳定起义官兵的军心,中共粤桂边区党委决定暂时给予其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八支队的番号,任命陈一林为支队司令员,派何文任支队政委。随后,粤桂边区党委和临时军委派杨应彬为全权代表,与陈一林、何文等率该部开赴十万山区休整,途中先后有一个营长率四个连和警卫连连长率该连逃跑。鉴此,陈一林、杨应彬、何文决定率余部返回,于28日在廉江县蒙村作整编和资遣,最后留下80多人,武器弹药计有:八二迫击炮和六O炮约10门、日式和马克森式重机枪8挺、轻机枪30挺、日式步枪420余枝、掷弹筒30多具、卡宾枪和轻便冲锋枪20余枝、短枪40多枝、各种炮弹约500发、子弹约10万发、手榴弹300多枚、电台4部、新式收发总机1台、军用电话8个、报话机一个、坐骑5匹,以及被服、粮食、医药等军用物资一大批。这些物资,大大地改善和加强了人民解放军的装备,有助于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对于陈一林这次率部起义,朱德总司令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曾分别拍来嘉勉电,勉励陈一林等“要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在部队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改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粤桂边区人民武装一道,继续努力,为完成华南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1948年12月28日,香港《华商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陈一林起义“是一种义举。因为他在目前人民解放战争最后胜利关头,响应解放军的号召,为广东除掉了几个反动毒牙。……这一义举帮助了南路人民,更削弱了人民的敌人,加深了反动兵力的瓦解和械弹荒。连同其哗变部队合计,一下子达到减损了驻南路伪省级军力约三分之一强。……这一义举事件的发生,给予广东反动阵营的打击是沉重的。”
陈一林起义后,遂溪各地人民武装乘势普遍主动出击,摧毁了敌炮楼23座,解放了5个乡镇,缴获长短枪124枝、轻机1挺、子弹2000发、手榴弹10余枚,其它物资一批。至此,敌人“重点清剿”遂溪的阴谋被彻底粉碎,遂溪广大农村已全部为共产党所控制,人民武装在遂溪境内可以纵横驰骋,主动打击敌人。遂溪游击根据地更加巩固了。
 
二、横扫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 解放遂溪全境
(一)中共高雷地委遂溪中区会议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在战略进攻阶段与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的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已取得重大胜利,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蒋介石玩弄的和平阴谋已告破产。在此大好形势下,粤桂边区党委根据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中共香港分局发出《关于迎接大军渡江和准备解放广东》的讲话精神,以及粤桂边区的敌我态势,制定了战略总目标,部署了全边区的斗争计划,同时号召边区党员和全体指战员,面向胜利,面向困难,加紧准备,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全边区。
这时,由于陈一林率保十团起义后对形势的影响和推动,遂溪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化(县)、吴(川)等县的革命基础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国民党广东省府主席宋子文在其所谓“绥靖新政策”破产后,哀叹“剿匪容易清匪难”,为了“在动荡中求安定,在困苦中求更生”,只好悄悄下台。宋子文到香港后对西报记者说,他已“唱完了最后的一曲”。但国民党当局不甘失败,指令余汉谋、薛岳相继上台主政广东。敌人为了保持大陆与海南岛的联系,确保华南残敌退踞海南岛的通道,将刚组编不久的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三师从广州调到雷州地区,妄图配合地方反动武装对遂溪游击区进行反扑。遂溪的革命斗争仍然面临着许多艰苦和巨大的压力。然而,在全面革命胜利形势下,敌人毕竟已成惊弓之鸟,士气低落,其军政之间、军队之间、本地势力与外来势力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
 
1948年12月24日,中共高雷地委在粤桂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在遂溪中区召开会议,回顾了中共高雷地委9月会议(遂溪西区会议)以来的工作,分析了陈一林起义后高雷地区的形势,决定第二支队当前的工作方针是:大军向新地区发展,小股留下巩固老区。具体战斗任务是:(一)进军海(康)徐(闻),扩大根据地。(二)徐闻是森林地区,国民党的兵力薄弱,应乘虚先进军徐闻,后转入海康。(三)第八团南下海(康)徐(闻),新四团在化县、吴川坚持活动以巩固革命基础,牵制敌人;同时,遂南、遂北两县要积极发展武装,迅速以区中队为基础建立县大队或独立营,作为县的主力部队,归第二支队统一指挥,在遂溪境内主动打击敌人,以策应第八团南下。(四)东南区的区、乡队,要设法骚扰牵制湛江之敌,配合主力部队南下。此外,还确定了人民武装南下徐闻、海康开展群众工作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国民党反动分子。南下海(康)、徐(闻)的宗旨和宣传口号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号召各阶层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三征”暴政。
此次会议根据当时的情势,对遂北县委、遂南县工委及湛遂边委的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决定:中共遂北县委由何德任书记,周德安(1949年6月任副书记)、何珍任常委,委员邹发、陈耀南、叶卓锋。辖下各区负责人为:东区区委书记梁立(1949年3月后黄列),区长支世杰;中区区委书记杨华汉,区长林和庚;西区区委书记陈耀南(1949年3月后梁乔栋),区长梁乔栋(1949年3月后陈生);北区区委书记邹发(1949年6月后李志民),区长李志民(1949年6月后袁罗胜);西北区区委书记叶卓锋(1949年5月后李炳),区长周锡经(1949年8月后张立明)。中共遂南县工委由唐荣益任书记,陈质彬任副书记,委员杨美经、黄廷瑶、黄色伍、黄其柳。辖下各区负责人为:南区区委书记唐荣益(兼,1949年6月后黄其柳),区长唐荣益(兼,1949年6月后王立祉);西南区区委书记黄廷瑶(兼,1949年7月后黄色伍),区长黄培桂。撤销中共湛遂边委,成立中共湛江市临时工委,由王悦炎任书记,黎江任副书记,周明、林石、李树生为委员;其所辖地区包括西营、赤坎城区和东南区,东区划归遂北县委管辖,东硇特区直属高雷地委领导。
 
(二)主力南下转战海、徐
1948年12月底,由遂溪人民子弟兵组成的第八团340余人,在第二支队司令员支仁山、政委沈斌、副司令员王克、政治部主任卢明等的率领下,从遂溪中区出发,经湛江市郊太平圩附近的通明港上船,于1949年1月2日抵达徐闻县境,3日早上直捣徐闻腹地重镇曲界圩。曲界乡公所的敌人除个别逃跑外,其余全部投降。
第八团出敌不意地占领曲界圩,使徐闻东部地区的和安、锦和、下洋、前山等乡之国民党军政头目胆颤心惊,纷纷放弃据点,埋藏乡队枪支,或逃入山林,或躲进徐城“避难”。因此,徐闻东部地区的国民党乡、保政权基本瘫痪,东部地区基本为人民武装所控制。
徐闻东部地区反动势力的土崩瓦解,使南路国民党军政头目大为震惊。国民党广东第十清剿区的新任司令谭朗星和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三师紧急命令第四五九团,由团长方洪昌率领从湛江乘车赶到海康县;并急令在海康东区“清剿”的海康地方反动武装,由海康县警察局长黄椿生率领开赴徐闻县城布防;同时指令海(康)、徐(闻)两县地方反动武装加紧防卫、固守圩镇。第二支队党委根据敌军的动态,估计敌人可能纠集大兵进行反扑,于是在徐闻东部下洋乡墩尾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敌情,并对部队工作、活动方向和巩固徐东、发展地方人民武装力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决定当前部队的工作仍然是以发展海(康)、徐(闻)新局面为中心任务;在发展海(康)徐(闻)的方针、任务总的要求下,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在此基础上部队相机转入海康县境活动;在部队转出徐闻县境后,徐闻仍要坚持武装斗争,并从第八团抽出部分枪枝交当地党组织发展武装,以徐闻东区为基础开辟新区,力求达到建立固定据点。为此,随主力部队活动的谭国强、郑质光率领的武工队留在徐闻东区,利用从主力部队抽出的一些武器,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尔后,第二支队司令部率领第八团四个连队(含归第八团指挥的海康连)450余人,从下洋出发经前山、黄定、龙塘、金满堂、沟尾等地,在徐闻东部地区进一步扫除地方反动武装(下桥石板之敌闻风逃跑),沿途破仓分粮,赈济贫民,从而大壮军威,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其时,国民党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三师第四五九团扑到海(康)、徐(闻)后,分别驻扎海康英利和徐闻曲界,企图把第八团主力堵在徐闻地区加以消灭。在这种情势下,第八团应采取什么对策?这在领导干部当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海康、徐闻地区群众基础薄弱,在敌人集中兵力扫荡下,难以坚持活动,主张撤出海康、徐闻地区,回到遂溪根据地去;有的认为主力如果撤出海(康)、徐(闻)地区,敌人则将会全面复辟,原来开创的革命局面就会前功尽弃,因而主张留在海(康)、徐(闻)和敌人周旋。1月中旬,第二支队党委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在海康大牛岭墩尾召开了有第八团主要领导参加的第二次会议。会议针对领导干部当中的不同意见,回顾了人民武装历次南下海康、徐闻的经验教训,正确地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和人民武装在海(康)、徐(闻)坚持活动的有利条件,从而统一了全体领导干部的认识,并作出决定:第八团继续留在海(康)、徐(闻)地区活动,但避免集中兵力硬拼;要以连队为单位分兵发动群众,时分时合,机动灵活,专打分散孤立之敌,集小胜为大胜;要注意开展政治攻势,掌握好政策,分化瓦解敌人。
会后,第八团分四路展开:第二支队司令员支仁山、政委沈斌、政治部主任卢明率领第二连奔赴海康东部地区;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王克、第八团政委马如杰、副团长唐林率领第八连开往海康南部地区;第八团团长郑世英、副团长陈龙门、副政委陈拨率第一连开至海康西部地区;第二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殷杰率领海康连再次开往徐闻东区,配合徐闻地方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以巩固前段在徐闻东部地区所取得的胜利成果。
 
第八团以连为单位分兵出击后,由支仁山、沈斌、卢明率领的第二连,于1949年2月1日攻打海康东区内窟村敌据点,该连第二排首先出其不意地占领了敌据点前的两座炮楼,接着居高临下用机枪掩护突击队架云梯攻敌。敌人负隅顽抗,突击队员、班长唐妃应中弹牺牲,另有两位突击队员同时负伤。第二连改用炮击并结合对敌喊话,开展政治攻势,但仍没有凑效。当晚,支仁山、沈斌亲临战场观察后决定采取围而不攻击的方法,利用黑夜掩护,搬沙包堆上屋顶筑起一道制高工事。翌日(农历除夕前一天)下午3时,第二连以屋顶工事为依托,组织火力对敌各碉堡口同时发起攻击,掩护突击队翻过围墙。紧接着,突击队和各排密切配合作战,最后,俘获敌自卫大队长苏圻以下官兵10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100余枝,取得了分兵出击后的第一次胜利。在海康县南部地区活动的第八连,在王克、马如杰、唐林等的率领下,进一步摸清驻乌石之敌情况,继而会同第一、第二连,于1949年2月8日袭击乌石港之敌,第八连首先抢占了敌盐警队驻地周围的商店楼房,形成了对敌包围圈。在人民武装的火力夹击和政治攻势下,敌全部缴械投降。被第一连所包围的敌自卫队听到第八连攻打盐警队的枪声,丢枪弃弹地逃跑了。是役,全俘敌盐警队7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80余枝,弹药及蒋币、白银一批;国民党海康县宋业伟自卫中队40余人弃械散逃。在海康西区活动的第一连,除参加袭击乌石港的战斗之外,还威胁和迷惑了海康雷城之敌,使雷城及西区一带近800余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达到了牵制敌人,配合东、南两路行动的目的。殷杰率领的海康连再次进入徐闻东区后,在徐闻下洋内村园活动时,击退了敌军第四五九团一个连的突然袭击,毙敌连长1名,接着又配合徐闻武装力量,缴了敌前山乡队的步枪50枝。
 
1949年2月25日,支仁山率领第八团四个连的兵力,乘驻徐闻城之敌“出剿”头铺而城内空虚之机进攻徐闻县城。国民党徐闻县县长廖国彦、警察局长陈天和慌忙率领警卫人员撤离徐城,逃入城郊的潘宅村祠堂固守。最后,第八团集中火力进攻负隅顽抗的国民党警察局。经激战,摧毁了警察局门前的两座碉堡,攻陷了警察局,俘虏了敌监狱的全部看守人员,释放了内有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100余名“囚犯”。战斗结束后,第八团在城内向商民们宣传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深受广大居民及工商业者的普遍欢迎和拥护。翌日,第八团主动撤离了徐城。接着,第二支队党委在徐闻北部地区的青桐村召开南下海(康)徐(闻)后的第三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徐闻县工委,同时决定建立徐闻县人民政府。
第八团在这次历时近三个月的南下作战中,“向南打开了海(康)、徐(闻)的新局面,摧毁了敌人16个乡政权,控制了25个圩镇。南渡河以南至徐闻山大块森林与滨海地区,可纵横驰骋。建立起海(康)、徐(闻)二个县政权,6个区16个乡的基层政权,组织起海康之十五团、徐闻之独立营及许多武工队、10余个税站,控制了海(康)、徐(闻)东部海岸线。”为海(康)、徐(闻)地区革命斗争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全面展开军事攻势 策应主力南下海、徐
根据中共高雷地委1948年12月遂溪中区会议的部署,为策应主力南下海(康)、徐(闻)的斗争,遂溪党组织在第八团南下海(康)、徐(闻)期间积极发展区、乡人民武装和建立县主力部队,全面展开军事攻势,有力地牵制和打击敌人。
 
1949年2月,中共遂北县委按照中共高雷地委关于“遂南、遂北两县要积极发展武装,迅速以区中队为基础建立县大队或独立营,作为县的主力部队”的决议,组建了遂北独立营(代号“红海部”),营长陈景春,副营长李引,政委何德,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谢华胜(后陈耀南)。下辖五个连和一个政工队(又称学生连),其中:“飞鹰”连连长袁玲(后张耀),指导员马成斌;“山西”连连长蔡朝明,副连长吴朝安,指导员陈忠炳;“兄弟”连连长陈界,指导员陈梓贤;“中东”连连长陈益光,指导员黄其明;“山东”连连长陈芳,指导员邹建理;政工队队长王子云(后陈少卿)。全营约490人,主要活动于遂北地区。3月,中共遂南县工委在方兰的具体布置下建立了遂南独立营(亦称海遂边独立营),营长陈龙门、副营长廖文昆,政委唐荣益。下辖三个连:“五羊”连连长廖文昆(兼),副连长黄培胜;“南星”连连长肖国武,副连长曾昌义,指导员陈茂生;“南平”连连长黄友贤,指导员黄文海。全营200多人,主要活动于遂(溪)、海(康)边境,负责牵制雷城之敌。
第八团南下海(康)、徐(闻)期间,新四团按照中共高雷地委的指示,留在化(县)、吴(川)等县坚持活动,以巩固化(县)、吴(川)等县刚恢复起来的革命基础,牵制敌人,新四团乃乘着陈一林起义后的有利形势,连克大垌、荔枝坡、泮北、羊屎埇等敌据点。在攻克羊屎埇据点过程中,新四团运用“围点打援”战术,在一天之内就连续歼灭及击溃了三股增援之敌(包括塘  援敌、良光援敌和新安、笪桥、官桥之联合援敌),四战四捷,共击毙敌军90多人,俘敌100余人,缴轻机枪1挺、长短枪160多枝,为人民武装创造了“围点打援”的典型战例。随后,化(县)、吴(川)、廉(江)边境的许多敌碉堡也相继被拔除。1949年1月下旬,新四团奉第二支队司令部命令转移到遂溪和湛江市郊活动,有效地牵制湛江之敌,以策应第八团在海(康)徐(闻)的行动。新四团300多人在粤桂边区党委书记梁广的亲自指挥下,首先向驻守湛江市郊太平圩之敌100余人发起进攻。太平圩驻有两股敌军:一股为警察分局,共90余人;一股是太平区公所自卫队,共30多人,驻该圩大庙。新四团手枪队和第一连的一个排伪装廉江县自卫大队智取大庙,但遭到敌人还击。随之第八团组织“强攻队”强攻。“强攻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用梯子爬上屋顶向敌进攻,迫使敌人投降。警察分局之敌在新四团强大军事、政治攻势下,也于当天下午2时自动缴械投降。守敌及警察共120余人全部被解除武装后释放。接着,新四团又转上化(县)南,乘虚进攻矮仔埇,摧毁了敌碉堡,毙敌16人,俘敌1人。继又攻破了敌之黄茅据点,全歼守敌20余人。1月底,新四团移师遂溪西南部地区活动。突袭遂溪河头之敌后,又攻打北坡敌据点,团长叶宗在亲自侦察敌军火力发射点时不幸中弹牺牲,5名战士负伤。
 
在此期间,活动于遂溪的遂南、遂北独立营,也积极主动进攻敌人。遂北独立营在红泥岭伏击了城月之敌,打击了扫荡浩发村之敌,后又进攻了迈龙、城里等敌乡公所,拔除了洋青、界炮、牛圩仔等敌据点;遂南独立营则进攻了土塘、公益、乐民、江洪等敌据点。同时,东南区的飞马连也曾多次袭扰湛江之敌;东区中队由梁立带领袭击了赤坎第十保调顺岛保公所,全俘敌保长黄培材以下10多人,缴获长短枪10余枝、子弹100余发。
由于新四团和遂南独立营、遂北独立营及飞马连等人民武装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威胁着敌人的巢穴湛江市,有效地牵制了驻湛江、遂溪的敌第一五三师两个团及联防大队、警察中队、保安中队等共4000余人的兵力,为第八团完成南下海(康)、徐(闻)任务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
 
在人民武装在遂(溪)、海(康)、徐(闻)等地取得了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遂溪县义和乡乡长杨起德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尤其看到陈一林起义后受到人民欢迎的结果,思想十分动摇。中共遂北县委常委何珍和西区党组织负责人梁乔栋等针对杨起德的思想动态,对其展开教育争取工作。1949年1月28日,杨起德毅然率领乡队50余人,解除遂溪敌自卫大队驻义和乡一个排的武装,宣布起义。此时,在共产党政策感召及雷州地区革命形势出现高潮的情况下,驻湛江之敌第一五三师30余名士兵也乘出巡之机向人民武装投诚。这两次起义投诚事件又一次打击了湛江、遂溪的国民党反动派,增加了敌人的后顾之忧,使其不敢轻易调出兵力增援海(康)、徐(闻)。
 
1949年初,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对各区党委发出《我们当前的方针任务》的指示,强调当前的工作要“采取‘全面发展,重点巩固’的方针来完成我们的大块根据地的建立,来迎接南下大军准备胜利解放华南”。在南路要“巩固雷州半岛工作,发展十万大山与六万大山的联成一片”。3月30日,中共高雷地委在海康东海仔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斌、方兰、支仁山、陈醒吾、陈兆荣、陈开濂等。会议由沈斌主持。会议传达了粤桂边区党委关于撤销中共高雷地委,成立中共雷州地委的指示,宣布由沈斌任书记,方兰任副书记,支仁山、陈醒吾、陈兆荣为委员(陈兆荣于4月调走后,马如杰任第二支队副政委时补充为地委委员)。会议总结了近三个月来的工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研究部署了今后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会后,雷州地委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于4月中旬以遂北独立营飞鹰连和遂溪西区、南区新成立的区中队及“海军连”为基础,组建了主力第七团,团长苏良,副团长郑贤培。该团无营建制,全团200人左右,编为四个连,近期任务是在遂(溪)、海(康)边境开展斗争。同时,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关于“全面发展”、“巩固雷州半岛”的指示,决定第八团再次南下海(康)徐(闻),进一步打击顽固之敌,摧毁反动区乡政权,达到配合地方建党、建政、建立海(康)、徐(闻)根据地、巩固雷州半岛工作的目的。
 
4月21日,由海(康)、徐(闻)回师遂溪的第八团抵达中区洋青圩,拟稍事休整后再南下海(康)徐(闻)。是日,国民党第一五一师四五一团(原保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二营第五连共500余人,由遂溪城月镇向洋青圩进犯。第八团与敌军遭遇后,第二、第八连立即向敌后迂回形成对敌包围。中午12时左右,团部命令新成立的机炮连与第一连会合,从正面(北面)阻击敌人的进攻,以猛烈炮火挫敌锐气。接着,第二、第八连分别从敌之右侧、左侧和背后发起猛攻,逐渐缩小对敌人的包围。此时,当地党组织一方面动员邻近各村妇女一齐动手,为指战员们煮饭烧水;一方面组织中区区中队、城里乡队、文相乡一带村队共约200多人配合作战,分头警戒各交通要道,准备随时打击敌援兵和溃逃之敌。下午1时许,洋青圩附近村庄的村队又从四面八方主动前来参战,整个战场顿时变成人山人海,人民军队士气大振。但敌人还继续顽抗,战斗未能解决。下午2时许,驻陈屋村的新四团听到枪声后,跑步10余华里到达战场附近,从敌军之左右侧加入战斗。该团参谋南文平(日本人)勇猛地冲入敌阵,夺取了敌人机枪,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副连长宁统的肚子被敌人子弹射穿后流出了肠子,还坚持继续战斗。在人民军队的冲杀下,敌军被迫分别退守于九曲溪之低洼地和泮塘村之东高地。至下午3时许,在第八团、新四团和当地区、乡队和村队的协同作战下,终于分别击溃了上述两地的顽抗之敌。敌人由于不熟悉当地山区路径,结果九曲溪之敌溃退到司马塘时,遭到遂北独立营山东连和乡队的截击;泮塘东高地之敌退到泮塘村时,遭到遂北独立营中东连的截击;敌军转向洋青至遂城的公路溃退时,被文相乡一带的村队拦路截击;敌人溃不成军,有的分散逃命却被洋青乡各村队俘获。前后经过5个小时的攻击、追击、截击和搜索,终于将敌之加强营全歼。共毙伤敌营长以下300余人,俘获其余全部,缴获电台1部、八二迫击炮4门、六O迫击炮3门、重机枪5挺、轻机枪16挺、长短枪400多枝,以及榴弹枪等各种武器、弹药和医药等军用物资一大批。战斗中,第八团伤亡副连长以下17人,新四团排长阿康和几名战士英勇牺牲。洋青战斗,是当地人民群众引以为荣的人民战争的光辉战例。它体现了人民武装自觉配合作战的思想水平和战术水平,标志着人民武装的战斗能力已大大提高。人民武装不仅能歼敌一个排、一个连,而且能歼敌一个加强营。
 
1949年4月至6月,为了策应海(康)、徐(闻)新游击根据地的开拓和巩固,遂南、遂北独立营在遂溪和遂(溪)海(康)边境积极活动,横扫敌据点。4月18日,陈龙门、廖文昆率领遂南独立营“五羊”连,在乡队配合下进攻土塘乡公所。当天未能攻克,“五羊”连转移至新村园村隐蔽。翌日早上,敌乡长何玉英不知是计,带10多名乡兵回到土塘圩。上午8时许,“五羊”连即从新村园村直奔土塘圩,将敌据点包围,先开展政治攻势,劝降无效后,遂向敌碉堡发射了枪尾弹。何玉英慌张出逃,被人民武装俘获。中午,“五羊”连终于攻克敌乡公所,共俘敌40多人,缴获长短枪30多枝、子弹数百发。同日该连又乘胜进攻公益敌乡公所,反动乡长邓公仔率部逃跑。在此前后,唐荣益率领遂南独立营两个连相继在洋村渡和造甲桥伏击沈塘、太平反动乡队,共毙伤敌人10多名。5月下旬,遂南独立营与西南区中队、乡队共300多人攻克乐民乡公所和敌联防队据点,俘敌40多人,缴获长短枪30多枝。6月4日,遂南独立营会同西南区中队攻克了遂溪西南部地区的最后一个敌据点江洪乡公所,毙敌5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枝、子弹等军用物品一批。战斗中,周中平、符妃来、陈同基三位战士牺牲。
 
活动于遂溪中、北部地区的遂北独立营,于5月13日攻克设在家寮村的敌保安乡公所,消灭敌自卫队20余人,缴获长短枪20余枝及粮食一批;继而又进攻敌迈龙乡公所,缴获步枪10多枝。6月4日,遂北独立营在营长陈景春的指挥下,抽调14名骨干组成三个突击组,并以第二连为第一梯队,由副营长李引率领担任主攻,对遂溪中区的敌城里乡公所发动突袭。当天上午,突击队和第二连分别化装为运粮、买卖耕牛的群众进入市场,击毙敌哨兵后冲进乡公所,并迅速分头攻占敌营房和炮楼。但敌人警戒较严,战斗十分激烈。第二连连长兼突击组长陈忠胜身负重伤,仍奋不顾身地抢夺敌兵的轻机枪反击敌人。副营长李引率队英勇地攻占了敌据点之前炮楼,当他从前炮楼中冲出拟进攻后炮楼时不幸中弹牺牲。此时,还有10来个敌人踞守着后炮楼顽抗,进攻一时受阻。在此关键时刻,副政委陈耀南利用亲戚关系捉来了敌乡长的家属,并将其当人质对敌展开政治攻势,迫使顽抗之敌缴械投降。此战共歼敌乡队30余人,其中击毙敌乡中队长以下17人,伤敌6人,俘敌乡文书(敌乡长之子)以下1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30余枝、子弹1万余发、粮食近1000担。敌乡长因带10多个乡兵赴湛江市未归而漏网。这次战斗之后,该营又在遂安公路诱歼塘涵敌军某连,毙敌排长1名,缴获轻机枪1挺。
 
1949年6月,国民党遂溪县县长薛文藻因“县境失治”被迫离职。党组织派入遂城镇当镇长的陈少卿一向被敌认为是遂溪高在湘派人物,而薛文藻离职后,上台的新县长黄兆昌却是“铁胆”派的得力干将。因此,中共遂北县委决定陈少卿要主动辞职,争取掩蔽下来,但又要保证把遂城镇中队全部(轻机枪1挺,步枪30余枝,中队长以下30余人)拉出来。陈少卿根据党委的指示,经过一番活动,主动辞了职。新镇长上任后,一切战斗准备已经就绪,于是决定采取行动,把镇中队拉出来。7月15日,在遂北县委的精心策划下,遂北独立营“山东”连与内线陈少卿(原遂城镇镇长)里应外合,于夜间包围国民党遂城镇公所,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约30枝。该镇公所中队除1名中队长之外,其余均是由党组织安插在中队里当兵的进步群众,后被编入第二支队第五团。
 
遂南、遂北两个独立营和第七团经过一系列的战斗,扫除了一批残余敌据点,使遂溪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同时牵制了湛江敌军的兵力,策应了海(康)、徐(闻)地区的革命斗争。
 
(四)主力部队的发展壮大
1949年4月21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南下。4月23日,南下大军解放了南京,继而追歼逃敌。大军渡江后,广东和雷州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广东敌军为苟延残喘作部署,除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三师原驻雷州地区不动外,在6月份还增调第一五一师和第一六三师到南路(其中一五一师进驻雷州地区),第六十二军军部也从广州迁驻湛江市。5月7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向各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人民武装“在大军未到以前,我们必须将农村完全解放,控制在我们手中,以便到时大军可集结力量解决城市工作及追歼残敌,不必分兵帮助我们下乡,肃清残匪。”同时要“加紧城市接收准备工作,使大军到达时立即有计划接收”。为此,对各地作如下的工作部署:“第一,督促各地区完成打成一片的战略部署计划;第二,成立各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建立县、区、乡政权(不要边县)以便接收;第三,督促各地配备及城市政策教育;……第八,用最大力量去进行部队教育及开办革命青年训练班,集中力量学习土改及双减政策(即减租减息政策)、工商业政策、税收政策、政权建设;……第十,完成发展党,建立新青团及农会、工会、青年、妇女各种群众组织计划”等。
为贯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指示,中共雷州地委根据粤桂边区党委的部署,于1949年6月上旬在海康东里下湖村召开会议,对大军渡江后的形势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认为:大军过江后形势发展迅速,预计在冬春之间南下大军将解放广东、广西,雷州各地必须在夏秋之间做好迎接大军的一切准备工作;在短期内,敌军对雷州地区的压力将会增大,因为敌人打算将广东省府搬迁琼崖,将会增强兵力死守雷州半岛各个战略据点,以巩固其逃琼跳板。因此,会议强调:雷州地区全党全军全民在思想上要对这一形势有充分的认识,要积极出击,解放农村,以迎接大军的到来。
 
根据地委下湖会议精神,第二支队党委于6月18日至20日召开会议,对1949年1月以来第二支队各战斗单位的情况作了分析和总结,并对今后的活动进行了新的部署;同时组建了新的支队党委,由沈斌为书记,支仁山为副书记,王山平、马如杰、郑世英为委员,确立了当前“必须提高积极精神,抓紧作战时机,创造作战机会,歼灭敌人,争取胜利”的作战指导方针,并确定了部队的建制、活动方向、政治工作、后勤管理、训练等具体工作。
在此前后,中共雷州地委和第二支队党委根据粤桂边区党委关于组建粤桂边纵队主力部队第六支队的决定,一方面对第八团进行扩编、整顿,于6月间正式编入第六支队为第十八团;另一方面对所属各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组建第二支队主力第四、第五、第六团,各团均增加营级建制。其中:第四团以原第七团为基础,于6月份经补充、改编而成,团长苏良、副团长郑贤培,政委杨美经(后唐荣益),政治处主任王葵。该团下辖二个营(六个连)和一个机炮连,第一营营长张耀、教导员陈培林,第二营营长郑贤培(兼)、教导员马成彬(后郑文光)。全团指战员600余人,主要活动于海遂边界和海康、徐闻。第五团以遂南独立营和遂北独立营为基础,于7月份改编建立起来,团长陈龙门,副团长陈景春,政委唐荣益(后何珍),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陈耀南。该团初建时辖二个营(六个连)和一个政工队,共520人。一营营长蔡朝明(后吴国权),教导员邹建理;二营营长廖文昆,副营长蔡乃吉(后刘健)、教导员陈和。后来,国民党东海区区长赵震东起义的部队编入第五团为第三营(三个连),营长赵震东,副营长唐逸才,副教导员梁达才。这时,全团指战员共有750多人,主要活动于遂南、遂北和海遂边界。第六团以原海康第十五团和徐闻独立营组建而成,全团600多人,团长黄鼎如,政委周立人(后方野),主要活动于海康、徐闻。
 
1949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正式成立。至此,以遂溪人民子弟兵为主组建的第二支队第四、第五团以及第六支队第十八团,正式纳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并在解放高雷地区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粉碎敌人的反扑阴谋
第四、第五、第六团等主力部队成立后,积极活动于雷州半岛地区,广泛地出击敌人,扫除农村圩镇之敌残余据点,消灭地方反动武装。第四团飞马连在徐闻县下桥、迈陈两个区中队的配合下,在下桥之东截击了敌徐闻保安营及青龙乡乡队;其后,该团又集中全团兵力先后进攻了海康南兴及徐闻锦和、沟西等地之敌。第五团集中两个营500余人,在遂南的南夏村伏击敌军一个警卫连,击毙敌营长以下官兵40余人,俘敌10人,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33枝。接着,又在海康土塘圩、陈高村一带进攻海康保安营、杨家自卫中队和乡队,毙伤敌军各10余人,再次控制了土塘及杨家乡一带地区,打击了敌乡长何玉英企图组织乡队东山再起的阴谋。9月初,周德安、陈景春带领第五团第二连,在中区区、乡、村队的配合下,攻克遂溪中区泥地一带最后一个敌据点——调丰乡公所,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20多枝。第十八团在第六团第一营的配合下,进攻了海康南兴之敌,摧毁了敌外围据点,一度控制了敌乡公所。人民军队经广泛出击后,连续拔除了雷州地区偏僻孤立的农村圩镇敌据点,扫除了大部分顽固的地方反动武装,解放了雷州半岛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区,基本形成了对城镇的包围。
其时,国民党反动派为确保其在华南的残余部队退踞海南岛,对雷州地区的人民武装进行了反扑。敌人经过筹划,分别指令其第一五三师进攻遂(溪)廉(江)解放区;第一五一师的第四五二团及第四五三团第二营进攻海(康)、徐(闻)边界和徐闻解放区。为便于调兵遣将,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分别成立了廉(江)遂(溪)和徐闻两个“清剿区”,命其副军长兼第一五三师师长李宏达为“廉遂清剿区长”,第一五一师副师长兼第四五二团团长陶相甫为“徐闻清剿区长”,并定于7月中旬开始实施其所谓“第一期清剿计划”的“秋季扫荡”。然而,敌第一五三师的第四五七和第四五九两个团进入廉江解放区仅10多天就受挫,被迫南移遂溪,在遂溪西区、西北区扫荡时又遭到人民武装的沉重打击。8月8日(农历7月14日),敌第一五三师第四五七团的主力及第四五九团一部,两个营600余人,集结于遂溪洋青圩,向解放区泮塘扫荡。正在此地活动的第六支队第十八团,布置第一营设伏于泮塘通往洋青的大路沿线,第二营设伏于泮塘村仔附近迎敌。上午10时许,这股敌军遭到人民军队伏击,其尖兵班在一个副连长的带动下在战场上宣布起义。敌军遭到伏击后,被打得措手不及,伤亡惨重。敌军稍作退却后,继而重新组织力量,企图从侧面突破人民军队的阵地。第十八团第一营顶住敌人的冲击;第二营迂回插到敌军的背后发起攻击。接着,遂溪中区的区、乡队及附近村庄民兵前来参战,配合主力对敌发起猛烈的攻击。经一个半小时的冲杀,敌兵终于溃不成军。这场战斗,共毙敌110多人,俘敌40余人,歼灭敌军一个整连及其机炮连的一部分,缴获八二迫击炮2门、轻机枪4挺、自动步枪4枝、冲锋枪及其他长短枪100多枝。战斗中,第十八团牺牲副连长刘国民和排长苏文二、战士杨刚等4人,伤4人。杨刚(号“小钢炮”),年纪十六七岁,向敌人冲杀时,被子弹击中肚部,肠子流出来,他坚持不下火线,到生命危殆时,只要求战友告诉他母亲,说等于少生了一个孩子,最后英勇牺牲。泮塘战斗结束后,遂溪军民又配合第十八团在遂溪河头的泥虱塘、土塘、平月(太平到城月)公路、湛川河等地打击进犯之敌。此时,敌第一五一师各部进入徐闻后也遭到第二支队各作战部队的沉重打击。
在此期间,第四团600余人在徐闻县人民武装密切配合下,在徐闻县下桥地区的六公山、黄宅村、石埚、埚仔村等地,利用森林茂密的有利条件,先后打击了敌第四五二团及第四五三团第二营;8月底第四团在第六团第二营的配合下,采用“围点打援”战术,向驻龙塘之敌第一五一师某部发起进攻,并重创了敌援兵
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在根据地革命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屡遭重创,只好陆续龟缩回湛江市。至是年9月,敌人“秋季扫荡”的反扑阴谋终于被彻底粉碎。
 
(六)接应驻湛江国民党军队起义
1949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公开宣布成立后,以纵队政治部的名义发出了《告国民党军队官兵书》,号召国民党官兵认清形势,将功赎罪,投向人民怀抱,走向光明。这对于继续策动国民党军官兵的投诚、起义,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9月,南下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广东,解放了南雄、始兴,继而直逼广州。这时,驻粤的国民党反动派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安,各地残敌纷纷伺机逃往海南岛。10月4日,国民党东海区区长赵震东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教育争取下,率部200余人,携带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长短枪140多枝、冲锋枪2枝、手榴弹10枚,在东海岛觉民中学宣布起义。该部起义后编入粤桂边纵队第二支队第五团为第三营,赵震东任营长。
接着,驻湛江市的国民党第六十二军直属部队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粤桂边区党委的直接策动和领导下,于10月16日凌晨举行起义。在起义部队遭到敌第一五一师疯狂镇压的关键时刻,第五团、第十八团奉命于16日下午由遂溪赶到西营(霞山),与其它兄弟部队一道接应起义部队,并从海头圩、菉塘村一线向进攻起义部队的敌军侧背发动攻击;同时,中共遂溪县委发动毗邻湛江市的遂溪东部地区党组织和青壮年农民,组成担架队、运输队等,密切配合起义部队和主力团队的行动。17日夜,起义官兵及其家属800多人,在人民武装主力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和支援下终于安全撤出市区,进入遂溪根据地。随后,起义部队在遂溪东区甘霖村整编为粤桂边纵队第六支队新编第十六团。
参加这次起义的有国民党第六十二军直属部队的警卫营三个连、辎重团第一营三个连、炮兵营第二连和弹药队、军部连、工兵连等,共900余人。这次武装起义共毙、俘、瓦解敌军约2000余人,带出轻、重机枪和长短枪共1600余枝(挺),炮10门,子弹100余万发,炮弹3万余发,炸药数吨,军用器材、药品、医疗器材一大批,军粮10余万斤;同时还将关押在敌监狱里的600余“犯人”及关押在中正中学大院内的30余名“政治犯”全部释放出来。
这次起义的胜利,粉碎了蒋军妄图在湛江建立指挥中心、收集残部、伺机向广州反扑的阴谋,为遂溪以及高雷地区的解放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七)党、政、群组织建设的加强和各项制度的完善
中共雷州地委在1949年6月召开下湖会议后,根据粤桂边区党委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5月7日的指示精神,为做好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全区的准备,乃在雷州地区全面开展建党、建政、建立群众团体等工作,以加快组织建设工作的步伐。
同年6月,为了搞好支援前线工作,粤桂边区党委向全边区发出“进行党员捐献运动”的口号。遂溪县各级党组织闻风而动,东区党组织提出“全县争第一,和各区竞赛”的口号,向各区发出挑战书。接着,中、西等区相继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广泛发动捐献,在捐献会上,一些党员干部带头献了金戒指、金项链等首饰。随后,各区的党员干部纷纷行动起来,竞相捐献,全县掀起了捐献物资支援前线的热潮。
8月,中共雷州地委为了加强遂溪党组织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遂溪南、北两县合并,在遂溪中区万家村宣布成立中共遂溪县委,书记周德安,副书记陈质彬,委员黄廷瑶(负责政权工作)、邹发(兼宣传部长)、叶卓锋(兼群运部长)、杨华汉(兼组织部长)、梁乔栋。同时改组了遂溪县人民政府,由黄廷瑶任县长,林和庚任副县长。县政府下设几个行政工作机构,其中:民政科兼司法科长黄培桂,财政科长潘立中,军事科长黄雨田,教育科长宋希濂。此外,还成立了遂溪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遂溪县委员会,妇联筹委会主任林英,副主任杨强,委员3人,下辖七个区的妇委会,青年团县委书记洪德。这时,全县分为七个区,各区的党政负责人是:东区区委书记黄列,区长支世杰;中区区委书记宋自豪,区长曾惠清;西区区委书记梁乔栋(9月后吴杰),区长陈生;南区区委书记陈质彬(兼),副书记杨强,区长王立祉;北区区委书记李志民,副书记李康年,区长袁罗胜;西南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黄色伍;西北区区委书记李炳,区长张立明。
在中共雷州地委的领导下,随着组织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遂溪党、政、群组织日益发展和巩固,为迎接遂溪全境的解放进一步准备了条件。
 
(八)消灭残敌 解放遂溪全境
1949年10月初,粤桂边区党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形势的发展,以及国民党第六十二军直属警卫营等部在湛江市西营起义后的形势变化,为了创造条件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全边区,决定第二支队第五、第六团和第六支队第十八团、粤桂边纵警卫团(原第二支第四团)由粤桂边纵雷州前线总指挥符志行和雷州地委统一指挥,展开横扫雷州残敌,解放雷州半岛的战役。其时,边纵警卫团再次挺进徐闻西部,继而向南横扫地方反动势力,使据守徐闻县城之敌孤立无援,为解放徐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1月2日,驻遂城镇国民党第一五三师第四五八团一部闻讯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于10月底解放廉江城的消息后,仓惶弃城逃入湛江,遂溪人民武装和平进入遂城镇。同日,东区人民武装围攻国民党黄略乡公所,反动乡长率部投降,交出轻机枪2挺、冲锋枪1挺、长短枪60余枝。随后,东和、义兴等乡的反动据点亦相继被拔除。至此,遂溪东区全部解放。
11月16日,第六支队第十八团和第二支队第五团在符志行和沈斌、马如杰等人的指挥下,攻打遂(溪)、海(康)交界的沈塘敌据点。是役由第十八团负责主攻,第五团负责警戒。凌晨5时许,进攻总祠堂据点的战斗打响,敌哨兵发现人民武装的行动后。慌忙开枪,接着敌暗堡也从各个方向朝人民武装疯狂扫射。天亮时,第十八团果断进攻,敌阵大乱。敌副中队长陈文发慑于人民武装威力,率部分士兵投诚。不久沈塘总祠堂据点被攻克,敌第十四区清剿总队70余人被俘。接着,第十八团转而攻打敌第十四区清剿指挥部碉楼。敌清剿总队长符春茂左腿被击伤后,自知罪大极恶,于是先杀其幼子,后饮弹自尽,其残部10余人全部被俘。至此,遂溪城月和海康雷城之敌被切断联系,彼此孤立无援。
11月26日至28日,在符志行和马如杰、郑世英等人的指挥下,以第十八团为主攻,第五团负责阻击湛江敌援兵,攻打国民党遂溪县政府所在地城月镇。
当时,城月镇内驻有国民党遂溪县保安营300余人,另有一个警察中队和逃到这里的残余乡兵共100余人。这些兵力分别驻在镇内的当铺、鱼街炮楼、油行炮楼、城月中学及各街口碉堡。26日凌晨4时,第十八团两个营600余人对城月之敌发起攻击。但因敌碉堡、炮楼十分坚固,一时未能摧毁,战斗处于相持状态。为减少伤亡,符志行决定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争取和平解放城月。于是由遂溪地方党组织和部队派出代表黄廷瑶、钟如谋等与敌方代表黄其安(保安营副营长)谈判。国民党遂溪县长黄兆昌自恃营垒坚固,外有湛江之敌为后盾,存心用缓兵之计,坚守待援,所以对谈判毫无诚意,不肯接受和平解放城月的条件。为了逼敌投降,第十八团加强了攻城火力。谈判经过多次反复,最后达成了协议:一是黄兆昌等人投降后,人民武装要确保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二是允许他们带走10枝步枪以应付湛江之敌。这个协议本不理想,但敌防守工事坚固,攻城部队无攻坚武器,若有大股敌人增援,人民武装将会吃大亏。经过权衡利弊之后,人民武装答应了敌方的要求。27日,正当双方在协议上签字时,国民党驻湛江的第六十二军却拼凑1000余武装,急向城月之敌驰援。担任阻击敌援任务的第五团三个营700余人(此时赵震东的起义部队已编入该团),于上午10时首先在城月北京滩一带及合水村响水桥附近阻击敌援军。敌军为迅速解救城月之危,频频向人民武装发起猛烈的冲击。由于敌众我寡,第五团打得既激烈又艰苦。中午12时许,第十八团抽出部分兵力向敌援军进行迂回包抄。这时,遂溪中区、南区附近的乡队、村队也赶来参战。敌援军四面受击,伤亡惨重。战斗持续至傍晚,敌援军终于溃败逃向湛江。其中一路逃兵40多人由一名连长带领逃向调丰一带,企图强渡加埠渡口经寇竹新圩回西营。该渡口是城月一带经新圩往西营的交通要道,战前中区区委已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布置,组织调南乡游击队严密封锁了加埠渡口,以防止敌人从渡口进退。当敌军逃到六坑村时,调南乡队已布置20多人占领了渡口对面的制高点,同时还组织苏二、加埠、万山等村村队200多人,从背后包围敌人。下午5时左右,敌军在渡口遭到乡队打击后,慌乱退到加埠村边。此时各村村队及时赶到,对敌形成全面包围。游击队随即展开政治攻势,宣传共产党对俘虏的政策,指出他们只有缴枪投降才是惟一的出路。敌军连长只好率队缴枪投降。是役俘敌40多人,缴枪40多枝、子弹一批。
 
打退敌援军后,指挥部在符志行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重新部署了战斗计划。当天晚上,人民武装集中两个团的全部兵力,再次对城月守敌发起进攻。经激战,扫除了街道上的所有碉堡,消灭了外围据点的敌军。接着,人民武装集中兵力围攻国民党县政府驻地城月当铺。28日上午,敌县长黄兆昌及残余敌军全部投降。城月战斗打了二天三夜,消灭了敌军一个保安营、一个警察中队及敌援军一部,共毙俘敌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15挺、长短枪500余枝、电台1部,接收了敌县政府的全部档案。至此,遂溪县全境宣告解放。
三、全力支援解放海南岛
由遂溪人民子弟兵组建起来的第十八团和第五团联合攻克国民党遂溪县政府所在地城月镇,解放了遂溪县全境之后,接着,第十八团又奉命挥师南下,于1949年12月5日在海康县人民武装的配合下解放了海康县城。同月18日至19日,第十八团、第五团和第十六、第十七团一道,协同南下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第一二八师第三八四团进攻驻湛江西营之敌,经两天激战,歼敌一部(另一部逃往海南),解放了湛江市。在此之前,人民武装已于10月22日接管了国民党徐闻县政府所在地徐城。湛江市和雷州半岛三县全境解放后,当地各级党组织旋即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全力开展支援南下大军解放海南岛的工作。 
海南岛是广东省辖的最大一个岛,与雷州半岛隔琼州海峡相望。当时,南下人民解放军在地方人民武装的配合下,取得了粤桂边战役的重大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队的部分残余势力相继从大陆逃往海南岛,与原守备该岛的陈济棠部合并,组成“海南防卫总司令部”,由薛岳(字伯陵)任总司令。薛指挥岛上的国民党陆、海、空三军组成所谓“伯陵立体防线”,企图凭借琼州海峡天险,长期盘踞海南岛。国民党反动派盘踞海南,必定极大地影响着华南地区的政治安定、经济恢复和国防的巩固。因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于1949年12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第四十三军和第四十军组成渡海作战兵团,准备解放海南岛。其后,两军将士相继集结于雷州半岛和湛江、东海岛、廉江等地,并投入了紧张的渡海作战准备。
为了更好地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支前工作,南路地区各县、市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粤桂边区党委的有关指示,相继成立了支前司令部。其时,雷州支前司令部司令由雷州行署主任陈开濂兼任(后调任南路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雷州地委副书记方兰任政委。雷州支前司令部下辖遂溪县、徐闻县、海康县和湛江市。遂溪县早在11月3日便成立了支前司令部,司令员黄廷瑶(遂溪县长,后调任南路支前司令部船舶处处长),副司令员林和庚(遂溪县副县长),政委周德安(遂溪县委书记)。下设四个科和二个管理处,同时各区也成立支前指挥部,各乡成立支前供应站。县支前司令部各科、处负责人为:财政科潘立中,粮秣科杨恒万,秘书科廖生,总务科杨兆轩,江洪港口管理处黄培桂,北潭港口管理处黎锦典。各区支前指挥部负责人为:中区曾惠清,东区支世杰,南区王立祉(后朱棠光),北区袁罗胜,西区陈生,西北区张立明,西南区黄色伍。各区支前机构成立后,随即组织工作队,深入各乡村,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组织人、财、物力,征集船只,招募舵手、船工、民工,筹积粮草钱物,修筑公路,协助和指导野战军海练等。遂溪县支前司令部还抽调党政机关干部和师资训练班学员100多人组成工作队,配合各区乡支前工作人员深入农村、港口进行宣传。他们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出色地完成了支前工作任务。 
全县各区在宣传发动群众支前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积极分子。西北区分工负责管理督促修船工作的黎锦典、张南隆二人,日夜奔走于沿海各村,寻找船主,动员船工。尤其是张南隆,他不仅竭力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还亲自修理船只,安装桅杆、船舵、风帆等。莫兴祥、李明、周锡勇、邓成州、邓如仁等负责人更是日夜操劳,以身作则,为了动员和组织船工,他们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一位姓吕的女教师,不惜放下教师的架子,不怕别人说闲话,毅然到沿海去,为船工挑水做饭。由于他们不辞劳苦地埋头工作,完成任务比较出色,因而受到《南路人民报》的通报表扬,称赞他们具有“对革命工作不辞艰苦的伟大精神”。西北区织箩村是一条只有32户人家的小村子,田地较少,粮食缺乏,村民平时都靠编织竹箩换钱买粮,生活比较贫困。然而,该村在党组织发出捐献财物支援前线的召号后,却能率先响应,居然在一夜之间捐集了66元光洋,远远超过了预定捐献指标,为预定数额的12倍。这一喜讯,在西北区引起了共振。于是全区200多条自然村的群众,纷纷竞相捐献,掀起了全区性的捐献热潮。该区支前总站交通员卢光,把多年来为人放牛攒得的五斗谷子变卖,将换来的两块多光洋全部捐了出来;交通员何张则把家私什物卖掉换钱献捐;穷先生刘国藩也不甘落后,把家里仅有的两担稻谷全部捐出支援大军……像这样竞相捐献的好人好事,在全县处处可以耳闻目见。由于广大群众的积极捐献,该区从11月5日至15日,仅10天就捐集了2300多元光洋,1万多斤稻谷和3枚戒指,总值为原定指标的2倍多,完成任务十分出色。除积极捐献粮款之外,西北区人民还捐献了一大批草料、木材和衣物、被服等,出动大批民工修筑公路和桥梁,并组织许多船工和舵手,协助大军强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
中区从新圩到寇竹渡口沿途设置10多个供应点。在渡海大军中,有八九成是内地来的战士,他们不懂水性,当时训练工具又极缺乏。中区党组织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组织群众织竹框充当救生工具,并组织渔民冒着敌机的轰炸,帮助战士训练渡海本领。调南乡抽调出100多名群众住在寇竹渡建造浮桥。此外,还发动群众大搞捐献,纷纷把自己的猪、鸡、羊、鱼、番薯、黄豆、木瓜等献出来支援南下大军;有的还捐出锅头等厨具,甚至拆下自家的门板,千万百计帮助解决战士们的食宿问题。调南乡征集和修造的运输船、鱼船共40多艘,供渡海大军作运输工具,并砍伐了一批竹、树木用来造船和筏。洋青供应站一次就筹集了锅头150口、生猪100多头。洋东乡在1949年底前就筹备了几十万斤禾草等饲马养料,还筹备了猪、鸡、鸡蛋、布鞋、锅头等一大批,并在沿途设立茶水供应站迎接大军,为大军当向导、找翻译等。1949年底,中区第一批筹备的10多万斤大米全部送到各供应站支援大军。
东、西、北、南、西南等区掀起的捐献热潮也一浪高一浪,在短时间内相继组织了大批大米、牲畜、木材、门板、竹、厨具等物资支援大军,还动员了一批群众协助大军练习水性以及掌舵驾船,一批船工奋勇地当了舵手参加大军渡琼作战,其间出现了大量动人的事迹。
遂溪县人民在支前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除筹备了大批物资支援渡海作战大军外,全县7个区共征集了船只343艘,竹排105张,出动舵工128人,冯美发、吴丕光、王日九、程玉光等4人被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评为“渡海功臣”,曾朝忠荣立二等功,19人在护送大军渡琼作战中牺牲;广大妇女在帮助大军缝补衣服、慰问部队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遂溪人民在这次支前工作中,全面动员,竭尽人力、财力、物力,为海南岛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附录 遂溪党组织及其领导人更迭表
一、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雷州特别支部
(1925.10~1926.夏初)
书记 韩 盈(寒萤,1925.10~1926.夏初)
成员 韩 盈(1925.10~1926.夏初)
黄广渊(1925.10~1926.夏初)
薛文藻(薛经光,1925.10~1926.夏初)
苏天春(苏浴尘,1925.10~1926.夏初)
(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遂溪支部
(1926.夏初~1926.6)〖JZ)〗
书记 黄广渊(1926.夏初~1926.6)
委员 黄广渊(1926.夏初~1926.6)
陈光礼(1926.夏初~1926.6)
邓成球(1926.夏初~1926.6)
颜 卓(1926.夏初~1926.6)
刘 坚(1926.夏初~1926.6)
(三)中共遂溪县支部
(1926.6~1926.10)〖JZ)〗
书记 黄广渊(1926.6~1926.10) 
委员 黄广渊(1926.6~1926.10)
陈光礼(1926.6~1926.10)
邓成球(1926.6~1926.10) 
颜 卓(1926.6~1926.10)
刘 坚(1926.6~1926.10)
(四)中共遂溪县部委
(1926.10~1928.4)〖JZ)〗
书记 韩 盈(1926.10~1927.4)
负责人 黄广渊(1927.4~1927.9)
陈光礼(1927.9~1928.4)
委 员 韩 盈(1926.10~1927.4)
黄广渊(1926.10~1927.9)
邓成球(1926.10~1927.4)
颜 卓(1926.10~1927.4)
陈均达(1926.10~)
钟竹筠(祝君,女,1926年10月调往防城,后牺牲)
陈光礼(1926.10~1928.4)
薛经辉(1926.10~1928.4) 
周 纪(1926.10~)
何云瑞(1926.10~)
刘 坚(1926.10~)
薛文藻(1926.10~1928.4)
(五)中共遂溪县委
(1928.4~1931.11)〖JZ)〗
书 记 陈光礼(1928.4~1931.11)
委 员(不详)
(六)中共遂溪县斜阳岛党组织
(1931.11~1932.11)〖JZ)〗
负责人 薛经辉(1931.11~1932.11) 
二、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
(一)中共遂溪中学支部
(1938.10~1939.5)〖JZ)〗
书 记 李康寿(1938.10~1939.5)
(二)中共遂溪县中心支部及其辖下支部
(1939.1~1939.5)
中共遂溪县中心支部
书 记 黄其江(1939.1~1939.5)
委 员 黄其江(1939.1~1939.5)
陈其辉(1939.1~1939.5)
邓麟彰(1939.1~1939.5)
殷 杰(1939.1~1939.5)
中心支部辖下的两个支部
1、战时乡村工作队支部
负责人 唐才猷(1939.1~1939.5)
2、遂溪七小支部
负责人 支仁山(1939.1~1939.5)
(三) 中共遂溪县工委及其辖下支部
(1939.5~1939.10)
中共遂溪县工委 〖JZ)〗
书 记 黄其江(1939.5~1939.10) 
委 员 黄其江(1939.5~1939.10)
陈其辉(管宣传,1939.5~1939.10)
邓麟彰(管组织,1939.5~1939.10)
殷 杰(管统战,1939.5~1939.10)
殷 英(管群运,1939.5~1939.10)
县工委辖下各支部及负责人
甘霖支部 许 旺(后梁汝宏)
丰厚支部 郑善卿(后邹文西)
陈村仔支部 陈兆荣(后陈明景)
黄略支部 王 骏
九东支部 王恩洪
支屋支部 支陈新 
东海支部 沈 斌(后沈潜)
其连山支部 卜国柱
竹山支部 唐才猷
文相支部 曾锡驹 
泮塘支部 陈醒吾
风朗支部 林昌富
山内支部 李琼伦(后李鸿基)
山家支部 黄明德
金围支部 支尧光 
老马支部 马如杰
同文支部 王玉引(后邓成惠)
斗仑支部 周锡典
北潭坡支部 伍 文
遂溪中学支部 李康寿(7月后梁和)
雷州师范支部 邓其敏(后黄其炜)
遂溪七小支部 支仁山
四维中学支部 王福秋
勷勤商学院支部 戴旭光
麻章干训班支部 何 森
(四) 中共遂溪中心县委及其辖下各区委
(1939.10~1940.3)
中共遂溪中心县委〖JZ)〗
书 记 黄其江(1939.10~1940.3)
副书记 邓麟彰(1939.10~1940.3)
委 员 黄其江(1939.10~1940.3)
邓麟彰(1939.10~1940.3) 
支仁山(1939.10~)
唐才猷(兼组织部长,1939.10~1940.3)
殷 杰(兼青年、统战部长,1939.10~1940.3)
王福秋(兼宣传、保卫部长,1939.10~1940.3)
梁汝宏(1939.10~ )
陈 华(兼宣传部长,1939.12~1940.3)
中心县委辖下各区委
东区区委
书 记 邓麟彰(兼,1939.10~1940.1)
黄明德(1940.1~1940.3)
委 员 邓麟彰(兼,1939.10~1940.1)
黄明德(1940.1~1940.3)
黄景文(不详)
中区区委 
书 记 陈醒吾(1939.10~1940.3)
委 员 陈醒吾(1939.10~1940.3)
卜国柱(1939.10~1940.3)
陈醒亚(1939.10~1940.3)
西区区委
书 记 殷 英(1939.10~1940.3)
委 员 殷 英(1939.10~1940.3)
王玉引(1939.10~ 1939.12)
黄明德(1939.10~1940.1)
(五)中共遂溪县委及其辖下各区委
(1940.3~1941.5) 
中共遂溪县委
书 记 邓麟彰(1940.3~1940.5) 
支仁山(1940.5~1941.5)
委 员 邓麟彰(1940.3~1940.5)
支仁山(1940.5~1941.5)
唐才猷(1940.3~1941.2) 
陈 华(1940.3~1940.12)
殷 杰(1940.3~1941.2)
刘炳燊(廖铎,1940.7~1940.冬)
陈 恩(1940.12~1941.5)
王福秋(1940.3~1941.2)
县委辖下各区委
东区区委
书 记 黄明德(1940.3~1941.2)
沈 斌(1941.2~1941.5)
委 员 黄明德(1940.3~1941.2)
沈 斌(1941.2~1941.5)
黄景文(1940.3~1940.6)
黄 桂(1940.6~1940.8)
陈明景(1940.8~1941.2)
王 乔(1941.2~1941.5)
中区区委
书 记 陈醒吾(1940.3~1940.6) 
陈熙古(1940.6~1941.2)
沈汉英(1941.2~1941.5)
委 员 陈醒吾(1940.3~1940.6)
陈熙古(1940.6~1941.2)
沈汉英(1941.2~1941.5)
陈醒亚(1940.3~1940.6)
沈 斌(1940.3~1941.2)
洪 荣(1941.2~1941.5)
西区区委
书 记 沈汉英(1940.3~1941.2)
陈熙古(1941.2~1941.5)
委 员 沈汉英(1940.3~1941.2)
陈熙古(1941.2~1941.5)
马如杰(1940.3~1941.2)
唐协森(1940.3~1941. 2)
陈 章(1941.2~1941.5)
梁 甫(1941.2~1941.5)
谢华胜(1941.3~1941.5)
陈慎辉(1941.3~1941. )
(六)中共雷州中心县委及其辖下遂溪各区委
(1941.5~1942.秋)
中共雷州中心县委 
书 记 周 楠(兼,1941. 5~1942.秋) 
副书记 陈 恩(1941.5~1942.秋)
委 员 周 楠(1941.5~1942.秋)
陈 恩(1941.5~1942.秋)
支仁山(主管遂溪,1941.5~1942.秋)
唐多慧(主管海徐,1941.5~1942.秋)
雷州中心县委辖下遂溪各区委
东区区委
书 记 沈 斌(1941.5~1942.秋)
委 员 (不详)
中区区委
书 记 沈汉英(1941.5~1942.秋)
委 员 (不详)
西区区委
书 记 陈熙古(1941.5~1942.秋)
委 员 陈熙古(1941.5~1942.秋) 
陈 章(1941.5~1942.秋)
谢华胜(1941.5~1941.7)
梁 甫(1941.5~1942.秋)
(七)中共遂溪县、区特派员
(1942.秋~1945.8)
中共遂溪县特派员
中共雷州特派员陈恩管辖雷州地区各县党组织,下设三个片(后增加廉江片),每片设一名特派员。
遂溪东、中片 支仁山(1942.秋~1944.8)
沈汉英(1944.8~1945.8)
遂溪西片 唐多慧(1942.秋~1945.8)
遂溪南片(含海康、徐闻) 庄梅寿(1942.秋~1944.7)
沈 斌(1944.7~1945.8)
各区特派员 
东、中区 沈汉英(1942.秋~1944.8)
西  区    陈兆荣(1942.秋~1944.8)
陈 章(1944.8~1945.2)
周 斌(周文熙,1945.2~1945.8)〖ZK)〗
南  区 陈同德(1942.秋~1944.11)
谢华胜(1944.11~1945.8)〖ZK)〗
东南区、东海 沈 斌(1942.秋~1944.7)
(八)中共雷州特派员及遂溪各片党组织负责人
(1945.9~1946.4)
中共雷州特派员及其核心成员
特派员   陈 恩(1945.9~1946.3)
核心成员 黄其江(1945.9~1946.4)
邓麟彰(1945.9~1946.4)
支仁山(1945.9~1946.4)
遂溪各片党组织负责人
东 区
中 区(1946.10前) 
南 区(文里、太平部分) 沈汉英(1945.9~1946.4) 
西北区
东海岛
五九区 沈 斌(1945.9~1946.4) 
南 区(部分)
东 区
黄明德(1945.9~1946.4) 
中 区(1946.10后)
西南区 
陈兆荣(1945.9~1946.4) 
南 区(部分) 
南 区(部分) 郑仲珏(1945.9~1946.4)
(九) 中共雷州地区临时负责人及遂溪各区、片负责人
(1946.4~1946.6)
雷州地区党组织临时负责人
沈汉英(1946.4~1946.6)
遂溪各区、片党组织负责人
东、中区 黄明德(1946.4~1946.6)
南区(文里、太平部分) 陈醒吾(1946.4~1946.6) 
西南区
陈兆荣(1946.4~1946.6) 
南 区(部分)
南 区(部分) 郑仲珏(1946.4~1946.6)
西北区 李晓农(1946.4~1946.6)
(十)中共雷州特派员及其辖下遂溪各区、片特派员
(1946.6~1947.4)
中共雷州特派员
沈汉英(1946.6~1947.4)
遂溪各区、片特派员
东 区 黄明德(1946.6止)
梁 立(1946.6任)
中 区 陈 拨 (1946.6~1947.4)
陈伟荣(风朗片,1946.6~1947.4)
南区(太平、文里部分) 陈醒吾(1946.6~1947.4)
西南区、南区(部分)   陈兆荣(1946.6~1947.4)
西北区 李晓农(1946.6~1947.4)
梁 甫(涧水河北部,1946.6~1947.4)
何 珍(涧水河南部,1946.6~1947.4)
湛郊新鹿片 周德安(1946.8止)
唐克敏(1946.8任)
廉江博教片 谢华胜(1946.6任,该片后划归廉江县)
(十一)中共遂溪中心县委(雷州工委)及其辖下各区委
(1947.5~1948.2)
中共遂溪中心县委(雷州工委) 
书 记 沈汉英(1947.5~948.2)
副书记 沈 斌(1947.5~1948.2)
委 员 沈汉英(1947.5~1948.2)
沈 斌(1947.5~1948.2)
陈醒吾(1947.5~1948.2)
陈开濂(1947.5~1947.12)
陈兆荣(1947.5~1948.2)
殷 杰(1947.12~1948.2)
中心县委辖下各区委
东区区委
书 记 梁 立(1947.5~1948.2)
委 员 梁 立(1947.5~1948.2)
周德安(1947.5~1948.2)
陈耀明(1947.5~1948.2)
吴友廉(1947.5~1948.2)
中区区委
书 记 陈理祥(1947.5~1947.11)
周德安(1947.11~1948.2)
委 员 陈理祥(1947.5~1947.11)
林和庚(兼,1947.5~1948.2)
周德安(1947.11~1948.2)
黄其柳(管组织,1947.11~1948.2)
西区区委(含西北区时)
书 记 何 珍(1947.5~1947.7)
委 员 何 珍(1947.5~1947.7)
梁 甫(1947.5~1947.7)
周锡经(1947.5~1947.7)
梁乔栋(1947.5~1947.7)
李超儒(1947.5~1947.7)
陈耀南(1947.5~1947.7)
西区区委(成立西北区后〖ZW(〗1947年7月原西区划分为西区、西北区2个区委。〖ZW)〗)
书 记 何 珍(1947.7~1948.2)
委 员 何 珍(1947.7~1948.2)
李超儒(1947.7~1948.2)
袁志雄(1947.7~1948.2)
陈耀南(1947.7~1948.2)
梁乔栋(1947.7~1948.2)
北区区委
书 记 戴 洪(1947.5~1947.12)
何 德(1947.12~1948.2)
委 员 戴 洪(1947.5~1947.12)
何 德(1947.12~1948.2)
叶 锦(1947.5~1947.12)
李志民(1947.5~1948.2)
苏 虹(1947.5~1948.2)
邹 发(1947.9~1948.2)
黄 列(1948.2~1948.2)
西北区区委
书 记 梁华栋(1947.7~1947.12)
叶卓峰(1948.1~1948.2)
委 员 梁华栋(1947.7~1947.12)
叶卓峰(1948.1~1948.2)
周锡经(1947.7~1948.2)
梁 甫(1947.7~1947.12)
周锡典(1947.7~1948.2)
叶大茂(1948.1~1948.2)
张立明(1948.1~1948.2)
林 英(1948.1~1948.2)
李 炳(1948.1~1948.2)
东海区区委
书 记 陈志群(1947.7~1947.9)
王玉颜(1947.9~1947.12)
委 员 陈志群(1947.7~1947.9)
王玉颜(1947.9~1947.11)
李树生(1947.7~1947.11)
陆锦伦(1947.7~1947.11)
沈兆炎(1947.7~1947.11)
东南区区委
书 记 唐克敏(1947.5~1947.6)
王悦炎(1947.7~1948.2)
副书记 梁汝新(1947.5~1948.2)
委 员 唐克敏(1947.5~1947.6)
王悦炎(1947.7~1948.2)
王戈木(1947.5~1948.2)
梁汝新(1947.5~1948.2)
李树生(1947.5~1948.2)
杨 瑞(杨群英,1947.5~1948.2)
南区党组 1947年6月后,南区党组织归遂南县工委直接领导。 
负责人 陈醒吾(1947.5~1947.6)
西南区区委 1947年6月后,西南区委归遂南县工委直接领导。
书 记 谭国强(1947.5~1947.6)
委 员 谭国强(1947.5~1947.6)
黄色伍(1947.5~1947.6)
黄廷瑶(1947.5~1947.6)
黄培桂(1947.5~1947.6)
(十二)中共湛江市城区工委
(1948.2~1949.1)〖JZ)〗
书 记 戴 洪(1948.2~1949.1)
委 员 戴 洪(1948.2~1949.1)
王戈木(管农村、工运,1948.2~1949.1)
林显荣(1948.2~1949.1)
陈华镇(管情报,1948.2~1949.1)
林 石(管工运,1948.2~1949.1)
梁周荣(管学运,1948.2~1949.1)
(十三)中共遂南县工委及其辖下各区委
(1947.6~1949.8)
中共遂南县工委
书 记 沈 斌(兼,1947.6~1948.2)
杨美经(1948.2~1949.2)
唐荣益(1949.2~1949.8)
副书记 陈质彬(兼管五、九区片,1948.2~1949.8)
委 员 沈 斌(1947.6~1948.2) 
杨美经(1948.2~1949.2)
陈质彬(1947.6~1949.8)
周立人(1947.6~1947.8)
谭国强(1947.6~1947.8)
林飞雄(1947.6~1948.4)
唐荣益(1948.2~1949.8)
黄廷瑶(1948.2~1949.8)
黄色伍(1948.2~1949.8)
黄其柳(1948.8~1949.8)
遂南县工委辖下各区委
南区区委
党组织负责人 沈 斌(兼,1947.6~1947.10)
书 记 林飞雄(兼,1947.10~1948.5)
莫 克(1948.5~1948.6) 
唐荣益(兼,1948.6~1949.6)
黄其柳(兼,1949.6~1949.8)
委 员 沈 斌(兼,1947.6~1947.10)
林飞雄(兼,1947.10~1948.4)
唐荣益(兼,1948.5~1949.6)
黄其柳(兼,1949.6~1949.8)
周超群(1947.6~1947.8)
王立祉 (1947.6~1949.8)
陈质彬(1947.6~1949.8)
陈应真(1947.6~1948.7)
刘 胡(1947.6~1949.8)
杨 强(1947.6~1949.8)
杨华汉(1947.6~1949.初)
韩华宝(1947.6~1948.6)
梁 方(1947.6~1948.6)
曾宗平(1947.6~1948.10)
陈少珍(1948.5~1948.12)
陈 栋(1948.5~1948.12)
苏文桂(1948.5~1949.8)
蔡进修(1949.6~1949.8)
黄巨川(1949.6~1949.8)
吴立本(       ~1949.8)
西南区区委
书  记 谭国强(兼,1947.6~1947.11)
杨美经(兼,1947.12~1948.6)
黄廷瑶(兼,1948.6~1949.7)
黄色伍(兼,1949.7~1949.8)
委 员 谭国强(1947.6~1947.11)
杨美经(1947.12~1948.4)
黄廷瑶(1948.4~1949.7)
黄色伍(1949.7~1949.8)
黄培桂(1947.6~1949.8)
黄雨田(1947.11~1949.8)
陈绍宽(1947.11~1949.8)
陈庆瑞(1947.11~1949.8)
梁汝新(1947.11~1949.8)
周爱球(1947.11~1949.8)
钟裕谦(1947.11~1949.8)
邱 铭(1949.3~1949.8)
吴立本(1949.6~       )
海康西区区委〖ZW(〗1947年8月划归中共海康县工委〖ZW)〗
书 记 周立人(1947.6~    )
委 员 周立人(1947.6~    )
纪继舜(1947.6~    )
陈少昌(1947.6~    )
欧汝锋(1947.6~    )
林 亮(1947.6~    )
林茂保(1947.6~    )
黄 槐(1947.6~    )
(十四)中共遂北县委及其辖下各区委
(1948.2~1949.8)
中共遂北县委〖JZ)〗
书 记 马如杰(1948.2~1948.4)
陈醒吾(1948.4~1949.1)
何 德(1949.1~1949.8)
副书记 周德安(1949.6~1949.8) 
委 员 马如杰(1948.2~1948.4)
陈醒吾(1948.4~1949.1)
陈开濂(兼县长,1948.2~1948.11)
何 德(兼宣传部长,1948.2~1948.10)
邹 发(兼宣传部长,1949.6~1949.8)
叶卓锋(1948.2~1949.8)
陈耀南(1949.3~1949.6)
周德安(兼组织部长,1948.2~1948.10)
何 珍(兼群运部长,1948.2~1948.10)
常 委 何 德(1948.10~1949.8)
周德安(兼组织部长,1948.10~1949.8)
何 珍(兼群运部长,1948.10~1949.8)
遂北县委辖下各区委
东区区委 该区1948年10月划归中共湛(江)遂(溪)边委管辖,1949年1月再划归遂北县委。
书 记 梁 立(1948.2~1948.10,1949.1~1949.3)
黄 列(1949.3~1949.8)
委 员 梁 立(1948.2~1949.3) 
谭 德(1948.2~1948.8)
黄 列(1949.3~1949.8)
陈耀明(1948.2~1948.12)
吴友廉(1948.2~1948.12)
支世杰(1948.2~1948.12)
东南区区委 该区1948年10月划归中共湛(江)遂(溪)边委管辖。
书 记 王悦炎(1948.2~1948.6)
黎 江(1948.6~1948.10)
委 员 王悦炎(1948.2~1948.6)
黎 江(1948.6~1948.10)
李树生(1948.6~1948.10)
中区区委
书 记 周德安(兼,1948.2~1948.10)
杨华汉(1948.10~1949.8)
委 员 周德安(兼,1948.2~1948.10)
林和庚(1948.2~1948.10)
黄其柳(1948.2~1948.10)
宋自豪(管民运,1948.2~1949.8)
杨华汉(1948.10~1949.8)
西区区委
书 记 何 珍(兼,1948.2~1948.11)
陈耀南(1948.11~1949.1)
梁乔栋(1949.1~1949.8)
委 员 何 珍(1948.2~1948.11)
陈耀南(1948.2~1949.3)
李超儒(1948.2~1948.11)
袁志雄(1948.2~1948.11)
梁乔栋(1948.2~1949.8)
吴 杰(1948.11~1949.8)
陈 生(1949.1~1949.8)
洪 德(1949.1~1949.8)
龙煜明(1949.1~1949.8)
北区区委
书 记 何 德(兼,1948.2~1948.9)
邹 发(兼,1948.9~1949.6)
李志民(1949.6~1949.8)
副书记 李康年(1949.6~1949.8)
委 员 何 德(兼,1948.2~1948.9)
邹 发(兼,1948.2~1949.6)
李志民(1948.2~1949.8)
苏 虹(1948.2~1949.初)
黄 列(1948.2~1949.2)
蒋如信(1948.9~1949.初)
李康年(1949.6~1949.8)
袁罗胜(1949.6~1949.8)
西北区区委
书 记 叶卓锋(1948.2~1949.5)
李 炳(1949.5~1949.8)
委 员 叶卓锋(1948.2~1949.5)
李 炳(1949.5~1949.8)
叶大茂(1948.2~1949.5)
张立明(1948.2~1949.8)
林 英(1948.2~1949.5)
马观福(1949.5~1949.8)
李志严(1949.5~1949.8)
叶 高(1949.5~1949.8)
邱 毅(1949.5~1949.8)
李炳球(1949.5~1949.8)〖LM〗
(十五)中共湛(江)遂(溪)边委及其辖下各区委会
(1948.10~1949.1)
中共湛遂边委
书 记 唐克敏(1948.10~1949.1)
委 员 唐克敏(1948.10~1949.1)
黎 江(1948.10~1949.1)
林宏发(1948.10~1949.1)
李树生(1948.10~1949.1)
梁 立(1948.10~1949.1)
边委辖下各区委
东区区委
书 记 梁 立(1948.10~1949.1)
委 员 梁 立(1948.10~1949.1)
陈耀明(1948.10~1948.12)
吴友廉(1948.10~1948.12)
支世杰(1948.12~1949.1)
东南区区委
书 记 林梓祥(1948.10~1949.1)
委 员 林梓祥(1948.10~1949.1)
(不 详)
东硇特区区委 1948年12月原东海区改为东硇特区。
书 记 林宏发(1948.10~1949.1)
委 员 林宏发(1948.10~1949.1)
王玉颜(1948.10~1949.1)
唐 平(1948.10~1949.1)
梁 超(1948.10~1949.1)
(十六)中共遂溪县委及其辖下各区委
(1949.8~1949.11) 
中共遂溪县委〖JZ)〗
书 记 周德安(1949.8~1949.11)
副书记 陈质彬(1949.8~1949.11)
委 员 周德安(1949.8~1949.11)
陈质彬(1949.8~1949.11)
黄廷瑶(1949.8~1949.11)
杨华汉(兼组织部长,1949.8~1949.11) 
邹 发(兼宣传部长,1949.8~1949.11)
叶卓锋(兼群运部长,1949.8~1949.1)
梁乔栋(1949.8~1949.11)
县委辖下各区委
东区区委
书 记 黄 列(1949.8~1949.11)
委 员 黄 列(1949.8~1949.11)
支世杰(1949.8~1949.11)
中区区委
书 记 宋自豪(1949.8~1949.11)
委 员 宋自豪(1949.8~1949.11)
曾惠清(1949.8~1949.11)
黄其柳(1949.8~1949.11)
西区区委
书 记 吴 杰(1949.8~1949.11)
委 员 吴 杰(1949.8~1949.11)
陈 生(1949.8~1949.11)
洪 德(1949.8~1949.11)
龙煜明(1949.8~1949.11)
南区区委
书 记 陈质彬(兼,1949.8~1949.11)
副书记 杨 强(1949.8~1949.11)
委 员 陈质彬(1949.8~1949.11)
杨 强(1949.8~1949.11)
王立祉(1949.8~1949.11)
刘 胡(1949.8~1949.11)
朱棠光(1949.8~1949.11)
肖树模(1949.8~1949.11)
吴立本(1949.8~1949.11)
黄巨川(1949.8~1949.11)
蔡修进(1949.8~1949.11)
北区区委
书 记 李志民(1949.8~1949.11)
副书记 李康年(1949.8~1949.11)
委 员 李志民(1949.8~1949.11)
李康年(1949.8~1949.11)
袁罗胜(1949.8~1949.11)
西南区区委
书 记 黄色伍(1949.8~1949.11)
委 员 黄色伍(1949.8~1949.11)
周爱球(1949.8~1949.11)
钟裕谦(1949.8~1949.11)
邱 铭(1949.8~1949.11)
西北区区委
书 记 李 炳(1949.8~1949.11)
委 员 李 炳(1949.8~1949.11)
张立明(1949.8~1949.11)
马观福(1949.8~1949.11)
李志严(1949.8~1949.11)
叶 高(1949.8~1949.11)
邱 毅(1949.8~1949.11)
李炳球(1949.8~1949.11)
 
附录 遂溪人民政权机构及其领导人更迭表
   遂溪人民政权机构及其领导人更迭表
(一)遂溪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
区政府领导人
区 长 全德珠(1945.2~1945.8)
副区长 郑 南(郑锡康,1945.2~1945.8)
区政府工作部门
文 书 马朝伟(1945.2~1945.8)
总 务 梁乔栋(1945.2~1945.8)
财 务 肖光章(1945.2~1945.8)
区政府辖下的联防区办事处
第一联防区(老马片)办事处
主 任 叶大茂(1945.2~1945.8)
第二联防区(山家片)办事处
主 任 李毓淮(1945.2~1945.8)
第三联防区(山内片)办事处
主 任 李琼伦(1945.2~1945.8)
第四联防区(西海片)办事处
主 任 潘立中(1945.2~1945.8)〖LM〗
(二)遂溪县人民解放政府
(1947.4~1949.11)
县 长 周文熙(1947.4~1948.2,未到职)
陈开濂(1948.2~1948.11 )
周德安(1948.11~1949.8)
黄廷瑶(1949.8~1949.11 )
副县长 陈开濂(1947.4~1948.2)
林和庚(1949.8~1949.11) 
县政府工作部门
民政、司法科 
科 长 黄培桂(1949.8~1949.11) 
财政科
科 长 潘立中(1949.8~1949.11)
教育科
科 长 宋希濂(1949.8~1949.11)
县政府辖下各区人民解放政府
东 区
区 长 周德安(1947.4~1947.11)
吴友廉(1947.11~1948.12)
支世杰(1948.12~1949.11)
中 区
区 长 林和庚(1947.4~1949.8)
曾惠清(1949.8~1949.11)
副区长 曾惠清(1947.5~1949.8)
西  区
区 长 梁乔栋(1947.4~1949.3)
陈 生(1949.3~1949.11)
北 区
区 长 李志民(1947.4~1949.6)
袁罗胜(1949.6~1949.11)
南 区
区 长 林飞雄(兼,1947.4~1948.4)
莫 克(兼,1948.4~1948.5)
唐荣益(兼,1948.5~1949.6)
王立祉(兼,1949.6~1949.11)
副区长 全德珠(1947.4~1947.5)
周超群(1947.6~1947.10)
朱棠光(1949.6~1949.11)
洪钟鸾(1949.6~1949.11)
西北区
区 长 周锡经(1947.4~1949.8)
张立明(1949.8~1949.11)
副区长 梁乔栋(1947.5~1947.7)
西南区
区 长 黄培桂(1947.4~1949.8)
副区长 黄色伍(1947.4~1949.6)
东海区
区 长 王玉颜(1947.7~1948.2)
东南区
区 长 李树生(1947.12~1948.2)
附录 遂溪县支前司令部及其辖下机构领导人更迭表
遂溪县支前司令部及其辖下机构领导人更迭表
〖JZ〗(1949.11~1950.5)
县支前司令部 
司 令 员  黄廷瑶(兼)
副司令员   林和庚(兼)
   委 周德安(兼)
   斌(后兼) 
县支前司令部各科、处负责人
财 政 科 潘立中
粮 秣 科 杨恒万 
秘 书 科 廖 生 
总 务 科 杨兆轩 
江洪港口管理处 黄培桂
北潭港口管理处 黎锦典
各区支前指挥部负责人
中 区 曾惠清
东 区 支世杰
南 区 王立祉
朱棠光(后)
北 区 袁罗胜
西 区 陈 生
西北区 张立明 
西南区 黄色伍
附录 遂溪主要人民武装序列表
遂溪主要人民武装序列表
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工农武装
(一) 第六区五乡联合农民自卫军
(1925.10~1927.4)
领导人 黄广渊(1925.10~1927.4)
黄宗赐(1925.10~1927.4)
(二)雷州江洪工团军
(1926.2~1927.4)
领导人 何元余 (1926.2~1927.4)
黄安扬(1926.2~1927.4)
(三)第七区农民自卫军常备中队
(1926.3~1927.4)
队 长 黄雨农(1926.3~1927.4)
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工农武装〖HT〗
(一)乐民农民自卫军
(1927.5~1927.9)〖JZ)〗
1、大队领导人
指 挥 黄广渊(1927.5~1927.9)
副指挥 陈光礼(1927.5~1927.9)
 2、各中队领导人
第一中队队长 薛文藻(1927.5~1927.9) 
第二中队队长 黄宗赐(1927.5~1927.9)
第三中队队长 余道生(1927.5~1927.9)
第四中队队长 黄安扬(1927.5~1927.9)
〖JZ(〗(二)斜阳岛农民自卫军
(1927.9~1932.11)〖JZ)〗
1、整编前农军领导人
 陈光礼(1927.9~1928.5)
薛经辉(1927.9~1928.5)
 2、整编后农军领导人
总 指 挥 陈光礼(1928.5~1931.11)
副 总 指 挥  薛文藻(1929.~1932.秋)
负 责 人   薛经辉(1931.11~1932.11)
第一营营长   符振岳(1928.5~1932.11)
副 营 长     陈中华(1928.5~1932.11)
第二营营长   薛经辉(1928.5~1932.11)
副 营 长   途道生(1928.5~1932.11)
〖JZ(〗(三)东海岛农民自卫军
(1927.9~1931.9)〖JZ)〗
领导人 黄凌氏(女,1927.9~1931.9)
三、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一) 抗日联防区和联防武装
信和乡(深坭塘)民众抗日联防委员会和常备队
(1943.7~1944.秋)
信和乡民众抗日联防委员会
主  任 卜登勋(1943.7~1944.秋)
副主任 梁怀明(梁立,1943.7~1944.秋)
卜建中(1943.7~1944.秋)
常备队
队 长 卜建中(1943.7~1944.秋)
副队长 郑贤儒(郑善卿,1943.7~1944.秋)
卜国伟(1943.7~1944.秋)
第二区抗日联防委员会和联防中队
(1943.冬~1944.8)
第二区抗日联防委员会
主 任 秦荣升(1943.冬~1944.8)
副主任 陈炳崧(1943.冬~1944.8)
联防中队
队 长 杨起德(1943.冬~1944.8)
山内抗日联防区和联保队、常备队
(1943.7~1944.8)
山内抗日联防区
主 任 李琼伦(1943.7~1944.8)
联保队
队 长 李仁廉(1943.8~1944.8)
常备队
队 长 郑世英(1943.8~1944.8)
副队长 李仁廉(1943.8~1944.8)
指导员 陈慎辉(1943.8~1944.8)
 
泮塘抗日联防区和常备队
(1943.冬~1944.秋)
泮塘抗日联防区
主 任 陈仁耿(1943.冬~1944.秋)
常备队
队 长 陈 贵(1943.冬~1944.秋)
 
洋青抗日联防区和常备队
(1943.冬~1944.秋)
洋青抗日联防区
主 任 陈世连(1943.冬~1944.秋)
党组织负责人 陈 拨(1943.冬~1944.秋)
常备队
队 长 陈马仁(1943.冬~1944.秋)
副队长 陈树启(1943.冬~1944.秋)
指导员 陈理荣(1943.冬~1944.秋)
 
山家抗日联防区常备队
(1944.春~1944.秋)
中队长 李绍香(1944.春~1944.秋)
事务长 洪 德(1944.春~1944.秋)
 
北潭抗日联防区常备队
(1944.春~1944.秋)
中队长 全德秋(1944.春~1944.秋)
 
 
 
田西抗日联防区和联防中队
(1944.8~1945.8)
田西抗日联防区
主 任 黄廷瑶(1944.8~1945.8)
副主任 朱秀升(1944.8~1945.8)
联防中队
队 长 黄廷瑶(兼,1944.8~1945.8)
 
吾良、祥川抗日联防区和联防队
(1944.8~1945.8)
吾良、祥川抗日联防区
主 任 陈进南(1944.8~1945.8)
副主任 陈自敏(1944.8~1945.8)
蔡裕盘(1944.8~1945.8)
 
联防队
队 长 陈进理(1944.8~1945.8)
副队长 陈安天(1944.8~1945.2)
指导员 朱日成(1944.8~1945.4)
遂北抗日联防委员会和政工队、常备队
(1944.秋~1945.8)  
遂北抗日联防委员会
主 任 梁 立(1944.秋~1945.8)
副主任 陈华荣(1944.秋~1945.8)
党代表 陈 樊(1944.秋~1945.8)
政工队
队 长 杨恒万(1944.秋任)
叶 锦 (1945.8止)
常备队
队 长 梁廷有(1944.秋~1945.8)
(二) 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遂溪县卜巢山抗日游击中队
(1943.3~1944.8)
中队长   黄其炜(1943.3~1944.2)
副中队长 陈熙哲(1943.3~1944.8)
指导员 陈同德(1943.3~1944.8)
军 需 洪 荣(1943.3~1944.8)
中区抗日游击中队
(1943.8~1945.1)  
中队长 陈熙古(1943.8~1945.1)
指导员 陈熙古(兼,1943.8~1945.1)
副中队长 陈益光(1943.8~1945.1)
副指导员 陈洪宜(1943.8~1945.1)
 
东区抗日游击中队
(1944.2~1944.秋)  
中队长   黄 桂(1944.2~1944.夏)
副中队长 梁汝新(1944.2~1944.秋)
指导员   廖 华(1944.2~1944.秋)
 
西区抗日游击中队
(1944.秋~1944.冬)  
中队长   张鸿谋(1944.秋~1944.冬)
副中队长 李康绪(1944.秋~1944.冬)
指导员   李琼伦(后改任小队长,1944.秋~1944.冬)
事务长   李恒生(后任指导员,1944.秋~1944.冬)
西区抗日游击中队
(1944.秋~1944.冬)  
中队长 陈永哉(1944.秋~1944.冬)
指导员 肖光章(1944.秋~1944.冬)
教 官 郑世英(1944.秋~1944.冬)
 
西区抗日游击中队
(1944.10~1944.冬)  
中队长 李亚秋(1944.10~1944.冬)
指导员 何 珍(1944.10~1944.冬)
事务长 李毓淮(1944.10~1944.冬)
 
东区抗日游击中队
(1944.秋~1944.冬)  
中队长 梁 甫(1944.秋~1944.冬)
 
西北区沿海区抗日游击中队
(1944.秋~1944.冬)
中队长 全康傅(1944.秋~1944.冬)
指导员 陈理祥(1944.秋~1944.冬)
 
南区抗日游击中队
(1944.秋~1944.冬)
中队长 蔡乃吉(1944.秋~1944.冬)
指导员 唐荣益(1944.秋~1944.冬)
 
南区抗日游击中队
(1944.秋~1944.冬)  
中队长 周德安(1944.秋~1944.冬)
 
南区抗日游击中队
(1944.秋~1944.冬)
中队长 黄昌候(1944.秋~1944.冬)
指导员 沈 潜(1944.秋~1944.冬)
 
 
西南地区第一、二、三抗日游击中队
(1944.4~1945.1)
第一中队
中队长   黄培桂(1944.4~1945.1)
副中队长 廖思仁(1944.4~1945.1)
第二中队
中队长   陈熙哲(1944.7~1945.1)
第三中队
中队长   黄廷瑶(1944.8~1945.1)
指导员   朱日成(1944.8~1945.1)
 
 
 
西南地区抗日游击中队
(1944.8~1945.1)
中队长   唐协森(1944.8~1945.1)
副中队长 黄 炳(1944.8~1945.1)
 
 
遂溪人民抗日联防(雷州人民抗日游击)大队
(1944.8~1944.10)
遂溪人民抗日联防大队
大队长 马如杰(1944.8.9~8.下旬)
政 委 陈兆荣(1944.8.9~8.下旬)
参 谋 林 杰(1944.8.9~8.下旬)
联防主任 陈开濂(1944.8~ )
雷州人民抗日游击大队
大队长 唐才猷(1944.8.下旬~1944.10)
政 委 陈兆荣(1944.8~1944.10)
参 谋 林 杰(1944.8~1944.10)
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
(1944.10~1945.1)
大队长 支仁山(1944.10~1945.1)
政 委 唐多慧(1944.10~1945.1)
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大队
(1944. 11~1945. 1)〖JZ)〗
大队长   洪 荣(1944.11~1945.1)
政 委   王 平(1944.11~1945.1)
副大队长 郑世英(1944.11~1945.1)
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
(1944.11~1945.1)
大队负责人 唐才猷(1944.11~1945.1)
黄其江(1944.11~1945.1)
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支队第一、二、三大队
(1945.1~1945.4)
第一大队
大队长 支仁山(1945.1~1945.4)
政 委 唐多慧(1945.1~1945.4)
第二大队
大队长    洪 荣(1945.1~1945.4)
政 委    沈 潜(1945.1~1945.4)
副大队长  郑善卿(1945.1~1945.4)
第三大队
大队长 郑世英(1945.1~1945.4)
政 委 王 平(1945.1~1945.4)
遂南人民抗日游击大队
(1945.2~1946.3)
大队长   莫志中(1945.2~1946.3)
政 委   陈同德(1945.2~1945.5)
陈兆荣(1945.6~1946.3)
副大队长 唐协森(1945.4~1945.6)
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
(1945.5~1945.10)
团 长 黄景文(1945.5~1945.10)
政 委 唐才猷(1945.5~1945.10)
政治处主任 李廉东(1945.5~1945.10) 
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团
(1945.5~1945.9)
团 长 支仁山(1945.5~1945.9)
政 委 支仁山(兼,1945.5~1945.9)
副团长 郑世英(1945.5~1945.9)
四、党领导的人民武装
(1945.9~1949.11)
(一)遂溪县军事领导小组
(1946.9~1947.3) 〖JZ)〗
书 记 李晓农(1946.9~1947.3)
指 挥 金耀烈 (1946.9~1947.3)
副指挥 郑世英(1946.9~1946.3)
(二)遂溪西南独立营
(1947.2~1947.3)
营 长 陈可平(周超群,1947.2~1947.3)
副营长 陈龙门(1947.2~1947.3)
(三)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一团
(1947.3~1948.2)〖JZ)〗
团 长 金克平(金耀烈,1947.3~1948.2)
政 委 李 民(李晓农,1947.3~1948.2)
副团长 郑德尧(郑世英,1947.3~1947.4)
政治处主任 陈 拨(未到职)
莫 克(1947.6~1948.2)
(四)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二团
(1947.4~1948.2)
团 长 郑世英(1947.4~1948.2)
政 委 陈兆荣(1947.4~1948.2)
政治处主任 陈 拨(未到职)
        吴 群(1947.11~1948.2)
(五)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九(十二)团
(1947.6~1948.2)
团 长 宋 群(1947.6~1947.8)
陈 拨(1947.8~1948.2)
政 委 宋 群(兼,1947.6~1947.8)
副团长 唐 泰(1947.6~1948.2)
黄鼎如(1947.6~1948.2)
副政委 欧汝颖(1947.6~1948.2)
政治处主任 杨美经(1947.6~1948.2)
(六)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支队第八团(六支第十八团)(1948.4~1950.11)
二支第八团领导人 
团 长 郑世英(1948.4~1949.6)
政 委 马如杰(1948.4~1949.6)
副团长 唐 林(1948.4~1949.6)
陈龙门(1948.11~1949.3) 
副政委      陈 拨(1948.4~1949.6)
政治处主任 陈 拨(兼,1948.4~1949.6)
六支第十八团领导人
团 长 唐 林(1949.6~1950.1)
政 委 陈 拨(1949.6~1950.1)
副团长        唐仕宏(1949.6~1950.1)
政治处主任    王 南(1949.6~1950.1)
政治处副主任 陈 英(1949.6~1950.1)
(七)遂北独立营
(1949.2~1949.7)
营 长 陈景春(1949.2~1949.7)
政  委 何 德(1949.2~1949.7)
副营长 李 引(1949.2~1949.7)
副政委 谢华胜(1949.2~1949.3)
陈耀南(1949.3~1949.7)
(八)遂南独立营
(1949.3~1949.7)
营 长 陈龙门(1949.3~1949.7)
政 委 唐荣益(兼,1949.3~1949.7)
副营长 廖文昆(1949.3~1949.7)
(九)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支队
第七(四)团(粤桂边纵队警卫团)
(1949.4~1950.1)
二支第七团
团 长 郑世英(1949.4~1949.6)
政 委 陈 拨(1949.4~1949.6)
副团长 苏 良(1949.4~1949.6)
郑贤培(1949.4~1949.6)
政治处主任 全如九(全国明,未到职) 
二支第四团 
团 长 苏 良(1949.6~1949.9)
政 委 杨美经(1949.6~1949.9)
副团长 郑贤培(1949.6~1949.9)
政治处主任 王 葵(1949.6~1949.9)
边纵警卫团 
团 长 苏 良(1949.9~1950.1)
政 委 唐荣益(1949.9~1950.1)
副团长 郑贤培(1949.9~1950.1)
政治处主任 王 葵(1949.9~1950.1)
(十)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支队第五团
(1949.7~1950.1)〖JZ)〗
团 长 陈龙门(1949.7~1950.1)
政 委 唐荣益(1949.7~1949.9)
何 珍(1949.9~1950.1)
副团长 陈景春(1949.7~1950.1)
副政委 陈耀南(1949.7~1950.1)
政治处主任 陈耀南(兼,1949.7~1950.1)
附录   党领导的主要群众团体序列表
(一)雷州青年同志社
(1922.夏~1927.4)
负责人 黄学增(1922.夏~ )
主 任 韩 盈(1925.秋~1927.4)
副主任 黄广渊(1925.秋~1927.4)
〖JZ(〗(二)雷州江洪渔业工会
(1926.1~1927.4)
主 席 何元余(1926.1~1927.4)
三)遂溪县农民协会
(1926.4~1927.4)
委员长 邓成球(1926.4~1927.4)
(四)共青团遂溪县支部
(1926.6~ )
书 记 刘 坚(1926.6~ )
(五)遂溪县除暴安良会
(1925.10~ )
主 任 陈荣位(1925.10~ )
(六)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遂溪分会
(1926.4~1927.4)
主 席 钟竹筠(1926.4~1927.10)
黄凌氏(1926.10~1927.4)
(七)遂溪县学生联合会
(1926.4~1927.4)
主 席 陈星焜(1926.4~ )
(八)遂溪县商民协会
(1926.4~1927.4)
主 席 陈斗南(1926.4~ )
(九)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
(1938.8~1940.夏)
总干事 陈其辉(1938.8~1940.4)
干 事 黄其江(1938.8~1940.3)
殷 杰(1938.8~1940.夏)
王国强(1938.8~1940.4)
邓麟彰(1938.8~1940.5)
支仁山(1938.8~ )
周 程(1938.8~1940.夏)
黄 枫(1938.8~1940.夏)
陈 炎(1938.8~1940.夏)
卢 震(1938.8~1940.夏)
李品三(1938.8~ )
(十)遂溪妇女抗敌同志会
(1938.9~1940.夏)
负责人 张雪馨(1938.9~1940.夏)
支秋玲(1938.9~1940.夏)
(十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遂溪县委员会
(1949.8~1949.11)
书 记 洪 德(1949.8~1949.11)
(十二)遂溪县民主妇女联合会
(1949.11成立)
主 席 林 英(1949.11~ )
 
后 记
中共遂溪县委向来重视党史工作,根据中央的部署早就提出要写一部“可信可读”的遂溪地方党史,以告慰无数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英勇牺牲的先烈,教育、激励广大党员、群众和年轻一代。
中共遂溪县委党研究室成立于1980年9月(1991年3月前称党史办公室),经过多年的努力,征集和整理了数千万字的回忆录、口碑资料以及档案、文献资料,先后出版了《中共遂溪县党史大事记》第一卷、《中国共产党遂溪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等书刊和一批专题资料,为编写《中国共产党遂溪地方史》第一卷(1921—1949)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曾在县委党史研究室参与党史征研工作的有:黄培桂、林少强、李尊、刘克明、吴意、杨杰生、张弸、陈泽南、肖火朝、方良锋、陈光熙、谭光梅、郑英、谢忠、张伟明、黄河清、陈华、程哲鸣、邓红峰、蔡秋桑等。2001年10月,根据中央的部署,县委党史研究室根据张弸1992年拟的编写纲要进行修改和补充,几经讨论和研究,才敲定了本书的编写提纲。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曾庆榴和革命老前辈对提纲给予了肯定,并对编写工作做了具体指导。2001年底,县委成立了征编领导小组,县委主要领导张志、何成华、湛岳登先后担任组长,县委分管党史工作的领导陈荣、梁丽霞先后任主编,并邀请黄其江、唐才猷、黄明德、王国强等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以及原中共遂溪县委、县人民政府顾问许裕为顾问,谢忠任编写组组长。2002年2月开始着手撰写,年底写出了初稿。杨杰生提供第一、二、三章初稿,陈华协助;陈泽南提供第四章初稿,邓红峰协助;程哲鸣提供第五章初稿,谭光梅协助。随后,由谢忠统稿,经过2年多的修改和补充,前后五易其稿,书稿与革命老前辈见面后得到了肯定和好评。许裕顾问等受县委和革命老前辈的委托自始至终跟踪此书的编写,为此书的编写和出版付印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4月底和5月底,党史研究室先后在广州、湛江邀请部分革命老前辈召开了定稿会议。参加广州定稿会议的革命老前辈有:黄其江、唐才猷、王国强、殷杰、王戈木等;参加湛江定稿会议的革命老前辈有:黄明德、陈质彬、谭德、周立人、支秋玲、何德、何珍、陈华荣、宋自豪、李炳、林英、叶锦、黄色伍、叶高、许裕等;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和部分专家、学者也应邀参加了湛江定稿会议。两次定稿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对这部党史进行了反复讨论、推敲和修改。之后,请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张弸副主任等进行审改,遂成此书。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中共遂溪县委、遂溪县人民政府和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以及许多革命老前辈、专家、学者一直给予高度关注、指导和鼎力支持,我们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负责撰写和参与本书工作的全体人员,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遵循“实事求是、存真求精”的原则,努力按正确的修史原则和方法来从事遂溪地方史的编撰工作。我们希望这部党史对读者了解遂溪地方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有所帮助。但由于编写水平有限,加上本书内容时间跨度大,牵涉的事件和人物较多,书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准确之处,希望读者对这部党史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
 
中共遂溪县委党史研究室
2004年10月